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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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

      韩非这篇文章开始比较法治和人治的各自优势了，对于齐桓公、燕昭王这样的强势之君，人治的效果就好，而对于弱小之君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难以为继的，这是韩非的法家思想。

      老子提倡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这取决于小部落的自带自作：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是通过礼仪的标榜来提升人的虚伪面而形成更大的社团组织；荀子以为人性本源的欲望是无度的，就需要用礼仪来制约，才能维护社会的层次管理；而韩非非常明白只有足够强大的国家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界的侵扰和改变自然危害，而这么庞大的组织已经不可能用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儒家的仁义思想来制约了，只有强大的法律制度才能管理好强大的国家，韩非以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

    韩非在战国年代就能提出这样的思想，的确智慧非凡，韩非担心的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担心的有了制度不执行，甚至拿制度来为自己的权益服务。也就是这一点，中国几千年都希望有强盛的帝王出现，所以中国的制度本质上就是人治的国家，一旦给百姓以权力，那就会冠冕堂皇的为自己谋利益。只可惜韩非思想终究没有实现，即便到现在，这样的场景依然没出现。很多人批驳韩非，实际上是不理解韩非，或者根本就是害怕韩非提倡的法制社会存在。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陽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慼，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候，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之。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婬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通译】

      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楚庄王并吞国家二十六个，开拓疆土三千里、庄王灭了他国，楚也就衰弱了。齐桓公吞并国家三十个，开辟疆土三千里；桓公灭了他国，齐也就衰弱了。燕昭襄王把黄河作为国界，把蓟城作为国都，外围有涿和方城，攻破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支持的就被人重视，无燕国支持的就被人看轻；昭襄王灭了他国，燕也就衰弱了。魏安厘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取河东地，全部攻占陶、卫领土；对齐用兵，占领平陆；攻韩，拿下管地，一直打到淇水岸边；眼陽交战，楚军疲敝而退；上蔡、召陵之战，楚军败；魏军遍布天下，威振于中原各国；安厘王死，魏随即衰弱。所以有庄王、桓公在， 楚、齐就可以称霸；有昭襄王、安厘王在，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成了弱国，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专干乱国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这些国家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法去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只会加剧。

      所以当今之时，能除私欲趋国法的就会民安而国治；能除私行行国法的，就会兵强而敌 弱。所以明察得失有法律制度的，加在群臣头上，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明察得失有衡量标准的，用来判断远方事情，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不一所欺骗。现在若按声誉选用人才，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联络勾结；若凭朋党关系举用官吏，臣民就会营求交结而不求依法办事。所以官吏不称职的，国家就会混乱。凭好名声行赏，凭坏名声处罚，那么好赏恶罚的人，就会弃公务，行私术，紧密勾结来互相包庇利用。忘记君主在外搞私人交情，引进他的同党，那么这些人为君主出力就少了。交情广，党羽多，内外结成死党，即使犯了大罪，为他掩饰的人却很多。所以忠臣无罪却遭难而死，奸臣无功却安然得利。忠臣遭难而死，并不因为有罪，他们就会隐退；奸臣安然得利并不凭功，他们就会进用。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源。像这样下去，群臣就会废弃法治而注重私利、轻视国法了。他们多次奔走奸臣门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千方百计考虑私家的利益，一点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属臣数目虽多，不能用来等奉君主；百官虽备，不能用来担当国事。这样，君主就徒有君主虚名，而实际上是依附，于群臣礼家的。所以我说：衰弱国家的朝廷有人在里边。朝廷里边没有人，不是指朝廷里边臣子少。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利国；大臣致力于互相推祟，不致力于尊奉君主；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在上不依法断事，而听凭臣下任意去干。所以明君用法选人，不用己意推举；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测度。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没，败事的人不可能掩饰，徒有声誉的人不可能升官，仅受非议的人不可能斥退，那么君主对臣下就辨得清楚而易于控制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君主控制着他们的一切。做臣子的，如同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贤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贵贱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对现今那种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不认为是仁。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我不认为是义。出使他国，损害祖国，候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这几种行为，是乱世君主喜欢的，先王法治看轻的。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陰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婬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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