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州南山枰
因为一部书，产生一门学问，在中国有过，那是《红楼梦》，其学科叫红学；因为一个人，产生一门学问，在中国有过，那是钱钟书，其学科叫“钱学”；因为一篇文章，产生一门学问，在中国有过，那是《兰亭集序》，其学科叫“兰亭学”！
早在十五年前，华仁德、白谦慎在2000年时提出了“兰亭学”概念；毛万宝在2011年进一步认为“兰亭学”包括永和九年兰亭集会相关人物研究，《兰亭集序》版本研究，由兰亭衍生出的文化研究、兰亭遗址研究等。在对《兰亭集序》及其兰亭诗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重点研究了《兰亭集序》所蕴含的思想，如陈碧认为，《兰亭集序》文中从山水之乐转到死生之悲，透射出深层的忧患意识，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对世道人生的态度；孙明君认为兰亭雅集是一次当地士族文人的雅集，展示以“官二代”“富二代”“学二代”为主的门阀士族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政治忧患；刘跃进认为，兰亭雅集名士在享受集会欢乐的同时也颇流露出人生的无奈之感。
今天，笔者不揣冒昧，也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之上，再来研读此序。笔者感受到领悟此文之要领，只需要抓住一“乐”、一“悲”之情感线索，便能体会此文之妙处。正因为有此情感之对比，所以有文末“临文嗟悼”“喻之于怀”的写作冲动、编辑动力，最后才有此名流千古的序文之产生。
时光穿梭，让我们的思绪回到那永和九年的上巳佳节，王羲之与诸贤在山阴兰亭举行的风雅集会，刘孝标《世说新语》中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的注文中，引王羲之《临河叙》：“……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由此注可知，当时兰亭雅集一共有四十一人参加，其中有二十六人作诗，十五人因未能作诗而罚酒各三斗。
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载：“（王羲之）与太原孙统承公、孙掉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县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根据唐
人的记载我们知道了当时参与此聚会的都是一时翘楚，各界名人，其阵容不亚于今日某些大型公司的年度盛会。而更为细致的记载存留在宋人施宿所修《会稽志》中。施宿《会稽志》记载：《天章寺碑》云：“王羲之、谢安、谢万、孙掉、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郗昙、王丰之、华茂、庚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平、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换之各赋诗，合二十六人。谢瑰、卞迪、丘髦、王献之、羊模、孔炽、刘密、虞谷、劳夷、后绵、华耆、谢藤、任儗、吕系、吕本、曹礼，诗不成，罚三觥，合十六人。”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兰亭修禊的基本情况，总共有四十一人参加了这次聚会，有作为长辈的王羲之、谢安、孙统等，也有晚辈彬之、徽之、孙嗣等，和王羲之所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相吻合。在这41个人中，有26六人赋诗，根据现存资料得知具体到每个人的创作。有人作过统计，当天作诗二首者11人，一首者15人，共37首。由现存诗歌来看，参与雅集的人未必遵守一人二首的规制。而且以当时王羲之在兰亭修禊之中的重要地位，被公推为《兰亭集》作序。王氏则一气呵成，写下这篇序文。
此文前半截，以一“乐”字可以概括，写此次宴会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备。这里，我们结合文章本身，看看这“四美”分别是什么。所谓良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在当时，三月上巳这一民间习俗己经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了。当天,人们出行水边,宴饮游乐,曲水流觞，弦歌吟咏，射猎垂钓等等，热闹非凡。西晋时期,有皇帝召集的华林园宴会，赋诗观志；也有公卿庶民杂蹂的洛水拔棋,雅致清谈。士人群体参与三月上巳的民俗活动,便渐渐赋予它清谈的雅致和审美的享受。文士们在清苦的隐居之外又找到一处惬意的场所。流传下来的相当多的诗文,如《三月三日诗》、《洛楔赋》,共同的主题都是逍遥娱情。
所谓美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这是对当日自然景色高度概括的描绘。如果愿意翻开当日所写的兰亭诗，则能看到更具体的描绘，如：“回沼激中边，疏竹间修桐”“肆眺崇阿，寓目高林”“森森连岭，茫茫原畴”“仰视碧天际，俯瞰深水滨”“温风起东谷，和气振柔条。”“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氤氲柔风扇，熙怡和气淳。”薄云、微风、凝泉、谷流、青萝、修竹，在诗人笔下一一写来，就同画卷般徐徐展开。花草树木的点缀平添了山水的活力，让山山水水更为灵动，色彩也更为明媚。
赏心者，“畅叙幽情”是也。应该说这是一次高端人士的聚会。但是这次聚会没有谈论业务，也没有谈论政治。此种幽情，或许即当时流行之谈玄论道。《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西晋时“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乐广)问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王戎)说延陵、子房，亦超玄著。”可见当时名士所论，多涉名理，亦论文史。酒逢知己千杯少，贵在心灵的沟通，贵在有共同语言，乃至有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当年，王羲之曾在山野“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在山中“栖心”，这栖心，即是栖息其身心，培养其学识，形成价值观体系，亦即此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内容之所在。联系到他在这次兰亭聚会上的作品《 兰亭诗》的内容:“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我们也会发现，这份幽情，这份栖心之情怀，对于当时人来说，也就是从陶潜、谢灵运等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莫谈国是”“勿议朝政”的政治避险作用，也有回避现实，寻求放松、寻求安适的精神追求在内。
所谓乐事，即此处极言之“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极视听之娱”。当此之时，除畅叙幽情之外，将酒杯浮于水面，随意流动，流到谁那里就需要赋诗一首。尽管有人文才稍逊，“不能赋诗，各罚酒三斗”。这正是所谓中国酒文化中重才艺的一种体现，在兰亭集会之前的金谷诗会中，也有类似要求，如“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中国文人的酒，更多的是一种才情，思想，交流的中介，喝酒不是目的，如何凭才智，在酒席中少喝不喝才更显高人一等，这也正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在觥筹交错之中，划拳行令等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虽然喝酒者个性有文野之分，才情有高下之分，但是都愿赌服输，都认同这一规矩，基本上没有人对此罚酒规则耍赖，民间所谓“输拳赢酒”即此，“酒品看人品”的道理也在此。否则，不但不能愉快地喝酒，而且所有参与者友谊的小船很有可能因为未能履行这一规则说翻就翻呢！
以上种种，可谓对乐字的具体内容。先记实描写山水,再逆着获得逍遥达观的心理过程,痛言死生,阐发“兴感之由”,用意深刻。后两段大言“哀”感,是代表此次聚会的全体作者的“兴感之由”,但更是对诗中之“达”大力铺垫张本,烘云托月,衬托诗作。愈是在《 序》中将死生之“哀”写得痛入骨髓,就愈是显出诗 中“达”的高超,表现出大家在自然山水中观象味道,超然逍遥的“神形超越”之至乐。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自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而人生需要外在的事物来满足。自然是永恒的,人生却如此短暂且欲望无止尽,而更多时候是“心想而事不成”,这样“人生的矛盾”又是绵绵无尽的。人生苦短，性命无常。在魏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由儒家为主导逐步转移到儒道互补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同时，打着道家幌子的佛学思想逐渐浸淫中土，佛教义理逐渐蚕食着传统的话语领域，并扩大其领地。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佛教的心灵圣地，寻求安慰与超脱。当此兰亭聚会之时，王羲之的这份“况修短随化”的无奈感，“终期于尽”的寂灭感，也正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或许有相通之处吧！
根据当时史料记载，东晋时期，佛学届的实力派大腕支道林，同时也是研究《庄子逍遥游》非常有水平的大神级人物。社会上到处是“为人不读逍遥篇，谈玄论道亦枉然”的氛围。一心好“黄老之术”的王羲之自然对此不能忽略，接近支道林后，他拜读了支道林对于《逍遥篇》的解释，大为感动，“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 (世说新语·文学》),从此，王羲之成为了支道林的铁杆粉丝。这次兰亭聚会，也请支道林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在这篇序文中,王羲之发挥了自己的偶像支道林对“逍遥”的最新研究心得。王羲之说“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正是支道林《逍遥论 》中“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序》中又道“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正说明一时的“足于所足”并非“至足”,所以一旦“情随事迁”,原先的“足”就不复存在了。王羲之的意思是说,一次集会 虽然并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它仍然起到了当今治愈系散文的那种心灵鸡汤的作用，能够在一定限度内放松我们紧张的精神世界。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王羲之一再表白此次聚会在精神上的意义。正是有感于“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为了让后代的读者，在其他情境下，能通过共同的社会心理，反复感受“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的思想情趣，领略当日这份情怀，所以王羲之作为聚会的发起人、主持者，也作为这部文学作品集《兰亭诗》的编辑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进行了客观收集与完整整理。
当然，《兰亭集序》因为作者身份的特殊性，此作不仅是文学佳作，还是书法瑰宝。在后代历史承传中，这篇序言在书法领域甚至被称为“墨皇”，被唐太宗巧取豪夺，带入地下；而后代更是对此作品的各种摹本流连忘返，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还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当然，这是后话，待有时间再讨论罢！
（此文即将刊于2016年《长寿文艺》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