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年林默
01
1920年,上海。
世人都说我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顶着张佩纶孙女,李鸿章重外孙女的头衔,我出身高贵。
然而,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这其中的凄凉只有我自己感同身受。
父母包办婚姻的悲剧,是我童年悲惨生活的开始。
父亲是一位前清遗少,他饱读诗书,精通英文,却生不逢时,只能每日靠吟诵四书五经获得些许慰藉,他渐渐沉迷于鸦片,惶惶不可终日。
母亲出身官宦世家,却是一位新潮女性,她喜欢追逐西方的自由文明,一心想要我做个西式淑女。
分分合合,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
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跟着姑姑一起出洋了,她的心硬得像块木头,走的那样决绝。
父母的分离,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伤痕,被自己最亲的人抛弃,无助、悲伤、深入脊髓的不安,这些陪伴了我一生。
从那以后,我喜欢上了用功写文,因为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跟自己倾诉,体会不到外界世界的荒凉。
16岁,高三。
有老师在课上介绍了一部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历史小品,我也写了一篇文。
那时我在想,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以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夜深人静时,虞姬有想过,她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吗?
我年少稚嫩,但是文笔老练而沧桑感十足。
后来,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和所有小说里的后妈一样,让我只能穿她穿过的衣服,对我平日数不尽的挖苦。
一次闹剧中,父亲暴怒异常,暴打了我一顿,把我关了起来。
不再怀有任何期待,心凉已死,我从那个豪宅逃了出来。
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02
1938年,因为在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名,18岁的我,坐船来到香港大学读书。
一个崭新的天地,全新的风土人情,第一次从父母束缚的手中下逃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这三年是我的一次重生。
母亲给我的生活费很有限,从一开始我就融入不了同学的圈子,只能靠优异的奖学金养活自己。
我终日沉醉书本,在知识海洋里尽情遨游,我愈发平和,自由,生活的美好,我终于看到她的一点一滴。
与炎樱的相识,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这位混血的斯里兰卡姑娘,活泼开朗,跟我的沉默寡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一起逛街,吃东西,喝咖啡,绘画,设计服装,我们一起度过那最美好的三年青春。
后来,她是我一生唯一的挚友和闺蜜,也是唯一一个见证我两段婚姻的人。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炎樱”
1942年,香港沦陷,我被迫回到上海。
乱世中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但是我和姑姑住在一起,她的家给了我天长地久的感觉。
初始,为了生存,我开始向英文杂志如《上海泰晤士报》、《二十世纪》投稿,英文写作一炮打响后,我在各种刊物陆续发表了《连环套》、《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一系列文章。
二十出头的我,才气四溢,已然蜚声文坛。
03
“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
我爱一个人,便不会在乎他是谁。
兰成首次来我家登门拜访,说是慕名而来的读者,姑姑挡了驾,他便留下了他的信息。
出于礼节,我去他家看他。
他站在那里,身材修长,风流倜傥;他坐在那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流行作品到我的写作,我竟愿意就这样静静听着他讲话。
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他说,对于他来说,我是一种很奇怪的力量,外面的世界再污浊,他可以从我这感到纯粹而勇敢。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让我变得倾心、顺从,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中,然后在尘埃中开出了花。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见倾心再见倾城。
他是懂我的。出去参加宴会,外人总笑我衣着怪诞,他是包容的,“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的虔诚。”
分隔两地,相思愈发寂寞。
姑姑说,我们不合适,一来他是世人眼中的文化汉奸,二来他比我大十四岁,他早有妻室。
可是我能怎么办?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在乎你身边的异性,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如果我不爱你,那还有多好。
你知道,我虽然出身名门,但是骨子里却只想做一个普通真实的人,我自始至终想要的不过是一份纯粹坚贞的爱情。
我的自尊告诉我,我要堂堂正正的名分。
1944年,你终于离婚了。
一纸婚书,炎樱为证,我们结为夫妇。你在婚书上只写了两句话,“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那是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战火纷飞,警报不时响起,空袭和爆炸把每个人都弄得人心惶惶。
幸福那样短暂,痛苦那样长久。
我们分居不久,你对我的心就变了。往后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你到处隐姓埋名逃难,到处招惹别人。
你的事世人都知道,我很想骗自己会好的会好的。但那天我坐船离开时,一人在雨中撑伞,对着滔滔黄浪,久久哭泣。
我知道,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
我有多深情,你就有多绝情;我有多孤傲。你就有软弱;我有多爱你,你就有多冷漠。
“曾经相知相懂的爱情,奈何刹那芳华。自己一寸一寸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死去了。笑,全世界便与你同笑;哭,你便独自哭。——《张爱玲传》”
04
1947年,我开始用笔名梁京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
原本郎才女貌的平民之女顾曼祯和世家子弟沈世钧,情深义重。无奈命运捉弄,一次错过,误了半生情缘。
这个故事令很多读者痛哭流涕,叹息不已。他们给编辑部写信,强烈要求我笔下留情,给主人公一个好的结局。
抗战胜利后,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汉奸妻。
我的家庭出身,我与胡兰成的婚姻,还有我写过的作品,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政治的帽子。一场场政治运动让我深感不安,我害怕,我孤立无援,我不知道怎么办。
1952年,我离开上海,经过香港,日本,1955年我最终定居美国。
05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
1956年,迫于生计,我入住了文艺营。
那里的生活严格而又规律,衣食无忧,安静淡泊,我可以继续全身心投入我最爱的文学创作中。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老人,赖雅,一个陪伴我余生的人。
他比我大29岁,我们相遇时,我36岁,她65岁。
他的风趣幽默,他的宽厚仁慈,还有他传奇而浪漫的人生经历,渐渐冲淡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愁苦情结。
夜色愈发浓重,雪下的越来越大,我们惺惺相惜,情感上相互取暖。
同年,我和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我的好友炎樱见证。
人到中年,走过所有的繁华与落寞,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内心。所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不过相守二字。
我终于在这异国他乡有了一个家,一个相知相伴的人。
我们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一起读书创作。他经常生病,我陪伴左右,和他一起锻炼身体。
十一年后,赖雅因病逝去。
生死轮回,无力回天。我失去了在美国唯一的亲人,我不再过问世事,只想安静过好自己的幽居生活。
06
想起我这一生,写过很多小说、散文、剧本,有的火了,有的无人问津,有的始于兴趣,有的迫于生计。这些都不重要了,后人自有定论。
我想说,如果你了解我的曾经,也许你才能真正读懂我写的故事。
《色戒》小说,万余字,我却写了二十几年。
一个单纯的爱国女学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个软弱善良,一个冷酷无情。女人注重感情,男人注重政治,而感情从来都不能超越政治。
如果没有胡兰成,我不会写出《色戒》。
如果我不是出身宦官世家,我不会那么热爱研究《红楼梦》。
如果没有战乱和香港留学的经历,我写不出《倾城之恋》。
无论曾经多么绚丽,生命的末了,我尘归大海,流浪天涯。我这朵孤傲的海上花,就这样远远看着人世的喧闹和离别。一声再见,再也不见。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