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越加自信地将目光投向日本。作为毗邻，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很奇葩。他们富于审美、却崇尚武力，彬彬有礼、却冷酷血腥，因循守旧、却探索新知。
为什么有强烈“求存意识”的岛国，对死亡却如此钟情？为什么承认战争失败，却从不反省战争罪行？为什么色情业如此发达，强奸犯罪率却世界最低？又为什么奋发有为，却永远落得“千年老二”尴尬境地？太多的矛盾和困惑，激起我们探究的热情。
了解日本，可从思维方式说起。有人说，中国人看世界是“圆的”，而日本人是“直的”。之所以有此差异，始于生活环境不同。中国地大物博，天然具有包容性，于是讲究中庸、信奉阴阳，善于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世界，因而显得圆滑。然而，日本孤悬海外，自古存在割裂感，缺乏文化碰撞，视野相对封闭，思维模式也就趋于定向简化，加之狭窄凶险的生存环境，也要求他们用最简洁高效方式认知世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日本人的直线思维。
1.直线思维下的日本文化，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衍生。
走进日本文化，会发现其核心理念都源于中国，但又有所不同。比如，中国人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日本人搬去照用，但都作了直线延伸。延伸的结果往往是走极端，走极端的日本文化，有的让国人嗤之以鼻，有的却被传为美谈佳话。
比如，把“忠”和“孝”做到极致，往往让国人无法接受。
中国人讲“忠”，有个前提条件，就首先要“仁”。中国人忠于“仁君”，是有选择性的“忠”，倘若遇到“暴君”，理应将其推翻；但狡猾的日本天皇，在汲取中国文化时，先拿掉了“忠”前的“仁”，日本人效忠天皇，就成了无条件的“忠”。日本建国几千年来，天皇“万世一系”，全是他们家来统治。
于是，“忠”成了日本人的最高价值观念，面对效忠对象，可以达到没有原则的地步。二战期间，战争是为了执行天皇的旨意，投降也是为了让陛下安心。只要是天皇的旨意，日本人就无条件地执行，至于旨意本身的对错，仿佛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投降诏书”发布前，大批日本人围困皇宫进行阻止；诏书发布后，无论满洲、菲律宾的将军，还是本土的东条们，全都无条件执行。昨天，日本人还“誓用竹枪与美国人玉碎”；今天，日本人就“极其礼貌地迎接盟军到来”。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天皇的旨意。
日本人讲“孝”，也是绝对的“孝”。在日本，父母具有绝对权威，即便不值得尊敬，也必须遵从孝道、绝对服从。
《菊与刀》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贫苦农村的女孩子，因为天灾被父亲卖到了妓院，她的老师知道后，发动全村为她捐款赎身。然而这笔善款却被老师的母亲偷走了，对此，这位老师不得不担负全部罪责。最后，他的妻子为了维护其名誉，留下罪己遗书，抱着婴儿跳河而死，事情宣扬出去后，居然没有人追究这位母亲的责任。对此，中国人看来，这个悲剧显然是这位偷钱母亲造成的，但在日本人不这么认为，母亲是尽孝的对象，怎么能够加以指责呢？
虽然“忠”和“孝”也是中国人推崇的观念，但在日本却变了味道，他们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从不拐弯。
再比如，把“信”和“义”做到极致，却常常引来国人为之惊叹。
讲究辨证的中国人，在“信义”理念上也崇尚“极端”，至少希望别人能做到“极端”。曹操讲：“宁愿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就是生动写照。
日本人讲究信义，答应的事情，会像傻缺一样做下去；中国人讲究变通，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性的执行。笔者认为，两者各有利弊，甚至中国人的做法更合理。可惜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人人都有想法，最终一盘散沙。于是应了那句话：“自作聪明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条龙，聚在一起就是一群虫。”
当中国人陷入信义缺失的困境时，走极端的日本人便无形中高大起来。我们常拿日本人的信义作类比：空无一人的夜里，没人闯红灯；干净整洁的街道，没人丢垃圾；卖出几十年的房子，一旦出了问题，开发商也不推卸责任；如果出现公共责任事故，政府官员甚至自杀谢罪……这些都让国人感慨不已。
2.自杀，是直线思维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
自杀，在中国人眼里是懦弱的行为。然而，在日本人眼里，自杀是一种勇敢的举动，甚至应该用欣赏的角度去审视自杀的美。
我们常以此认定日本人压抑变态，但也可以从思维模式的差别中找到答案。中国人讲究辩证思维，认为总有办法解决问题，哪有那么想不开？所以，中国人讲，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是直线思维，而直线的端头必然指向消亡。
所以，日本人以死表达忠诚，以死捍卫名誉，以死证明清白。在他们眼中，死者为大，以死了断是值得尊敬的。因此，日本讲究悲情文化，他们文学名著结尾往往是断崖式的悲情，比如，双双殉情、跳崖身亡、剖腹自尽，而后剧嘎然而止，不会留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幻化成蝶”的遐想，更不会出现张生与崔莺莺“终成眷属”的圆满。
直线思维，也使得日本人陷入“忠与孝”“情与义”的道德困境。撼动日本人心弦的《四十七士物语》，讲述的是四十七名武士，为了实现对主君的“义”，不惜抛妻弃子杀父，最终为主君报仇的故事。矛盾的是，报仇的对象是另一位地方权贵“大名”，这就违背了幕府将军的旨意，为了洗刷自己对将军的不忠，他们最终选择剖腹自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有奉父母之命被迫离婚，最后双双殉情的；有奉“大名”之命刺杀将军，却最终因为“忠”放走了将军，却因为“义”为“大名”献身的，等等。这些让中国人毁三观的故事，在日本民间却被奉为经典。
由于中国人懂得变通，能够平静的看待“忠孝难两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少了很多悲情。可日本人却力求两者统一，但两条认知的直线却无法交叉，自杀就成了彼此兼顾的最好方式。
3.直线思维下的“报恩文化”和“耻感文化”
日本人讲求报恩，也讲究报仇，程度都远超中国人。在“报恩文化”下，对于“忠孝”这样的大恩，日本人能以命相报；生活中，即便是陌生人的恩惠，也要“报恩于万一”。由于报恩的成本很高，因此，人情便成为日本人沉重的负担。
在公交车上，很少看到日本人让座。不是因为他们过份自立或不懂礼貌，而是日本整个社会都在极力避免让人陷入人情，因为报恩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比如，走路时东西掉地上了，中国人帮助捡回来，对方只需要说一声“谢谢”；而日本大多视而不见，如果你好心帮了这个忙，他们可能诚惶诚恐地讲：“这该如何得了”，因为会担心没有机会回报恩情，让自己陷入道德困境。
因此，日本人之间很有礼貌，却又极力保持距离。他们显得冷漠无情，恰恰是因为他们太重情义。
日本人把“廉耻”发展到极端，也展现出一种“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耻感文化”没有太多善恶标准，也不会有忏悔和赎罪。日本人心里没有“天知地知”，只有“你知我知”，只要没人知道，就可以当做什么也没发生。所以，即使自己认识到做错了事，也无法忍受别人的指责，而只会极力的掩盖和回避。这就是日本人千方百计掩盖战争罪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对上级又另当别论了，因为“忠”又是最高道德。
中国人可以受“胯下之辱”，认为侮辱我，暴露的是你的缺德。而日本人则对此不可理喻，他们可以原谅杀人者，但不可以原谅侮辱者，因为侮辱是伤害人的心灵，而心灵远比肉体重要。
日本人可以用生命捍卫荣誉，因此做事则极富责任感。他们不需要监督，也能在耻感文化的驱使下拼尽全力工作。有个故事讲，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建造一座桥，为了观测水文对桥身的影响，他在桥头一住好多年，硬是死在那里。这种视职责高于生命的精神，是日本人荣誉观念的集中体现。
此外，直线思维也有效切割了善恶标准。他们可以把婚姻和爱情分得很开，甚至可以歌颂婚外情。对感官上的享受也十分宽容，只要不和自己的职责义务发生冲突，就应当尽情享受，这与廉耻无关。所以，日本色情文化如此发达，日本人并不感到耻辱，他们觉得这只是感官上的享受而已，甚至是应该挖掘和培养的。
4.“千年老二”日本人
日本国运的兴衰，也体现出直线思维色彩。
日本人崇拜强者，永远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强者面前，他们遵循的是“学习-改造-超越”的惯性模式。日本制造业就体现了这种模式，所以日本人特别具有“匠人精神”，日本的产品深受中国人青睐。日本人喜欢研究“道法”，他们喝茶有“茶道”，比武有“剑道”，从军有“武士道”，也体现出一种认真较真的钻研精神。
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日本人可以把眼前的事情做到极致，但战略思维却比较匮乏。日本可以通过学习对手、改造自己、超越强者，但永远无法成为领头羊的角色。几千年来，日本从未有过类似中国诸子百家、欧洲文艺复兴式的思想社会革命，他们通过学中国、学欧洲、学德国、学美国输入文化，可以成为优秀的学生，但无法成就真正的自我。
这种直线思维，帮助日本的迅速崛起，又造成日本陷入泥潭。二战期间，无论是对华侵略，还是对美开战，虽然很多事情违背初衷，但日本人始终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走，根本无法回头，最终走向毁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地理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思维模式。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但中国人多了“变通”，日本人多了“极端”。做“极端”的事情，有时看上去过瘾，实则深藏祸端。为此，中国人应当有文化自信，在充分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学会辩证看待、批判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