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漫谈

 麻将起源的说法有很多。

郑和下西洋发明的这个说法最不可靠，完全没有依据。剩下两种靠谱一点的说法倒有异曲同工的意思，都很有趣。这样的粮仓在小镇中现在也比比皆是，东北叫粮囤，别的地方是不是这么叫不可考。一说是筒源于粮囤的俯瞰图，条则是粮囤的切面图，万嘛，就是钱嘛。另一说是古代守卫为保护粮食不被鸟雀啄了去，筒是枪口的截面图，条是打了几只鸟，万则是打了多少鸟就奖励多少钱。第一种说法，可能是后人的脑洞大了些。第二种说法，咋看之下有些道理，可火枪被配备于部队时候虽然在南宋时便很流行，可惜彼时火枪射程只有5—10米，而直到清代，除了皇家在狩猎时能应用到燧石枪外，普通部队根本没配备火枪，更别提区区粮仓看守。

即便麻将起源于民间，真正形成今日的样貌，定源于旧日贵族。在古时一副麻将所耗者巨，非普通官兵所能日常把玩。近来看纽约展出的百年前的唐人街流行的麻将，个个精雕细琢，宛如艺术片。一般是檀木的盒子，上面刻着龙和凤，右下角写上雀牌二字，做工大多非常精细。这些可堪艺术珍品，岂是市井上的寻常玩物。

麻将走向寻常百姓家，算是一个进步。若说弊端，也在于玩时久坐，无益于腰颈。但麻将之有益于身心情志，定然无疑。牌品见人品之说，不好苟同，人如此复杂，打个牌便能看出人品，也太小看人品了。但打牌说到底和棋类一样，是博弈学。如何让好牌赢得多，差牌输得少，都是一门学问。这学问并非贴在地铁口上的小三轮上的招贴，而是踏踏实实的科学。比如打牌总是有输有赢，常胜将军不常有。但似乎一提起某君，大家便一致认为此人牌技了得，常战常胜。再提起某君，则觉得此人霉运当头，屡战屡败。一来这源于刻板印象，刚刚开始玩几把，谁输了，大家便觉得此人运气不佳，久而久之便以为当真如此。二来也确然有人连战连败，算来也是正常，打麻将的人都该知道聚类错觉。比如抛二十次硬币，你抛前十次全是正面，后十次全是反面，也很正常，抛硬币正面和反面的概率是一样的，但并非如我们想象的是一正一反，相反，真正能够连续抛出一正一反组合来，才是小概率事件。聚类错觉便是我们误以为连续赢或者连续输就是运气真相，而忽略了真实的概率，只要次数足够多，其实运气的好坏是大致相等的。

但为何仍然有人屡战屡败，而不见一胜呢？这就是心理学了。屡战屡败，心理有了包袱，便会怀疑自己打法，进而改变打法，临时变阵，自然败多胜少。更有甚者，败时心浮气躁，焦虑不安，明明一手好牌，却仍怨天尤人，情急之下，昏招屡出，抑或总是换停，气苦难捱，又降低了自己胡牌的概率，往复如此，恶性循环。

如此看来，区区打牌便考验你的观察能力、计算和逻辑推理能力。民间小窍门很多，比如说“不会看，打八万。”这句话在概率上是有道理的，理论上任何万的被需求程度是一样的，如五八万、六九万。但如果只留一张牌胡单粘的话，那么最边上的数如一九九最容易胡。而大部分人在最开始的时候打牌一般先处理边上一端的牌，也就是九万，这样七九万需要八万的概率就小。或者是打南不输钱，打北不后悔，东西南北风没有竖向成连的可能性，只能是碰，当然打下去不会后悔。话到此处，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不是单粘九一万等胡牌的概率大呢，刚刚说大部分人单粘的时候选择九一万，事实上就源于九一万的可排列组合少，相对无用，因此单粘胡牌的可能性稍高些。上述的种种情况，都有关牌的“需求度”。需求度越高的牌越危险，但是不是只要不打需求度高的牌就安全了呢？现实要复杂的多，现实打牌还要考虑到“存量”，比如虽然理论上五六条等中间牌自然危险，但如果大家都在打这张牌，这张牌当然安全，因为它的存量小，反之如果胡这张牌，你的胡牌难度也大，也是因为底牌存量下，牌池中存量越大越安全，牌池中存量越小越危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因为如果对方需要，自然早就需要，不用等到你打。二来则是打麻将的另一个关键词“期望值”，牌池中有三个五条，自然大家便不想胡五条，而停其他牌，期望值随着牌池中牌的数量增加而降低，也就间接的验证了存量对胡牌的影响。

当然，现实打牌要复杂的多。超出概率学、需求度、存量和期望值的部分，就叫做牌技。有的人打牌，专门喜欢停牌池中存量多的牌，就是利用大家觉得牌池里该张牌给人印象较为安全的错觉。有人则起手留下一张风牌，则是利用需求度低，在后期出手极为安全、避免点炮。避免点炮只是第一步，如何自己胡牌才是最关键的。如何尽快的听牌和听牌的张数更多决定了你胡牌的概率，但说到底，还是存量和需求度决定了你所需要的牌走进牌池的速度。

这些就是麻将作为博弈的乐趣，但麻将的乐趣不止于此。麻将的乐趣在于将不确定性最大化的同时，即在概率下你的牌可能出现的无数组组合，也能够极大的发挥你的技巧，即通过测算和推理，能够很大限度上改变牌桌上的格局。既可以把握，又难以把握，这才是麻将的乐趣所在。

既然如此，为何胡适还将麻将与小脚、鸦片和八股称为中国四害？大抵因为胡适之想把麻将概况为赌，麻将和棋类同样是博弈，为何没有赌注下棋也很开心，没钱打麻将就很无趣？盖因为棋类输赢靠计算和技巧是可得的，而麻将千变万化，靠计算和技巧是难以得到确定的输赢的，这样才使得赢钱和输钱给人带来的快感不一样。有不确定性而带钱，岂不就是赌了吗？加之魅力之大，人人入迷，岂不就是害了吗？

麻将桌上荒废青春，确然可耻而可悲。以麻将为营生，指望着通过自己一双圣手而赢钱，也太天真些。长期打麻将，输赢的概率既然是固定的，那么最终的赢家当然是棋牌社。而因此荒废的时光，却再也追不回了。

但若只在闲暇时好友四人小聚同坐，摆起长城，倒也无伤大雅，与推杯论盏相比，多了份简单健康，与引吭高歌相比，多了份安静清爽。倘若读不下圣贤书，倒可做手谈。胡适虽痛骂麻将为四害，自己却也常打，闻一多只能勉强上场，梁实秋与傅斯年、柏杨都有写打麻将的文章，但要问个中好手，恐怕当属梁启超，梁公每谓此为四人功课。而清华校长梅贻琦，则每周一打，谓之手谈，惜哉负多胜少。陕西本地的作家里，贾平凹少时便也好打牌。最妙徐志摩的论调“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说到此，夫妻齐上阵的，有，恋人同上阵的，少，大抵谁也不愿担个赌徒的名。但若是在牌桌上相识相恋，倒算是志同道合，可做佳话。昔年有公问，牌桌上要不要故意给中意的人点炮，呜呼，此公也愚……（该段落剩余内容价值巨大，需留言方可阅读）。

事在人为，麻将为人所爱所恨，盖因为打麻将的人不同。即便跳脱麻将，古时各代文人，尤其唐宋以降，会点博戏之具似乎是文人标配。说来惭愧，关姓者文人不多，关汉卿最著名的那阙《一枝花  不伏老》里道：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

打马藏阄也是博戏一种。惜哉虽都是关姓，奈何我抽烟不会，喝酒怕醉，五音六律不通，麻将扑克最怂。即便是现在，也没把麻将彻底学会，想来漫漫人生路，需要学习的太多，待到耄耋之年再会此技也不迟。

（因本人不会此技艺，感谢MR.WANG.P、MR.WANG.SS、MR.DUAN.Y三人为本文提供专业指导及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