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最大的压力是“饥饿”

进化最大的压力是“饥饿”

基因组可以大胆地“玩转”突变,通过20世纪80年代和20 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研我们能够进一步洞悉这位豪赌者的非凡魄力。1987哈佛大学研究员约翰•凯恩斯在自然杂志上 发表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报告,由此掀开了整个探询活动的序幕。在这份报告中,凯恩斯提出应当重新考量获得性遗传理论的价值;而正是这一理论使拉马克当年蒙受了不白之冤,饱受垢庇。这一次, 约翰•凯恩斯选择了一种已为人类宿主和其他宿主所“熟知”的细 菌——大肠杆菌作为研究对象。大肠杆菌是一类非常常见的细菌, 结构清楚,一直以来都成为微生物学家们的研究对象(尽管几个 “害群之马”零星的兴风作浪让大肠杆菌背上了可怕的恶名,但大 肠杆菌所带来的好处则要远远超过所谓种种不利。前文中,我们也 提及相应内容;实际上,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中它们可称得上是任劳 任怨的模范)。

作为人体内忠于职守、勤勤恳恳的消化大军,不同的大肠杆菌有着不同的“口味”偏好。比如,其中的一种就不能分解消化来自 奶中的乳糖。对这些细菌们来说,进化最大的威胁或压力就是“饥 饿”。凯恩斯的实验正是基于大肠杆菌的这一特征进行的:以乳糖 作为营养源来培养存在乳糖消化缺陷的大肠杆菌。结果十分令人惊 奇,这种细菌通过突变获得乳糖适应特性的速度远远超出了预计的 可能。正像麦克林托克通过玉米研究得到结果一样,大肠杆菌的突 变似乎也针对基因组中特异的区域,即最易发生突变的优势区域。 通过分析,凯恩斯认为细菌可以选择性地进行突变,并能够将由此 取得的特性能力(如消化分解乳糖)传递给后代细菌。在讨论中, 凯恩斯向进化论发出了鲜明的挑战。他写道,大肠杆菌能够根据需 要选择性地进行突变,因此可能存在一种获得性遗传的相应机制。 凯恩斯的论点独树一帜。

此后,研究者们便开始陆续投入相关的研究工作中,以期能够证明、反驳,或者试图解释凯恩斯的工作。凯恩斯报告发表一年 后,一位来自罗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巴里•霍尔研究指出,突变率 的大幅度提高是促使细菌可以迅速适应乳糖营养环境的原因。霍尔 将这种现象称为“超突变”,其作用有点类似于人体内类固醇代谢 的突变。他认为,这种突变有助于细菌产生保存自身所必需的突 变,其速率较一般突变高大约100万倍。

1997年,后续的其他研究进一步加强了 “超突变”理论的可信度。当利用乳糖取代正常营养条件时,大肠杆菌的突变率显著提高。研究报告指出,这种突变并非只是局限于凯恩斯所观察到的乳糖适应性的改变,而是包含了针对整个基因组不同区域的多种突 变。与凯恩斯的研究相比,后续的研究结果大大丰富了可能出现的 突变类型,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突变率整体性提高的现象说明,在 一般性遗传突变束手无策时,基因组能够相时而动,重新安排调整 突变的发生。在法国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院,由伊万•马泰所率领 的研究队伍对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细菌进行研究后发现,当存 在环境压力时,骤升的突变水平仿佛将这些细菌带入了进化的超时 空机器中,使其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然而,尽管相应的支持证据 在不断增加,但针对“超突变”的讨论仍在继续。

大自然版的动态遗传工程

疯狂的玉米也好,像飞人乔丹一样的基因也好,甚至获得乳糖耐受性的细菌,其变化都利于相应生命物种的生存。但你可能会问: 这一切同我们人类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在我们潜入人类基因库探询答案之前,让我们先从一个公认的遗传原理——魏茨曼屏障开始来 回顾一下若干相关的遗传规则。在19世纪,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 茨曼创立了种质理论。他将人体的细胞划分为两类,即生殖细胞和 体细胞。生殖细胞所包含的信息将传递给下一代;卵子和精子是最终的生殖细胞,而胚系则包括了每个参与创造卵子或精子的细胞, 它们都来自受精后所产生的一个细胞——接合体。构成我们身体的 其他细胞都属于体细胞,比如红细胞、白细胞、皮肤细胞、毛发细 胞。只有生殖细胞的信息可由父代传递给子代,而体细胞信息则不 能;这也就是说只有卵子或精子中发生的突变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而任何一种体细胞突变,包括血细胞突变都无法由此途径进行传递。

除此之外,生殖细胞和体细胞之间存在着魏茨曼屏障。该理论 认为,体细胞信息永远都不会传递给生殖细胞。因此,只有发生在 生殖细胞的突变才能够传递给下一代;而体细胞突变则只能退出遗 传的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胚系中的突变不能影响后代的体细胞特性。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建立和保持你身体所需的指导信息都 来自父母的胚系。所以,发生在胚系中的突变,如改变决定头发颜 色的信息,则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相应特征。

魏茨曼屏障已经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但一 些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理论并非如我们所认识的那样坚不可摧。某 些逆转录病毒就能够突破魏茨曼屏障,将来自体细胞的DNA转移 到生殖细胞中,下文中我们将马上能够了解到更详尽的信息。如 此,便为获得适应性的遗传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这也意味着那位被张冠李戴了他人理论,蒙受不白之冤,却因此而饱受非议的拉马克才真正得到了具有价值的原创思想。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最熟悉的是胚系突变,这种突变将会导致卵子或精子中出现一个新的基因,从而使后代出现某种新的性状。正如你所知,如果改变后的性状能够提升后代的生存能力或繁 殖水平,那么通过带有这个性状的个体就可以将其遗传给后代, 并最终扩散到整个群体中。与之相对应,如果新性状导致生存或 繁殖能力的下降,那么带有该性状的个体将逐渐减少,而此性状 也将在群体中销声匿迹。另一方面,突变并非仅仅局限于胚系 中。癌症就是一个最普遍,也是最可怕的例子。本质上来说,癌 症就是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在癌细胞中,某些原本抑制生长的 基因发生了突变,从而导致了这种恶性生长。其中,一部分癌症 能够,或者说至少部分能够遗传,如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 将显著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这些导致疾病的突变能够代代遗 传。而引发另一些癌症的基因突变则是由外界刺激所触发的,如 吸烟或遭受辐射。

其实,大多数突变,尤其是体细胞突变如吸烟所导致的肺细胞突变,想发挥作用并非易事。生物有机体,特别是人类,可以说件 件都是自然巧夺天工的复杂杰作,而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 义;如果其中复杂的生命过程受到干扰就会造成麻烦。从定义上来 理解,突变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有害的,它只是一种不同;跳跃基因通过两个重要的途径对人类发挥有益作用,而这一认识也可能恰 恰是引领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两个途径的关键所在。

跳跃基因在正常的脑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育的早期阶段,这些基因十分活跃,遗传物质几乎是被随机地插人脑细胞 基因的相应位置。跳跃基因每完成一次“跳跃”,即插入遗传物质, 从技术上讲,就形成了一个突变。而所有这一切进行遗传物质的跳 跃就可以帮助创造出多样的并且富于个性化的脑,每一个都独一无 二。复杂而多变的大脑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我们由此受益良 多,这也正是为何脑发育过程中包含了大量遗传物质编辑、重构的原因。一般遗传复制和粘贴操作只发生在脑部,因为这正是我们受益的个性.但正如发现这一现象的主要研究人员所称,“你绝不会期望在你的心脏中也增加同样的个性”。

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并非是唯一需要多样性的复杂系统。身体免疫系统也选择了同样的策略。可以说,免疫系统将这种遗传多样性 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多变免疫系统,我们恐怕 根本无法形成一个物种存活下来;没有它,我们这个物种也将无法 存活如此之久。为应对大量威胁我们健康的潜在的入侵微生物,人 体免疫系统发展出超过100万种特异性的抗体蛋白来针对特定的侵 略者。至今,我们仍无法彻底了解产生如此之多特异蛋白的机制, 特别是当我们缺乏足够的基因来给出合理的解释时(注意,只有 20 000〜25 000活跃的编码基因,而我们面对的是超过100万种可 能性的抗体蛋白)。现在,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科学家们 领导了一项新的研究,它将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机制同跳跃基因的

活动联系在一起。

B细胞是抗体的基本生产单位。当需要产生特异性抗体时,B 细胞在其DNA信息中寻找相应的“生产指南”;当然,这一信息 同其他抗体的“生产指南”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从基因信息库 中将目标指南从交织在一起的“生产指南”中剪切出来,并将剩 余的信息重新拼接起来。这基本相当于重新编排了自身的遗传密 码,并通过这一过程产生特定的基因。这就是所谓的V (D) J重 组,其命名就是依据上述搜寻一剪切一拼接所出现的基因区域所 制定的。

这个过程类似于某些跳跃基因发挥作用时所采用的剪切和粘贴机制。但其中有一点关键性的区别:经过V (D) J重组后,重新 连接的链上会留下一个小环,不是完全整齐的连接。科学家们从未 在跳跃基因中见过类似的效应,但霍普金斯研究小组在普通蝇类中 发现了一个命名为赫耳墨斯的跳跃基因作用的过程类似于V (D) Jo从事该项研究的一位科学家——南希•克雷格谈到:

同已发现的任何一种跳跃基因相比,赫耳墨斯的表现都更接近 于免疫系统识别上百万种不同蛋白质的过程。这一结果第一次提供 了 一个确衡的证据来说明(抗体)多样化产生机制可能由一^个同赫 耳墨斯非常接近的跳跃基因进化而来。

一旦你的身体能够产生针对入侵者的特异性抗体,你就可以随时对他们进行调动,即一旦人侵者再次出现,抗体就能够及时给予 你帮助。在某些情况下,你甚至会产生相应免疫,就如同大多数人 出水痘的情况一样。尽管我们可以拥有发生了上述突变的B细胞, 但是这些突变却无法传递给下一代,因为它们都属于体细胞突变, 同生殖细胞之间存在魏茨曼隔离。婴儿出生后仅仅带有极少量的抗 体,所以其免疫系统必须髙效工作。在婴儿的免疫系统发育成熟并 发挥作用之前,之所以鼓励母乳喂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母乳中含 有母亲的抗体,而喂养母乳就相当于对婴儿进行被动免疫,可以预 防感染。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可移动的跳跃基因在生命进化 中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迄今为止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 越我们所了解的范围。有证据显示,至少四分之一人类基因中的活 跃编码基因都是通过跳跃基因整合到DNA中。

针对跳跃基因的作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和 遗传学教授杰夫•博克提出:

我们现在才逐渐认识到跳跃基因已经大大重塑了宿主基因组。这些改变常常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某些情况下它们能够增加遗传的 多样性,甚或提升物种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而在人类进化过程 中,这种重构可能已经发生了成千上万次。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出现了许多次大规模的 环境变化。很难想象,随机、渐进的突变能够使我们迅速适应变 化,生存下来。著名的进化思想家斯蒂芬•.古尔德和尼尔斯埃 尔德雷发展了间断平衡理论,认为大规模环境变化导致了进化中不同时期的显著变化,但整个进化过程保持了一种平衡,这是进化的特征所在。的确,在进化过程中各个激烈变化的关键点上,跳跃基因就可能帮助物种来适应变化。

跳跃基因越来越像是大自然版的动态遗传工程。深人了解其发 挥作用的机制将有利于我们对自身免疫系统对抗疾病的保护机制以 及自身遗传机制如何应对环境等奥秘的揭示。由此,将可能把我们 带人一个更高的水平:通过免疫来预防疾病;恢复受损的免疫系 统;甚至在基因水平上逆转危险性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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