吉普赛音乐和瑞士吉普赛人

提到吉普赛人,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形象呢?大篷车上一家老小的漫游者?比才歌剧里那个爱情飘乎不定却又热情迷人的卡门?巴黎拉丁区衣衫鲜艳华丽的年轻男女?波兰小城抱着水晶球指点你爱情吉凶的男女莫辨的大妈叔?在欧洲旅行时那些深色面孔、乌黑卷发、拉帮结队,看着就像小偷和骗子的不知来路的人们?这些都是,也都不是。

吉普赛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小到仿佛这个人群只活在传说和电影中,但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确是实实在在的一大群人,在国家的夹缝中努力或者“不努力”的活着;他们如同犹太人一样,是欧洲文明大写的“他者”,他们到来的历史已有千年,在这里的文学和艺术中留下深刻的印迹,却不能或不愿被安置到一个固定和专断的文化版图里,成了永恒的边缘人。他们在二战中一样遭受种族屠杀,但因为没有经营社会组织的传统,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持,而在战后的反思与纪念中被忽视和遗忘。所以,吉普赛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我不知从哪开始写。但我又总是被他们的历史、文化、音乐和现实处境深深吸引着,无法自拔,所以一有时间就看一点写一点,今天发的是一年前2015年秋天写的一段日志。现在读了更多的文章和资料,觉得当时写得很浅,但还是先发上来吧。

我发现中文世界中几乎还没有任何对吉普赛的真正研究,网上的信息绝大多数也是“道听途说”,而旅行和寄居于欧洲的用中文写作的人,往往又因为不了解而对他们充满学来的偏见和歧视。等我熬完了这PhD,有了时间和精力,一定要好好写一本关于吉普赛的书出来。

(2016年11月7日 苏黎世 卢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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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的天空才更像苏黎世的深秋了,7点多时天尚清明,9点左右雾气从四周潮起,在穹顶合围,将世界涂满沉静的灰色。窗外我们一直厌弃责骂的瑞士面粉厂大楼,如今成了天气的阴晴表。每日如果晴天,它的东向面便明亮得像一面镜子,在周遭的林木房屋之前宣告着阳光明媚的好消息;如果阴天,它的无装饰的水泥面孔便模糊起来,以至分不清这并肩双塔的界限。上周末听一位建筑杂志的主编讲,在这以保守著称的小城,当年之所以能通过这突兀的高塔建筑方案,除了许多年青投票人想反叛僵固的文化气氛外,还有一点,就是城市的规划者想保留一些苏黎世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特征。他们不想移走这个已慢慢被包裹在城中的面粉厂,但地价太高规定太多,又限制他们扩大地盘,所以只好平地升起这两座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高塔。

有许多城市在通过现代工业的积累富裕起来后,便拼命挖掘更古旧的历史,掩饰新富的轨迹,仿佛抓住了过去,便抓住了道德上的优越感。而苏黎世的这种保留,抛开商业的因素不说,如果是真诚的,反倒正成就了一种对历史坦然的胸怀。我们所讨厌的破坏天空的丑陋的水泥塔,又冥冥中担当着我们所推崇的规划之坦诚和观念之多样,这也许恰便是生活世界中无数悖论化存在的例证吧。

我的手机

因为周五想去听一个吉普赛的音乐会,这两天翻出电脑中的吉普赛音乐来听。今天早上,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着窗外萧疏的秋意。除了球场绿地上偶尔群飞的白鸟,世界一片寂静。他们悠远沧桑、跳跃中富含悲凉的声音,这时候才更透人肺腑动人心魄。《When The Road Bends》是一部关于印度,西班牙,马其顿,罗马尼亚的四个乐队到美国一起演出的纪录片,我两年之前看过,从那之后,这个大路转弯处的意象,便总与他们的音乐连接在一起。根据现代语言学家的追寻,他们据说从印度飘泊而来,因为异教的信仰,被教宗惩判千年不得安居,所以他们在这片大陆上从南到北,乘着大篷车东迁西走。他们算命,赌博,杂耍,偷盗,恋爱,负心,他们到来,又离开,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他们带来关于外面世界的消息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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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剧照https://outnow.ch/Movies/2006/GypsyCaravan/Bilder/

他们没有故乡,但当现代民族国家拼命用相像创造故乡时,他们却成了最有故乡的人,因为故乡永恒的失落了,所以要在歌声中把它召唤回来。他们命运和犹太人相似,也经常被同样对待。有意思的是,我最先开始了解吉普赛的世界,是从Fran大姐的身世故事中,可真正认真的看瑞士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资料,还是从被那扑朔迷离的“种族主义”医生带去Endingen的犹太古墓地开始。之后,又知道之所以瑞士的犹太人历史和吉普赛人历史被研究保护重现,跟他们的第一位犹太裔联邦委员Ruth Dreifuss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现代选举代表制度的一个“悖论”或者说现代身份政治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所代表的选民和政党可能和她本身的族群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却间接的发生了双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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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吉普赛人” Yeniche人

也许瑞士的吉普赛人搭了瑞士犹太人的便车吧。其实所谓的瑞士叶尼什人(Yeniche)可能跟平常意义上的从东方来的吉普赛人没有关系,他们自称是古代欧洲凯尔特人的遗民,是一群像吉普赛一样没有安居生活的人群。因为人们习惯了用吉普赛来称呼所有飘泊无国者,所以也这样叫他们。很多人可能没法想像,像瑞士这样一个以人道和平著称的国家,为了让这些不符合现代国家理念的人口安定同化到国家中,在1926-1973年之间,实施了一个被称为“大路的孩子”(Kinder Der Landstrasse)的文化改造或者说文化消灭方案。总计590多个孩子被从Yeniche家庭中强行带走,送给瑞士家庭、精神病院、孤儿院甚至监狱,70年代在经过媒体披露报道引起大规模的批评后,政府才中止这一政策。Fran大姐的叔叔,便是“大路的孩子”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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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路的孩子”的同名电影剧照http://alchetron.com/Children-of-the-Open-Road-90008-W

弗拉明戈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西班牙音乐的代名词,据称它的起源跟三种疏离的人群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曾经过往的穆斯林摩尔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尽管结合了现代国家身份政治与文化产业的旅游业,几乎已经把它驯化压制成单向的代表西班牙的文化符号,但音乐中总有它桀骜不屈的难驯之味。一个有着历历可寻的身份与文化符号的灵魂,也可能常常与世界疏落。我坐在安静的房间,却如坐在辚辚萧萧的大篷车中,在那噼啪缓促的吉它声里,在那老妇人呼唤灵魂与故乡的苍凉声音里,我脑子里满是加纳利岛上日暮时的大西洋,那辽远宏阔的大海,那世界的边缘和尽头,那大路转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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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想象中的弗拉明荆戈http://www.citylifemad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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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s of Gypsy Flamenco》专辑封面

纪录片《when the road bends: tales of a Gypsy caravan》

音乐《Legends of Gypsy Flame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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