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诗酒趁年华"!


好一个


              好一个“诗酒趁年华”

夏日虫鸣夜,收拾房子间隙,翻到了这首词,读完心情十分舒畅。不觉默默多读了几遍。

远远传来动力火车《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深觉应景,特以记录。

        望江南·超然台作  苏轼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具体的季节特征从词句中能够得出:春未老,风细柳斜斜。暮春时节,春意尚未消尽,风有意无意吹动柳条,柳条随风,倾斜斜飘飘然。首先一点,便是我们来看作者登临地点的名字——“超然台”。据《东坡乐府》纪年录记载,“乙卯,于超然台作望江南。”散文《超然台记》一文中末尾明确点出“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本为苏轼居住密州时候城北的一块旧台,苏轼便请人对这个台子稍加修葺,弟弟苏辙为其题名“超然”,超然台遂成。

上片主要是作者登临高台写景的部分。“春未老”点名了本词创作的季节情况,作者登临超然台,远远望去,眼中为何景?“半壕春水一城花”,“壕”即是护城河,护城河里水半满,满城春花还依旧缤纷抢眼。城里千家万户的房舍在细雨烟波中显得略冷色调。细雨微风中,斜柳春水春花,安静的城中景显得暗淡,尽管这别有一番意境,整体色调却带给人一种莫名的冷清。雨蒙蒙情深深,作者此刻内心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感呢?

下片紧接着转入了抒情部分。寒食节过后,酒醒了反倒长叹息,那么我们便要发问,词人为何事而饮酒至醉?又为何而酒醒后叹息?“休对故人思故国”似乎道出了这其中缘由,毕竟是飘零在外的内心无法完全释怀,一个决绝的否定副词“休”字背后藏着万般无奈,暗含着词人此时此刻心中那无法疏解的无限烦闷,加之上片景色整体色调的冷暗,似乎词人要在无限感慨中结束下片内容,却恰在此时,“且将新火试新茶”,“故人”“故国”“新火”“新茶”有着特殊的照应关系,由“故”到“新”,转变得妙绝了。

全词的最后,算是点明词人内心的、响亮的一句“似酒趁年华”将前面所述的所有情感推向一个豁然达观的高潮,超然物外,忘却这些细碎的烦闷苦楚,尘世间的一切都可就此抛开,且不论人在哪里,吟诗饮酒需看当下,趁年华尚在,趁春天未消尽,尽情娱乐。今天的我们细细品读这首词,仿佛能隔空感受到词人的那份感召,超于物外,脱立于世俗,获得肉体凡胎和精神上的自由。


研究苏轼,不得不从他被贬谪的特殊经历研究起,作为常年“补外”的京官,苏轼的一生可谓是足够坎坷、曲折了。他21岁考中进士, 任祠部员外郎,在新旧党之争中遭到排挤,离开朝廷“补外”,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其后因为“乌台诗案”文字狱入狱遭到巨大打击与迫害,被贬到黄州。宋神宗去世,苏轼回朝廷任翰林学士,在旧党中依旧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又出知颍州, 新党执政, 晚年又被贬惠州、儋州。

      说到“超然” ,我们若想寻找苏轼那追求超然物外、世外与物合一的精神境界之源,则要追溯到苏轼在出任密州知州的时候。苏轼《超然台记》中提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世间万物皆有其独特的功用,皆有可乐之处,“吾安往而不乐”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它们,拥有超然的心态便能乐。         

被贬至黄州时期苏轼写了大量的游记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苏轼在黄州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失意的最低谷,也是苏轼的诗词书画的最巅峰时刻。我们所熟知的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尤其是《前赤壁赋》那种静赏山间之明月清风,静观不变与变的旷达乐观的心境,自文章问世至今一直为所有读者感动,在人生失意的最低谷,在我们凡人来看是如何也走不出的逼仄困境,苏轼终究成功突围。这便是苏轼的超然。                 

沙湖道中遇雨的苏轼独不觉得狼狈,轻唱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甘愿回归自然,与自然合一的不悲不喜、宠辱不惊,这便是超然。

好友王巩因同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十分感动,如同看到了知己,于是就写了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以赞之,“此心安处是吾乡”虽则是侍女的回答,不也正是苏轼一直所秉承的随遇而安的豁达状态。《惠州一绝·食荔枝》中,被贬至岭南两广一带蛮荒之地,他仍能苦中自我安慰,高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苦中寻找积极快乐、随遇而安这便是超然。

“乌台诗案”彻底改变了苏轼的政治生活,成为苏轼思想嬗变的关键转折点。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苏轼秉持着自己那份超然率真,正义正直。苏轼遭遇贬谪的生涯中,全凭他精神上的超然与豁达超越一切困苦难关,度过一次次颠沛流离。他始终坚持追求的是心灵与精神超然于物外,不仅仅是在这困难处境中受困于物质的解忧消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然物外,物与我两两相忘,境界上进入了更高的一个层面。


苏轼的一生都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在自己仕途发生转变之前,他积极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疾苦,关注朝廷大政方针。当他被“乌台诗案”迫害,被迫踏上漂泊的囧途,处于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依旧能够在一片落魄窘困中保持住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苏轼的身上,不是从来没有流露出人生在世的不称意,其诗词中也曾写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然而,在各种复杂情感的最后,苏轼往往能够走向光明的一面。

王国维《文学小言》中曾这样评价苏轼:“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王国维大力肯定苏轼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是对其超然人生的赞赏与钦佩。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开篇更是直言“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今天的我们,看到、读到苏轼那一篇篇渗透着归于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作品,感受着他在任何处境中都不曾自我放弃的超然境界,谁不爱这老翁?好一个“诗酒趁年华”呀好一个“诗酒趁年华”,望平凡的你我共追求并享有这份宁静与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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