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面接触苏东坡，是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林语堂在自序中说道，写《苏东坡传》纯属个人喜好，无他。这种纯粹让我以为仅仅是文人的特性使然，闲来无事，写一写自己喜欢的文人逸士。但由于我对历史几乎属于文盲级别，时间、人物、事件的穿插缠绕令人眼花缭乱，故第一次看《苏东坡传》也只是粗粗略过，了解一下大的线条和梗概。
这两年逼着自己学国学，从晦涩难懂的《四书道贯》、《道德经》，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从诸子百家的学说流派，到自己喜欢的王阳明心学；从儒释道的发端融合，到风流人物各竞风骚。我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遵循了雪师“先登山顶，再窥万象”的路径，开始懵懂艰涩，而后积累土以致高台、汇点滴以致江海，至今有了那么一点豁然开朗。
这一点豁然开朗，并非自己顿悟了什么，而是像林语堂所说的“无他”，一种纯粹而已。
又见苏东坡，是因为这本戴建业的《两宋诗词简史》。戴建业这位“糟老头子”最近很火，本以为这个华中师大的老教授只会在抖音短视频中火一把，没想到他老人家已经著书立说，而且多为专业论文级别的著述。
苏东坡在《两宋诗词简史》中所占篇幅是最多的。没办法，戴老师对他喜欢得要死！没办法，几乎所有人都对苏东坡喜欢的要死！
我也不敢造次，当然并非我被迫喜欢苏东坡，而是他俨然成为矗立在天边的一座丰碑，只可远远地仰望。而唯一能接近这位大神的机会，就是读他的历史，读他的诗词。
少年苏东坡才华横溢，豪情万丈。苏家一门三学士，名满京城，文章天下。盛名之下，不可谓不红极一时。当时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携手为官，大有撸起袖子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苏东坡曾写到：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听懂了没有？我们兄弟俩谁呀，学富五车，下笔千文，胸中有万卷书，只要我们兄弟同心，辅助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主，又有何难？
苏东坡狂啊！他做的事情是辅佐皇帝成为圣君的伟业，而且说是小菜一碟，“此事何难？”你说狂不狂？
不过古时候的狂士与今天不同。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那时候的狂者仅次于圣人，是奋发有为，积极进取，不拘一格的有为之士，狂的有资本。而现在人的狂，估计仅仅是腰中多了几两盘缠。
同样是狂，唐人和宋人的表现也相去甚远。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人，表现出来的是“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人更多的是使命感和责任感。
可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迂腐的朝廷中容不下这种狂，而苏东坡也注定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讲过他为两个儿子起名的用意。轼者，车厢前那根横木，似乎没多大作用，但若取掉它，看起来又不像一辆完整的车。轼啊，我愿你在人们的眼中，不要做可有可无之人。辙者，车道、车轮的印迹。人们谈论起车子，却很少留意车道。但车道有它的好处，即使车马毁损，车道却不受影响。辙啊，我愿你一生平安。
很有意思，苏老泉取名的哲学如此富有深意，一反一正，也在冥冥之中预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跌宕起伏，而苏辙则如车轮的轨迹一样循规蹈矩。
苏东坡一生中两次重大的转折点——或者用灾难更贴切一点，皆因他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狂”，而这两次灾难都与变法有关。
第一次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朝中形成变法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而苏东坡站在了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保守派这一边。因为批评新政导致的种种弊病，苏东坡被奸佞小人污蔑，说他到处写诗诋毁皇帝，暗藏祸心，终被逮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
第二次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重新执掌朝政，司马光将苏东坡重新调回京城。按理说苏东坡应该感谢并全力支持司马光才对，结果因为司马光的过于偏执，苏东坡照样炮轰司马光，这样的苏东坡真的让人失望透顶。年轻的宋哲宗正式掌权后，司马光的保守派再次下台，奸臣章惇上台，开始清理异己，臭名昭著的“元佑党争”就此展开。苏东坡也因此被贬惠州，继而再贬儋州。
所以苏东坡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用一个“狂”字可能无法准确描述苏东坡。“狂”可能仅仅是开端，进而豪迈，洒脱；数次被贬后的人生遭遇又使他更加智慧，看淡浮名；而他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天性，又使他成为真正的百姓之友、全民偶像。
戴建业在《两宋诗词简史》中这样评价：“苏轼的视野开阔且趣味广泛，他从上自《诗经》下至当代的诗人那儿汲取营养，其诗风的豪放飘逸似李白，体物入微似杜甫，畅发议论又近韩愈，冲淡高旷近于陶渊明。”这也是苏东坡品格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