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百廿扯变法002｜康南海赶考坎坷路，阴阳错师徒李桃僵

　    且说5月2日公车不来松筠庵，达智胡同由车马塞途到车马稀，原因是孙尚书维稳起了作用。他派人到各个会馆向举子们说，如果谁再聚众上书扰乱社会治安，考中进士也白搭，并且还有生命之忧。他是尚书，国级官员，说话份量在那儿；他还是兵部尚书，手握兵权，要说镇压谁也挡不住。所以，很多人就怕了，就不敢来了。

      孙尚书还到颐和园，向慈禧老佛爷汇报，并请求尽快签约，省得那些公车们天天嚷嚷拒和迁都。不然，到时日本人不耐烦、社会上再动荡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李莲英也摊开地图找到台湾，说用这么个豆点大的弹丸之地来换取大清国家安全，非常值得！于是老太后像她老公爹道光皇帝割让香港一样，同意签订《马关条约》。条约都签了，那以请求皇帝拒签条约的上书还有意义吗？因此，举子们多数散去。

　　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盛传康南海考中进士啦！组织上书的人都被朝廷收编，那松筠庵集会还有意义吗？因此，大家都不来了。

　　三个原因导致公车集会三天的计划流产。被后世史学家们高度赞扬的公车上书，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5月2日那天，的确有一位太监模样的人来到松筠庵，直接找到康有为低声说道：您考中进士啦！虽然尚未发榜，但春闱会试的结果应该出来了，所以康南海绝对不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

　　听到这个消息，康先生便回到下榻的南海会馆，窝在他的七树堂久久不出来，第三天亦末出现在松筠庵。

　　你可能怪罪康南海意志不坚，那是你不清楚参加科举的不易和他赶考之路的坎坷。

　　华夏神州自古到大清，有资格读书的都是权贵官宦后代，所以叫官学；普罗民众整天为生存而奋斗，他们的孩子是没资格念书的。据资料，到大清帝国文盲率还在90%以上。即便是那10%的读书人，要想到达做官的彼岸，也非常不容易。读书做官，科举是唯一途径。读书人要到县里考童生，只有考中童生才有资格继续参加考试。童生里最高一级的叫秀才，才中之秀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生。童生也不好考，有人五六十岁还考不中，屡考不中者被贬称为“老童生”。每次考试每个县出不了一两个秀才，所以秀才就有了特权：见官不下跪、受审不用刑、不用服徭役等等。

　　接着是考举人。举人即可推举之人，是通过乡试即在省里考出来的。那时候的人一辈子都不见得走出本县，能够到省里一回，考上考不上都是荣耀。考中举人后，由省里来人下通知，那场面肯定轰动。县里若有人中举，不但是个人、家庭、氏族的骄傲，也是县太爷的政绩。

　　考中举人没人不想考进士的。在会试中一旦考中进士，最不济的也会放个县令，即便运气差进不了京城，到退休时最次也能熬个五品，相当于地厅级；如果进了中央，弄不好能混个三朝元老；如果进了一甲或二甲前几名，可被直接任命，出阁拜相，成为有实权的国家干部。还有，通过殿试的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故事天下扬，无人不知……

　　据南海自述，他是官宦之后，祖上曾经有人当过布政司，他爷爷和父亲也均为官员，虽然是州府小官和县令，但康家藏书丰富，因此他从小就有书可读。康先生自然也和许多名人一样，不缺乏励志故事，五岁能背唐诗百首，六岁即学《大学》《中庸》。十一岁父亲去世，他跟着爷爷攻读经史。可他的励志故事很快结束，聪明伶俐的康南海有个致使弱点：应试能力不行！

　　聪明的孩子注意力不够，难专心，不喜欢死记硬背，贴括之学总也搞不定。贴括就是把考官经常用于考试的经文编为诗赋来诵习强记，相当于现在的高考标准答案。另外，有人说康南海的毛笔字写得太难看，从而影响了录取。从康留传下来的文章看，在毛笔不再是唯一书写工具，毛笔字已归于书法艺术的现在，他的字看不出有多难看。总之，康南海在广州府连考三次，十六岁才中秀才。

　　三考方中既显示出科考的难度，也表现出康南海的毅力。康家的振兴在于他的科举成功，是家族的希冀和压力。压力有多大，可参考跟他同场不同时的老乡洪秀全，三战三北就再不科考，回家鼓捣出拜上帝教，成就一届天朝；假如洪也能考中秀才，也许他就不会造反。出人头地不需要高大上的贴金，人人都要寻求出路才是常情。假如康南海能够被破格提拨朝廷大员，他也许不再搞什么变法。

　　于是乎，康秀才开始了他的科考大战：三年后参加广东乡试，结果不中；过三年再战，还是不成；再过三年又战，仍是名落孙山！28岁的年纪，绝对是“老童生”，好说不好听。满脸胡子的人与年青娃娃们同场竞技，甭说是极端倨傲自命不凡的康先生，就是普通人也会觉得有失尊严。他想弃考，可拗不过叔叔们的责压，更抗不住母亲的相逼。母亲三十岁守寡，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他的科举及第上，不能中举死不休！可跟那些嘻嘻哈哈的小把戏们一起进考场，的确难为情，他就设法转到北京顺天府应试。依照大清规定，秀才中的优秀者可以到北京考试，康先生优秀不优秀另说，但可以到北京考试。然而，在广州考试是与全省的考生较量，到北京考试等于跟半个大清国的考生较量，无疑增加了难度。但为了避开乡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了。在北京考不中，又回到广州，还是不中，直到36岁方圆梦想，得以中举。从16岁到36岁，二十年，康有为经历六战六败，其滋味儿路人难知。

　　中举就要考进士，没有人在举人这个台阶上停下来，因为只有考中进士，才能进入皇权帝国的官僚阶层，投身体制。1895年，他和学生梁启超结伴同来，并且商定：最后考一次，不中永远不再考！考中举人完全能够给家人交待，况且他还有了变法的新出路。

　　想不到这次竟然考中啦！

　　康先生知道过几天才发榜，有人提前透露他考中进士的消息显然是为了阻止他再行上书嚷嚷变法。因此，南海先生十分矛盾，内心万分挣扎。突然，他想到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考上没有？那朝中人已经远循，问身边人却个个不知，连梁本人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康有些纳闷，自己能考中，梁启超也一定能考中，因为谁都知道，这位比自己小16岁的得意门生其实比老师实力强得多。

　　要论才学，梁有一比老师高许多。康南海考举人久战不中，屡屡败北，就先开设了一家学堂。秀才能否开堂讲学不清楚，但是很少。因为康是老秀才，因此也就那么开了。他的学堂叫“万木学堂”，说是学堂，不如说是正直团体，不但讲四书五经，还讲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所以很吸引人。特别是少年得志名气等身的梁启超的加入，更是提高了康南海的名望：康当时只是秀才，而梁已经是举人，举人认秀才做老师，秀才师傅举人徒弟，阴差阳错使二人名气大振。

　　康南海借赶考之机，曾经给许多皇帝信赖的高官上过书，纵论军国大事，开出治世良方。文人干政令历代皇家不容，学子论政本身就是妄议。因此，许多清国大员对康的言论统统斥为狂妄，特别是徐桐，不但记住了康南海，而且记住他是一个绝对的狂妄之徒。

　　徐桐曾任礼部、吏部尚书和协办、体仕阁大学士等职，是大清理学家，顽固守旧，疾恶西学。他主张借助义和团排外，支持太后对外宣战，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上吊自杀。

　　非常不幸的是，徐桐还是这年的主考官。当他得知康南海参加科考后，决心不录取他。他告诉列位副考官：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一定是那个姓康的，不要录取，坚决拿下！

　　因为是闭卷，考卷上看不到名字，清朝的官僚们也死板，不知道打开卷子看看，只好见到出色的卷子就弃之一旁，最后挑出最好的，并从立意、观点和风格等方面进行分析，一致认定那就是康南海的，就彻底放弃。由于这卷子虽然立意偏激观点独特，但真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手痒，在卷末批道：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末嫁时，惜哉惜哉！把康比作已经出嫁的漂亮女子，尽管看上去令人心动，可无论如何娶不得了。　

　　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有个比康写文章写得更好的人，写得更像康南海文章的人，那就是梁启超。结果，拿下的考卷不康南海的，却是梁启超的，李代桃僵。

　　科举发榜，结果不出所料。

　　据说，徐大人“既怒且惭”，回家时告诉门卫说，如果是那姓康的来拜，不许开门！

　　梁启超自此再无涉足考场。

　　会试考中者其实叫贡生，贡生经过殿试和朝试者才叫进士。到大清，考上贡生的也直接叫进士。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出题，考出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直接进预备干部局翰林院，朝廷大员全部选自那里；其他人再进行朝试，即皇帝派官员组织考试，根据成绩，决定官职。最低也会是县处级。殿试和朝试都是开卷考策问，因此再不会阴差阳错，所以，康南海通不过殿试和朝试，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他未能获得皇帝钦定名次的资格，只是得到了工部主事的官职。主事就是秘书，是最低级的京官，六品，相当于县处级。即便现在，县处级官员在北京也是一撮一簸箕。工部即管工程、水利等的部门。这样的衙门这样的官儿，康南海根本就瞧不上，于是他压根就没去工部报到，也没要主事那官，而专事上书，成为职业变法家。

　　还有人说康南海的进士是考官一泡尿给憋出来的。那考官阅卷时看到康的卷子，正赶上尿急，再看那笔字，难看至极，就随手将卷掷于地上，上了厕所。这时有仆人过来，见地上有一张卷子，十八忍是风吹掉的，就拣起来放到桌上，并用砚台压起来。考官回来一看，觉得很诧异，已经扔掉的卷子，怎么又回来了？仔细一读，文采不错，于是就放过去了……有此段子可能是因为康在考场上的屡败屡战。他并没有专心于八股文，所以考试经常失利，但他又广泛涉猎了佛学、西学等，思想超前，又让时人追捧，使他成为一个科考能力不强的思想者。

　　这就是所谓公车上书的真相。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集会运动虎头蛇尾，未能成功。举子们签名的上皇帝书也未能递上去。公车上书之所以成为历史事件，是因为还有其它上书。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大清师来夷之长技似乎可以完全制夷了，官家上下均沉浸于大国崛起和中体西用模式成功的历史时刻，却不料甲午一战被打回原形。不屑西夷来战，只是仰华夏神州鼻息几千年的小鬼子，就扒掉了自信爆棚的大清帝国的底裤，这成何体统哉！于是，清国官家普遍感觉到了压力，寻求变法以巩固政权的观念逐渐形成共识，朝中官员和各地封疆大更纷纷上书，请求皇上变法，异替光绪皇帝开出许多治世药方。公车上书只是这波上书潮的一小部分，如果没有后来康梁专职上书推动变法的事实，公车上书也许不会存于史实中。

　　然则，康梁为皇帝开出了什么药方呢？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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