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中，涌现出了十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中以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令人瞩目。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不仅风靡一时，更影响到20世纪末的中国先锋作家们的“寻根文学”。但时过境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当初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文坛过往的佳话。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学借阅室和阅览室里，再也找不到多少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踪影。倒是一位既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不属于魔幻现实主义阵营的阿根廷作家，那一本本薄如小册子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集，依然引人注目。或许不用我说，大家都会想到，他就是20世纪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早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成名，其作品的经久耐读程度，也远远的超过了他们。就如同纳博科夫成名早于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其作品的魅力又远超他们一样。作为他们的弟子，科萨特尔和品钦，虽然也是南北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但终究比起他们的老师，稍逊一筹。我们很难把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划入哪个具体的文学流派，因为他们作品的风格和表现的思想，实在过于纷繁复杂，进入他们的文本世界，无疑等于进入了没有出口的巨大迷宫。但是若能迷失于其间，亦是一种乐趣。不管怎么说，提到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非此二位莫属，如果还有一位能与之媲美的话，那就只有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了。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三巨头，是当之无愧的。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就如同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之于现代主义一样。
在这三位作家之中，纳博科夫精于长篇，卡尔维诺长于中篇，博尔赫斯则以短篇享誉世界文坛。
二、
博尔赫斯生于1899年，祖上出现多位戎马军人，战功赫赫，但是到了他的父辈，由于世事变迁和时局变化，以及家庭和个人原因，无奈弃武从文。博尔赫斯曾这样解释道：“我的眼睛生就近视，很早就戴眼镜，身体也一向很虚弱。由于我的亲人大多数当过兵——我伯父甚至当过海军军官——而我明白我是永远不可能当兵了，所以我很早就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只配做个读书人，而不能扛枪打仗。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宠爱我是不合理的。……大约到了三十岁，我才克服了这种情绪。”（《我的回忆》）
虽然他无法像祖先那样经过金戈铁马、枪林弹雨的生活，但他们的梦想，却在博尔赫斯的身上延续着，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一再的重复和回顾。在一首题为《纪念胡宁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的诗中，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他的曾孙正奋笔疾书，
一个沉默的声音从逝去的时光中发出，
从奔腾的血液里进出：
“如果它只是一个光辉的记忆，
或只是为一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日期，
或者是地图册上标明的一个地名，
我在胡宁的战斗又有何意义？
那战斗是永恒的，亦无需
阵容壮观的士兵和无数的军号。
胡宁是两个平民在街角
诅咒一个暴君，
或是某位无名氏屈死狱中。”
但是博尔赫斯并不满足于仅仅追念祖先的荣光，而是以想象的方式，来参与那种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生活。“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有从戎的历史，这也许可以解释当我被众神明智地摒弃在那种壮丽命运之外后的一种强烈的渴望之心。”虽然遗憾，但因此也造就了他一生与众不同的命运，对此他还是心怀感激的。“但是上帝拒绝我去干。毫无疑问，上帝拒绝是明智的。”
博尔赫斯一生与图书馆结缘，他的小说与其他作家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写作素材几乎完全来自书本。无论是倡导表现内心真实的现代主义作家，还是醉心于玩弄各种文学技巧和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至少都会对其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但博尔赫斯的小说，却从没有对现实生活的任何描写。我们有很多理由说他一个脱离现实的作家，但却不能否认，他笔下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博尔赫斯曾这样说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虚构小说和源于环境的小说同样真实，也许更真实。因为说到头，环境瞬息改变，而象征始终存在。假如我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街角，那个街角说不定会消失。但是，假如我写迷宫，或者镜子。或许邪恶和恐惧，那些东西是持久的——我是指它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将之看作他的小说或文学真实观。
博尔赫斯试图以各种怀疑的方式，来接近形而上的理念真实。我们所谓的现实，大多来自感觉经验，对于一个阅读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人来说，经验现实和存在真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的感觉和理性，有它所认识不到的地方。博尔赫斯承认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编织梦的作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做一种模仿的工作。而是恰恰相反，通过穿越可见的迷宫，抵达不可言说的存在之真。如果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博尔赫斯的作品，那么一切就都容易理解了。
博尔赫斯的作品来源于书本和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写作题材是无限丰富的。但只有少量的故事——大体可分为两类：充满激情的决斗和充满神秘的冒险——才是他感兴趣的。博尔赫斯以“重写“的方式，使一些原有的故事得以重新焕发出光彩和魅力，这既是一种“重复”，也是一种“创造”。即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尼采的这一哲学思想，无论是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还是在他的书写方式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由此，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他小说中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三、
博尔赫斯是一位“早熟”的作家，这与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的父族既出现过骁勇善战的军人，也有爱好阅读写作的文人。他的父亲对文学的爱好，家族遗传的眼疾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都传给了他。而藏书丰富的个人图书馆，则对博尔赫斯日后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促使他很小就产生当一名作家的梦想。他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这是非常幸运的，除了父亲对文学的热爱，较为富裕的家庭环境，也是他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
7岁时，已经掌握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门语言的小博尔赫斯，分别用这两种语言写了一篇有关希腊神话的作文和取材于《堂吉诃德》的小故事《致命的头盔》，这大概是他文学天赋的最初展现吧。9岁时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翻译为西班牙文，13岁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作品《丛林之王》。虽然博尔赫斯正式走上文学道路是作为一位先锋诗人出现的，但他早期的涂鸦之作，就已经显示出他与小说之间不解的缘分。
1914年对博尔赫斯来说，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大多数欧洲人卷入这场自相残杀的非理性战争之中时，作为旅居的博尔赫斯却在这段时间里，对欧洲的文学和文化有了初步的深入了解。9岁上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两门语言的博尔赫斯，在日内瓦学习期间，又逐渐的掌握了法语和拉丁语，后来又自费到校外学习德语。同时掌握多种欧洲语言，为他日后广泛的涉猎欧洲各国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战之后，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异军突起，成为取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思潮。博尔赫斯在阅读了大量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之后，迅速风靡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随即涌入了他的阅读视野。
1918年，一战接近尾声，博尔赫斯在19岁生日的时候，接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部德国大百科全书。从此，德国哲学文化和当时开始流行的表现主义，成为他阅读和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表现主义，他认为“超越了当代其他流派，如意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虽然他那时并未接触到卡夫卡的作品。阅读表现主义给他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沃尔特•惠特曼进入了他的文学世界。他在《自传随笔》中这样写道：“有一段时期，我不仅把惠特曼看作伟大的诗人，而且把他看作唯一的诗人。实际上，我当时认为直到1855年全世界的诗人都是为惠特曼准备的，不模仿他便是无知。”由此可见，惠特曼对博尔赫斯的意义非常重要，惠特曼给了他“生命的真正意义”，他的诗歌“力图去表达生命的全部是同一回事。”因此，博尔赫斯称他为“力图肩负起世界的巨人阿特拉斯。”
欧洲之旅，同时也是博尔赫斯的文学之旅。1919年，博尔赫斯一家来到塞尔维亚，他结识了一批先锋诗人，并且卷入了当时西班牙的“极端主义”文学运动。作为战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一份名为《格雷里亚》的杂志，成为他们的文学阵地。博尔赫斯先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那天恰好是1919年的最后一天。在博尔赫斯所结识的诗人中，康西诺斯——阿森斯成为了他的第一位文学导师，博尔赫斯认为“极端主义“一词，就是他发明的。
在康西诺斯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年青诗人，博尔赫斯在回忆中如此写道：“康西诺斯完全为了文学而生活的，他从不计较名利。……是位不错的诗人……我认识他时，他是一个文学团体的负责人。每周六我总要去克罗尼尔咖啡馆，我们午夜时分在那里集中，一直谈到拂晓。有时与会者多达二三十人。这个团体鄙视一切带有西班牙色彩的东西——cantojondo（吉卜赛民歌）和斗牛。他们崇尚美国爵士乐，比起做西班牙人来，他们对欧洲人更感兴趣。”尽管博尔赫斯后来认为这些人对文学一窍不通，但这毕竟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开始。
四、
1921年底，博尔赫斯一家搭乘一艘轮船，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瑞士和西班牙渡过的。尽管只取得了中学毕业文评，但归来时却成为了一个先锋诗人。当他踏上家乡的土地时，这座城市已经与他离开时大不一样了，但变化更大的却是他自己，尽管他当时并未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刚刚20岁出头的博尔赫斯，因此从西班牙带回了“极端主义”诗歌，因此迅速的成为了一批热衷于先锋文学的青年诗人们的领袖。他们筹办了一份文学杂志Prisma（棱镜），尽管这份刊物只发行了两期，但仍然引起了一些文学人士的注意。博尔赫斯被正统文学杂志《我们》邀请，发表了关于“极端主义”的明确见解，从而正式进入阿根廷文坛。
1923年，经过三年的时间，博尔赫斯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像许多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一样，他的这部真正文学处女作，也是自费出版的。如他所料想的一样，这部诗集在当时的影响有限。虽然只印了300册，但却包含着他日后文学创作中的几乎所有主题。
博尔赫斯在自传中写道：“然而现在回顾它，我想我从没有偏离过这本书。我觉得我以后的所有作品只是发展了它最初提出的主题；我感到我的一生都是在重写这一本书。”这部诗集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与他当时所宣扬的“极端主义”并不相同。正如其作品的法文翻译者内斯托•伊瓦拉所说，他写下了第一首极端主义诗歌，而后便不再作极端诗人了。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自己如此评价道：“这部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浪漫主义的，尽管它的风格简朴，且富于简洁的隐喻。它赞美日落，偏僻的所在和陌生的角落；它甚至敢于涉足贝克莱的形而上学和家族史；他记录了早期的恋爱。”
尽管文学史家将“阿根廷极端主义之父”的头衔给予了博尔赫斯。但实际上，他除了将“极端主义”文学观念从西班牙带到阿根廷，并没有写过几首“极端主义”诗歌，这点倒是和初涉文坛的川端康成有些相似。大约在博尔赫斯宣扬极端主义的同一时期，川端康成也作为日本新感觉派的旗手，宣扬这一带有现代主义先锋色彩的文学理念。但他却并没有在新感觉派的先锋道路上迈出几步，就开始向古典主义靠拢了。博尔赫斯的这一本诗集具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和巴洛克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日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延续，与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博尔赫斯的小说在形式上是非常传统的。他尽量用最简洁的文字来叙述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是其中所探讨的问题，却是“后现代”形而上学的。
五、
有人说诗歌是最难写的文学体裁，但事实上很多文学青年走上创作道路都是从写诗开始的，这是因为要写出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仅仅写出来，却是非常容易的。博尔赫斯在1926年和1929年又出版了两部诗集《前面的月亮》和《圣马丁事件薄》，后者获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学竞赛二等奖，但他感觉到自己的创作热情正在减退，此后将重心转向散文方面。
1930年《埃瓦斯托•卡列戈》的问世，意味着博尔赫斯早期创作的终结，这部作品几乎没什么影响。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恶棍列传》，但此时博尔赫斯尚未真正进入他的小说创作阶段，这部小说集只能算作是练笔之作。他在自传中是这样来描述的：“我的短篇小说生涯始于《恶棍列传》，这是一系列素描史的临摹，……而我则根据自己的想象篡改和歪曲人物传记，……充其量只有潜在的训练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视为博尔赫斯的谦虚之词。尽管每个小说家最初的创作。都有模仿的阶段，但是博尔赫斯却没有很快的超越这个阶段，而是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可以说，博尔赫斯的几乎所有小说作品，都是对以往文学作品的一种重写，其中既有传奇性的故事，它们来自于文学、历史、寓言、传说，还有一些见闻轶事。也有对某种形而上学的命运的形象化表现，当然一些题材借用了神话原型和神学典故。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都是对已有的文本的一种“戏仿”。
这种写作方法在三十年代开始为一些“现代主义”作家所运用，如纳博科夫和鲁迅，但后者与博尔赫斯有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戏仿”更侧重于解构性的反讽。而博尔赫斯却只是将其进行形而上化的改造。既然博尔赫斯并不认为“镜像”或“摹本”比现实或原型更不真实。因此，他的重写，不仅不是一种派生性行为，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正是通过对一些文本的重写，博尔赫斯才使这些已经沉睡在人类文化森林中的古木，又开始焕发生机，开花结果。博尔赫斯的写作，似乎为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尤其是“作者之死”和“文本延异”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比其他文本更具有“后现代”的意味。
1938年，对于博尔赫斯的人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1914年旅欧生活开始，标志着他正式进入少年时期，并开始全面接触西方文学，走上创作道路；以及1955年庇隆政府倒台，渐入老年的他被任命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并当选文学院院士，人生开始进入生活低谷与事业巅峰。但无疑在已近不惑的1938年，我们所熟知的小说大师博尔赫斯，才真正的“诞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供职于米格尔•内卡市立图书馆，从此真正的进入“巴别塔”的世界之中。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年，以颇为戏剧性的方式“悟道”，获得自己创作小说的“众妙之门”。
“1938年的圣诞节前夕，我遭遇了严重的事故。我跑上楼梯，忽然感到有什么在我脑袋上扫了一下。那时候我知道是撞在了那扇刚刚油漆过的铰链窗上了……大约有一周时间，我幻觉缠身，高烧不退，根本无法入睡。……之后是毫无知觉地在生死线上徘徊了一个月。再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写进了那篇叫《南方》的小说”。（《自传》）
在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离开书，而是让他的母亲给他读小说。又一次，当她读英国作家刘易斯的科幻小说《来自沉默的星球》时，他突然哭了起来，当她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时，他回答说：“我哭，是因为我明白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次事件，成为文学创作进入瓶颈期之后的一次“顿悟”的重要契机。他终于明白自己该怎样创作属于自己的小说了。
博尔赫斯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却是一个“晚熟”的小说家。直到38岁，他才真正的开始进行“玄思小说”的创作，从此成为一位无论是在拉美文坛，还是世界文学历史上，都堪称独树一帜的短篇小说大师，真可谓是“大器晚成”。除了他以外，这样大器晚成的小说大师，恐怕就只有中国的鲁迅了。
六、
诚然，博尔赫斯的诗歌和散文同样优秀，但如果没有他那堪称独一无二的短篇小说，或许在群星云集的20世纪拉美作家群里，不会如中天之月那样显眼。甚至一生默默无闻，也未可知。同样，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洛丽塔》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很难会知道诗人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书籍和镜子，失眠与失明，对于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同现实和文本，书籍和镜子在博尔赫斯的眼中，并无绝对的不同。书籍其实也就是镜子，是我们的世界的另一面镜子，只不过普通的镜子以光来反射自然和现实，而书却以文字来反映精神和文化。
如果说他对镜子既迷恋又恐惧，对于书籍也是如此。“沙之书”和“通天塔”图书馆，让他感觉到了无限和重复的可怕。失眠与失明同样困扰着他，失眠给他带来的“可怕的清醒”，让他在漫漫长夜里，只能靠胡思乱想来挨过缓慢的时间，而失明则让他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进入了生命之夜。回忆成为了他照耀过往生命时日的光，然而记忆是忘却的一种形式，这微弱的火，难以真正穿越如连绵梦境的时间，抵达生命某一时刻的真实。
书籍与镜子的相互重叠，想象与记忆的彼此交织，共同形成了一座迷宫，同时也是宫殿、花园和图书馆。或者，博尔赫斯更愿意管它叫时间、无限、永恒或宇宙。博尔赫斯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既读书，又写书。他将一本书里看到的故事，以另一种方式写出来，成为一本新书。如同一面镜子复制一个物体，以差异的重复实现繁殖。书籍给他带来智慧和快乐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迷惑和痛苦。熟悉西班牙文学的他，肯定在一本书中看到了他自己。那本产生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伟大小说《堂吉诃德》里，描写了他的故事，一个因为迷恋冒险故事的老实人，为了寻找书中的奇遇和冒险，把自己装扮成骑士，去寻找梦想中的一切。是他自己将世界想象成一座迷宫，还是原本世界就是一座迷宫，而他无意中迷失其中了呢？
博尔赫斯的小说，大多数拉源于19世纪以前的文本资源，从古老的希腊神话到加乌乔的传说，他的作品很少涉及社会现实，这让他与魔幻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似乎他的创作，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个人经验，一个人也可以写小说，而且能写的非常好。虽然博尔赫斯的小说风格堪称独一无二，但模仿他的却不乏其人，有的甚至颇有几分形似。但博尔赫斯的小说不是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经验，而是恰恰相反，每部小说都有他个人生活的影子，每个主人公都是他，每次创作，都是博尔赫斯进入他的艺术迷宫中的一次冒险。这些冒险的结果，往往是主人公的死亡，或许这是走出迷宫或梦幻的唯一方式。在博尔赫斯的“迷宫”小说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那篇改编自希腊神话的《阿斯特里昂的家》。以第一人称独白的小说主人公，道出了作者的真实孤独感受和生命体验。在题为《迷宫》的一首诗中，他如此写道：
永远找不到出口。
你在那里，
那里便是整个宇宙，
既是正面，
或者反面；
也没有外部，
或者秘密的中心。
博尔赫斯深受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和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哲学的影响，怀疑主义、二元论和轮回说，在他的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我们可以列举镜子、迷宫、时间、永恒、书籍和匕首等主题，但博尔赫斯小说的主题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人对自身和世界之困惑的形而上追问。
七、
在20世纪，乃至古今中外的小说家中，博尔赫斯的作品是最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他的小说能将各种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变成简洁明晰的形而上寓言。这些小说更像一则则谜语，等待着读者们在文本迷宫中寻找谜底。博尔赫斯将图书馆视为迷宫和宇宙的象征。当他在晚年成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同时，已经接近完全失明。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上帝同时赐给我书籍和黑夜”，这意味着，命运最终让他迷失于他自己的世界之中。拥有和失去同时到来，这不啻于一种悖论的体现。
在后现代主义作家中，以迷宫为主题的作家不止博尔赫斯一人，法国新小说家罗布—格里耶，也将迷宫作为重要的主题。而图书馆，在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屡次出现，其神秘之处也与迷宫相仿。在意大利小说家埃科以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的小说《玫瑰之名》中，迷宫——图书馆的意象，也极其明显的。一本书成为解开小说所有谜团的关键，而主人公之一的图书馆长，其形象显然具有博尔赫斯的影子。
迷宫成为后现代主义作家热衷的主题和意象，绝非偶然。当然，我们不排除博尔赫斯的先驱作用和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现代作家，在信仰失落的价值混乱的时代里，无法在荒诞的世界，确定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卡夫卡小说中神秘的城堡是外在的，而博尔赫斯的迷宫却是内在的，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一直找不到出口，是因为他自身，就是迷宫的一部分。
人迷失于他自己所建造的迷宫中，无法自拔，这就是20世纪人类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像博尔赫斯这样的后现代作家所表现的文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