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钓台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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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严子陵这个人还是在文革时期读毛泽东主席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时，从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最后一句“分湖便是子陵滩”的注解中才知道严子陵以及相关的典故。

严子陵钓鱼台在富春江边，从主席的和诗里 “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的诗句里就想当然地断定那个子陵滩在富春江边是应该不会错的。多年前在富阳出差，宾馆就在富春江畔。清晨与黄昏时分，喜欢沿着江边散步，清晨的江面上袅绕着薄薄的雾气，弯弯曲曲的江边小路，随山势而起伏的石阶，蓦然一个转角便在绿树丛中露出亭阁的一角来。那时那刻，自然而然地便会想起严子陵来，归隐在这样的优美静谧的地方垂钓当然不会只是为了钓几条鱼，比起姜太公在渭水之滨假模假样地用直钩垂钓就更少了一份沽名钓誉与功利性。那年因俗务缠身而没能去成严子陵钓台，留下了几分遗憾，也留下了几许念想。

日前，朋友们一起去桐庐芦茨农家乐，农家乐的所在离严子陵钓台不远，总算还了那久远的夙愿。

这里的富春江面宽阔了许多，岸上的绿树丛中有不少楼台亭阁，牌坊石碑，愈发地让人因这历史遗迹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顿厚生出几分敬意来。钓鱼台有东台与西台，都是高高地耸立在江边，不知道站在这样的高台上要手持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才能够钓鱼，抑或是子陵本来只是在河滩上垂钓后人牵强附会地将高高的石台指认为严子陵钓台好像圣贤就该高高在上而不管在那里是否能垂钓。难怪郭沫若在游历了钓鱼台后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岭上投竿殊费解……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对那些辞官回乡，归隐田园的隐士赞许有加，赞赏他们那种放浪形骸如野鹤浮云般的悠闲，那种荡舟于江湖之上长啸于山林之间的狂放，那种倚南窗以寄傲园日涉以成趣的飘逸。一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千百年来成了众多“隐粉”们的绝唱，如今很是流行“农家乐”，让那些成不了隐士的城市人花点银子到农村去住上几天，好像白天在山林里转上几圈，餐桌上吃点农家菜，就算田园生活了。其实这隐士也不是人人都能当得的，且不说你是否有那“一亩三分田”让你不至于饿着肚子去淡泊以明你的志，如果那不是问题但你如没有那高出八斗的才气即使你归隐了山林充其量也只是个粗俗的农夫、渔夫或樵夫而已。

曾经很敬慕那些隐士，敬慕他们在混沌浊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操守，敬慕他们睥睨世俗放浪形骸的狂放不羁，敬慕他们甘于清贫持才自傲的淡迫名利。那时常常在与同学好友以茶代酒彻夜长谈抨击时弊时因为没有虱子可扪而感到些许的缺憾，随着年岁增长对此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并为自己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且不说礼仪到是非不分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是否还值得称道，就是割股奉君不言禄的介子推为了自己的气节搭上了老母亲的性命是否有悖百事孝为先；西晋那位为了一口家乡的莼菜鲈鱼烩而辞官回家的张翰弄得松江的鲈鱼遭到了灭顶之灾，纷纷效仿名流的后果是今天松江的河道里已经找不到四鳃鲈鱼了；醉生梦死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弃治天下之志而独修其身，不知道弃天下兴亡而不顾的人是否真能修好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自命不凡的隐士常常是些患得患失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岂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乱世动荡国家危难之时，再怎么修炼也难成正果。

我很推崇苏东坡，不仅仅是他的诗词，而是他的处世为人。他在京为官时敢于直抒己见不怕得罪了当朝宰相改革派王安石，贬职外放杭州等地更是做好地方官造福一方，即使流放到海南儋州也不忘兴学办时教，成了儋州文化的开拓者。这种宠辱不惊，不畏谗讥，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以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才应该成为士大夫的楷模。

不会写游记，结果将游记写成了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有点难为情。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