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
Judith Butler
今天来到世界哲学大会，我很荣幸成为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的第一个演讲者。我今天想谈论性别（gender）概念，尽管在许多语言中，这是一个外来词。有时的确存在着对于性别观念的拒绝，就因为它是外来的。可能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是进口自美国，也可能是它挑战了其它语言中指明男女区别的词。西蒙娜·德·波伏娃并未使用性别这个词。对她而言， 性别在法语中是个外来词。但可以论证出，波伏娃的哲学为性别哲学的发展指明了出路。在
《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这一简洁表述成为女权主义者区分性与性别的理论基础，性被理解为生物学事实，而性别被理解为这个生物学事实在特定时间和地域所呈现的文化或社会意义。基于众多理由，这一观点十分重要，其中最主要是理由是，它主张在性的意义上没有什么能够决定女人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女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女人应该爱谁。在许多女权主义者那里，性与性别的区分是一个有应用性的理论。她们坚持认为，如果忽略强加于女人的社会限制，她们将相对自由地规划她们自己的行动路线。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波伏娃的公式被理解为，尽管性是自然范畴， 性别却描述了对这个自然范畴的文化和社会解释。这意味着，没有自然目的统治着女人基于其雌性的生理条件的发展。一个社会意义的男人可能来自于生物学意义的雌性；一个社会意义的女人可能来自于一个生物学意义的雄性。对一些人而言，波伏娃的公式建立了一个理论， 即性别是一种选择。但另一些人论证，对于波伏娃而言，女人的发展或“塑造”不是纯粹的选择，而是被波伏娃归为“处境”中的某种形式。确实，性本身对于波伏娃而言不是自然事实而是“处境”——通过政治、社会、心理和经济现实所建立。她不拒绝自然事实，但她坚持认为这些事实是在处境中被组织起来的。一些波伏娃的追随者坚持认为，她可能不会喜欢将要出现的性别观念。她寻求赋权于女性的范畴是“女人”， 以此否认因果决定论与自然目的论决定了一个女人能或不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能或不能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及其应得的社会平等。
所以即使是现在，在那些受惠于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哲学家中，我们可以至少分辨出三种
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生物学的性与性别的塑造并无直接的因果作用，性别是一种被塑造的形式（这种观点部分受到挑战，一些人认为性同样可以被改变，另一些认为性的转变形式也可以被理解为塑造）。第二种立场认为，性本身是自然事实，但我们应该反思建立与描述这些事实的科学本身，因为科学经常充满偏见，女人的弱势社会地位与不平等建立于科学假设本身之上。第三种立场认为，性是“处境”，即一定的社会和历史过程或者权力形式，导致了对性的指定，而女人虽然不为生物性所决定，但也不是彻底自由的，而是与这些处境中的词语搏斗，寻找在词语中转变的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更好的自由和平等。正如玛格丽特·西蒙有说服力的论证那样，波伏娃背离了萨特的“谋划”概念，通过发展她自己的处境概念，作为女人的处境，存在于这处境意味着被一个承诺转变女人的世界所降服。
我认为，性别观念对于波伏娃是外来的，然而她引入了一个区别，一个不容易被弥合的鸿沟。在我们所说的语言或某套社会和科学的假定中，如果我们接受性为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就会接受某种特定版本的性为理所当然的。确实，用以决定性的意义的诸科学标准经常自相矛盾。所以我们不能依赖于通过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来把性当作一个简单的事实。然而， 即使性在不同的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建立，它终究是被普遍性地建立了。这暗示着一个问题、一个事实，需要某种语言学的指明。尽管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拥有这种权力与权威，可以决定性地对性命名，性也总是被一种语言所占据，即使这种语言是科学权威的语言，或者说， 当某种语言是科学权威的语言时，性才尤其会被这种语言所占据。我的观点并不是去论证语言相对主义。相反，我想理解，当我们把性别当作标准，来判断性在多重语境中的语言清晰度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许想说，性是事实，虽然阴阳人的存在挑战了我们对于身体二态性的观念。我们可能想无视那些不接受性作为一种事实的人，但这个事实取决于其本身显现的条件——康德哲学可能这样认为。如果语言是对性进行构建的方式，或对性是什么进行解释的方式，那我们如何对待文化和语言对性——我将称其为性别——在不同语言中如何发生的解释？
我要指出我今天论证的两点核心。首先，性不能被充分剥离于语言的建构，性在语言被
建构为一个事实。在我看来，性的语言学建构作为一个事实，其本身就是性别的一部分。其次，性别是外来词。性别经常给翻译者带来困难。确实，性别只是作为一个艰难的翻译的结果才被引入其它语言中。作为结果，它在别的语言中从不与它的所指相应。
19 世纪 50 年代，性别这个词在英语中被创造出来，但即使在英语中，它听起来也相当外来化，有些人会认为性别是代词用法的一组语法规则。性别是这样一个词或观念，它在进入一种语言时存在着困难。这种困难对我们以及这个观念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能够存在脱离翻译的性别吗？
我发现，有时对性别这个概念的拒绝是依照句法的，好像使用这个词会挑战甚至拒绝基本的句法结构，而在给定的语言中，句法结构控制着语言意义的产生。这在基础层面产生了不同的语言障碍。起初，这个问题表现为一个用法问题：一个人如何使用这个词？一个人是否属于性别？性别可以谓述一个人吗？如何在一个句子中使用“性别”这个词？后来，问题似乎是引入了一套更广泛的文化实践，这个词在其中被预设并发挥作用。关于“性别”是否能被翻译的争论聚焦于，被翻译后，这个概念遗失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不仅指遗失自英语的，还遗失自被引入的语言的，也聚焦于这个外来词进入一种语言时所产生的困扰。
当“性别”这个词被引入另一种语言，同时也是对英语的自我引入，甚至于说是再次进入英语，当然不是指第一次的时候。这么说看似合适，英语自我引入了很长时间。这明显发生于，当 “性别”被保存在另一种语言中并被翻译回英语时，以及当另一种语言发明了新词以与“性别”相应时。当然，英语到达或入侵另一种语言时，对“性别”概念和性别理论的具体回应与分析也同样重要，不过这不可能是我今天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是相关的，而且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其在一开始就引出了文化影响的问题和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然而，我想追问的是，对作为词的性别的争论为什么经常忽略单语主义的前提。举例而
言，在英美和澳大利亚，我们把性别当作一个范畴或概念，倾向于忽视这仅是英语用法的事实。我们假定在罗曼语中，性别——le genre, el genero——的用法相对而言是或应该是一样的，也假定我们在英语中的讨论可以在原则上推广到任何语境中。确实，当我们争论“性别”
——我这里指的是作为词的性别——或阐述其意义与概念化时，我们都已经在单语主义的领域中，当然，我们用另一种语言来讨论以及讨论作为外来词的“性别”时除外。但即使性别作为“外来词”进入英语时，它在英语之外的语言中也仍然是陌生的外来词；它作为外来词而进入另一种语言简直像是通过挖洞来入侵异国。这样，它引起了所有常见的问题：这个外来词起着什么作用？它是友好的吗？它是被邀请而来的吗？性别这个词是被帝国所接管的符号或工具吗？①
在英语中，我们对性别做出各种归纳，好像我们指的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特定的语言学用法——这种归纳的一个例子是“性别是行为性的或关系性的，交叉性的或过程性的”。在英语中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假定它由于其内在的普遍性而可译，这使我们的争论成为容易的事情，即使并不完全容易。尽管以英语母语为背景的性别理论家并非经常认识到，他们在讨论性别时总是对翻译采取某种态度。在几种意义上可以证明这是真的。首先，在女权主义、酷儿理论以及社会科学中，“性别”有其它的来源，包括语法学和性学。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广为接受的创造新词的机制，并且总是在铸造更多的词。其次，在我们所实践的实践理论中， 关于我们的主张的普遍性的假设基于某种心照不宣的信念，即当“性别”被翻译其它语言时不会遇到干扰和阻塞：事实上，这个词被引入非英语语境时所引起的政治骚动只是在近几年才被加强——我将给出一些相关迹象。第三，性别的分配是散漫但又制度性的实践，并在做出分配时以及在此后作用于身体。性别的分配根据翻译而实施，因为婴儿已经具有性别了， 他们被动地成为男孩或女孩而过上不同的生活，成人世界的翻译成果必须被带入婴儿自己的意义世界中（Jean Laplanche 的重要性在于证明，为婴儿命名需要有针对婴儿的翻译工作， 尽管我不能在这里追问这些含义）。②
所以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我们用英语讨论性别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时候，是否
很少追问这个词是否可以被翻译，即使我们的普遍性主张假定它可以。当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关心这个关键词是否可以被翻译——这是一个翻译者的问题，毕竟，虽然我们有时很高兴能够帮助陷入困境的他们，但我们并不经常认为，我们的主张的普遍性建立在这个词在两种语言间的概念的等价性上。如果不存在相等的概念，我们将面临另一个问题。当然， 一个人可以通过简单地假定或断言性别并未得到很好的翻译，来转化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 它恰当地属于英语，或已经属于英语。基于这种假定，我们以英语为母语者欢迎每个人进入英语，而英语是已经建立的当代语言学的框架或 lingua franca，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仁慈的精神输出那个框架。我们帝国主义者真是礼貌！或者，可能在哲学上，我们认为性别命名了一个概念，而我们用于命名或描述这个概念的语言附属于这个概念本身，于是我们正在从事
① 参见 Adorno 论文“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in Writing”, Notes on Literature (290-91)，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语言的有机的、纯粹的观念之崩溃的重要性：“一种未知的、真正的语言的力量并不对任何演算而开放，这种语言只能从现有的语言的解体与碎片中出现； 这种消极的、危险的、但却确实被承诺的力量是对外来词语的真正的辩护。”
② Laplanche, Butler，“What Does Gender Want of Me?”
的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分析而非语言学分析。根据这种论证，语言的使用既不能产生也不能维持一个概念。通常假定概念与我们在语言中如何使用它是相互独立的；性别即这种概念；因此，可以从概念上分析性别而不考虑使用这个概念的语言，而事实上，语言是有意义的。 然而，这最后一个观点在翻译“性别”的实践中不属于概念等价性问题。有时这个问题
表现为语法问题：如何在语言中使用性别的名词形式，例如，只能通过其动词或形容词形式的转化来使用。但有时这是一个句法困难，意味着使句子连接在一起的部分无法起作用，这挑战了对意义本身的建构。这种现象发生在描述动作的语言中，如来来往往，以及改变动词以表示他或她到底是来还是去。在这些情况下，性别无法自我确立。举个例子，这符合人类学家 Marilyn Strathern 的观点，如“男人”和“女人”这样的范畴是社会关系的缩写，在此关系之外并没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尽管这些是翻译中的重要问题，还是引发了理论困难。如果证明性别对于翻译而言经常是个问题，那译者和理论家可能就需要是同样的人——不仅因偶然性而在事实上，而且在原则上也要这样。确实，我们的性别概念面临着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和理论中的翻译问题。
我一直试图指出一个问题，对于那些用语言来工作或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第三、第四语言）的人而言很常见。但我还要指出一点，这可能不会立即出现，也即翻译是性别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析范畴的可能性条件。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我的所言是否有说服力。
我的观点是，可译性问题是单语主义中未被注意到的问题，弥漫在学术和大众生活对性别的论述中。德里达用“单语固执”来形容“抵抗翻译”。在他的专著《他者的单语主义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中，他描述了一种信念，通过一个人愈发深入地进入另一种语言来论证观点而得到强化：一个人不仅以某种语言为家而栖居，而且通过那种语言所获得的感觉（sense）是独特的，他只能通过这种语言来获得并交流那种对事物的感觉。所以我不仅是言说语言，而且语言是我栖居于世界的方式和感觉世界的条件，另外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而言，语言也是本质性的。德里达反对这种信念，他首先宣称，一个人自己的语言从不真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这的确不是财产，而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不可归属的领域。在我们说出任何话语之前，语言有自己的生命——语言是活着的——并且总是先于我们从别处到达。在德里达看来，别处一开始就在说话者的此处，从不真正远离。然而，单语主义不仅涵盖了这种原始状态，一种在语言中被剥夺的状态，而且强化了我们的感觉，即我们所说的都具有直接的普遍性。他写出下面的内容时带着对抵抗单语主义的立场的尊崇（下面是我的英文翻译）：“我不仅遗失、丢弃、谴责法语以外的语言，我还因使用习语而感到自豪，总之，当我增强法语的抵抗力时，我写下“最”和“最好”，纯化我的法语的秘密……因此，它的抵抗力，以及对翻译的无情抵抗；翻译到所有语言，包括另一种像法语这样的语言。”（56）对单语主义的强化造成了悖论（如果不是难题的话）：人栖居于语言以至于语言似乎是人的所有物，但语言却是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在所说和所写的语言中，一个人没有所有权。然而在语言中，思想的任何精炼都强化了这是一个人自己的语言的感觉，这导致对翻译的抵抗。然而在某个人自己的语言中，他已经被剥夺了。事实上，存在于某种语言中的东西不可能被完全地和绝对地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因此，德里达认为，每一个翻译创始人都存在于无法翻
译的时刻。“不可译性”萦绕于每一次翻译，而非存在于这里那里的小问题，作为一个结构性限制，在每一时刻所存在的语法障碍和句法障碍中都令我们意识到其存在，例如英语的“性别”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时候。①翻译开启了创造新词和出错的生产性潜力，挑战了语言的支配地位的观点，提供了使英语在语言上谦恭的路径以及反对保留语言的不可译维度的可能性。当概念的不等价性作为交流的一部分时，性别的不可译维度开启了我们如何共在于世界的问题。
但首先，让我们回忆当代的许多进行追问的理由，比如这个例子，词“genre”在法语中指的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定冠词与不定冠词的语法功能，它必须被引申来适应一个用于讨论“genre”的新的意义集合，而对翻译的抵抗是明显的。采用新用法的意愿很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引入自英国的时候。一位历史学家强有力地表现出既接受又拒绝这个词的悖论，“法语中没有 gendaire 的位置。”她不但不给其位置，而且使法语抵抗对 genre 的翻译。这种抵抗来自左翼和右翼。有人担心这是学术理论的“麦当劳化”。当然，这个问题作为美国文化的影响经常被提到。但有时，“性别”或“la theorie du genre”至少意味着法语民族团结的崩溃，而愈发可渗透的国家边界使任何事物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所以这个问题同时是移民问题、少数族裔问题、民族融合问题以及愈发模糊的文化消亡问题，当然宗教和世俗主义（或 laicité）也在讨论这些，聚焦于法国天主教文化对于国家的首要性、自然法、父系制度、常态与病理、家庭、同性恋、同性婚姻和酷儿亲属关系。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意味着，单身女性、跨性男、单身伴侣和同性伴侣、已婚和未婚者可以获得生殖技术，但所有这些争论都纠缠于其他问题，包括移民问题、国家认同的丧失，共和国的建立前提的解体。有人认为这个词预示着某种用以维护家庭与国家团结的自然法的毁灭，也有人认为它挑战了文化的或象征性的用以守护家庭与国家团结的法律与规范，而离开了这些，后国家的混乱状态会随之而来。当尼古拉斯·萨科齐被宣布为法国总统时，他决定把反 “性别”作为优先考虑的四个事务之一。而几天前，教育部长与教皇发生了争论，教皇认为学校不应传授“性别理论”，这个理论应该被视为“恶魔的意识形态”。这个词现在的含义多种多样：根据语境，它可以表示女人、女权、女性平等、女权主义、跨性别者、同性恋、双性恋、女同性恋生活、爱、协会、伙伴关系、婚姻、生育自由、领养权。在一些宗教反对者看来，“性别”与同性恋完全相同，或者是对同性恋的掩饰。人们发现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都适用，存在于包括巴西、波兰、匈牙利、希腊以及英美在内的关于性别、暴力、自治的讨论中。
一些人无法接触这些关于性别的理论观念，这不仅是因为语言障碍或者理论太深奥。它
引出了一个翻译问题，甚至是可译性问题。它表面上似乎是语义问题，但从更广的意义上看， 这个问题威胁到民族语言和宗教框架的意义建构（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一个瑞士法语区的女人一次在公用场合找到我，用法语告诉我，她将为我祈祷。我问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我不相信自然法也不按照上帝的话来行事。我问她是否读过我写了什么。她说：“当然没有，我从不读书！”）。
① 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要说的，最近法国哲学家一直在追问它，Barbara Cassin 和这个相当大的题目：不可译性的词典：一个哲学词典（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其中许多和翻译问题相关的概念被思考或重新思考。本文的早期版本出现在其中的“性别”范畴中。
所以，虽然在这个例子中，确切说我们没有以有根据的表达进入思想争论的领域，但却发生了需要审慎反思的有社会意义的事情，甚至指向对理论任务的重新定义。为什么“性别” 成为了一个如此挑衅性的词？法国以及不再批准性别理论作为课程在学校传授，巴西和意大利近几个月也通过了相关法律，而现在，在波兰、土耳其、塞尔维亚也发生着有关的激烈争论。在西班牙，真正的学术界拒绝接受在语言中使用“性别”，因为它显然是只从性的角度来理解事情的清教徒偏见。所以，当性别被禁止的时候，性与性取向（sex and sexuality）就被合并了。无论“性别”这个词曾经是什么意思，基本上已经因翻译而被改变了，好像它变成一个被打败的幽灵。那些和我们一样想锤炼这个词的确切意义的人，将会惊讶于其在公共领域的挪用和翻译。
作为学术词汇的性别，以及关于性别的讨论，现在与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包括这个词、理论以及相关的政治是否被认为站得住脚或可以被引入，或者它们是否应该被隔离在边境， 这都是宗教、社会和政治焦虑与恐惧的结果。这个词的生命已经超过和混淆了任何在英语语境中曾有的原初意图和有生命力的目的。
这个词已经进入了我生活的区域以外，它带领我参与它的融入并挑战我的单语主义。没有人拥有这个词，也从未有人这样做过；现在这一初步剥夺的含义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收回它或放弃它。
在美国，性别这个词是由对规训身体感兴趣的性学家引入的，而这里的身体还未进入雄雌的范畴。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 JohnMoney 在哈佛大学研究雌雄同体的论文的出版，这个词开始获得其现代意义。Money 试图发展行为技术和外科手术，使得处于雌雄间性的孩子与现存的性别规范相符。如果新生儿的解剖学特征模棱两可，Money 和他的团队就寻求“纠正” 身体的方式或引导其走上他们所理解的性别的正轨。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者强烈地批评 Money，并试图把性别理解为文化上的可变因素，所以他们拒绝这种观点，即成为男人女人的方式只有一种。而这是波伏娃回归传统的地方。但是 Money 的理论进一步引出一个方面：Money 使用“性别”来描述一个人是什么，给予其本体论地位。所以不像 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的英语世界，关于你的性别是什么或者婴儿的性别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愈发重要。
与女权主义者以及酷儿理论对这个词的挪用相反，“性别”最初的发展服务于性别管理事务，这往往附带着强力又残忍的规范性计划。Money 和他的团队寻求确认和纠正双性人， 他们认为双性人混合了最初的性特征，这导致他提出了如何使如此的身体符合性别规范的问题。混合并模糊的解剖学特征为 Money 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社会适应问题——这样的孩子如何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过一个幸福或“正常”的生活。这个范畴与所想象的规范生活的语境紧密相关。他希望婴儿会沿着正常的路线发展，所以他认为性别应该遵循着性，而对社会角色的预期也建立在性上，性别则是这个预期的实现。
那个时代的性学家以及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认为双性儿童给“管理”带来了混乱， 而这种管理旨在实现儿童正常发展的人生轨迹。使一个性的意义上的儿童符合其应该是什么样的预期的努力收获了可感知的失败，这首先带来性别观念：发展预期没有或不能达成，也
可能是预期本身是含糊的；在儿童能够实现自己的未来之前就称此种努力为纠正，这本身就是异常的开始。①在这种语境下，性别即问题，意味着错误或偏离，以及发展规范无法适时实现。这暴露了性与性别无法总是匹配的事实，一种性别并不反映（mirror）或跟随另一种性别。性别是那种不可通约性的名字。双性婴儿的性看起来不同于任一可变的性别范畴。它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不可回答性导致了当代对 “性别”的用法。Money 的答案是宣称，性别是发展的和社会的规范，需要人们来适应它，即使存在着不可通约的身体或性别，甚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尤其要适应规范。他的问题是，如何更新身体来适应规范。但他从不追问，这规范是对还是错，或者这规范是否太具限制性，或者这规范是否可以改变甚至消解，来为那些身体留下空间。
有时家长或医生需要决定婴儿应该是什么性别；此时，性别成为一个人的确定属性，也即这个人是什么，排除了这个人所不能是的，以及在何社会意义上都不可能存在的。性别之外皆怪物。当医学专业人员不知道如何称呼婴儿时，他们会问应该称呼婴儿“他”还是“她”？ 然后把婴儿置入那个身份范畴中。所以代词指涉的实践——由此一个人可以被描述和区分于彼此——使“他”或“她”变成了新的本体论范畴。在某种程度上，这超越了性别在英语中的语法功能——代词指涉——而塑造了新的语法功能，即产生了性别本体论。你被称为什么或你应该被称为什么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你属于哪一类范畴？以及，你到底是谁？
这种方法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工程问题和把狭隘而固定的性别规范强加于人。但即使 Money 这样的性学家认为他们找到了为模棱两可的身体在范畴下被分类的方法，他们也命名并揭露了这类身体的不可通约性。这种不可通约性不局限于双性婴儿和儿童。性不是性别。Money 的工作找到了给性别分类的方式以及用以分类的本体论地位：一个人有一个性别或是某个性别，基于分类和程序。这个规范的根据是身体应该活出其时间安排，这种规范组织了身体的生命并调节其可实现的未来，而这规范被确切地证明是不确定的。所以性学家为身体建立的本体论地位确切地说是这个命名实践本身催生的。
Money 和类似医师假定他们面前的年轻身体有着某种错误，而非质疑弥漫于语言形式的规范性幻想错了，而这种语言形式是用以控制和制作身体来符合规范性形式的。他们所命名的人可能在某一时刻决定他们想如何被命名，这么想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自治领域，他们的实践效果延缓了数十年来许多人对其的想象。
通过把性别变成名词形式，我们看到类似惯用语的出现，如“你的性别是什么？”或“这个人的性别是什么？”在这里检查你的表格中的性别。谄媚这个表格并且过你的生活。范畴的作用是对常态的预言。古怪地是，性学家认为性别将会保护社会实践和机构的常态（确切地说，在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现在正考虑性别概念的威胁）。这种实践和机构包括了同性恋倾向的发展，这将导致同性婚姻，希望这个过程没有太多弯路，然后家庭中的生育将为社会和国家提供凝聚力，于是一种社会形态将被统一为一种规范并为后代而再现。极端的外科和
① 对正常生活的预期涉及对婴儿未来生活的想象；双性人被认为阻碍了对正常生活的想象——确实，它作为一个词与道格拉斯·塞克的电影几乎同时出现，他在如《苦雨恋春风》这样的电影中记录了各种混淆了对性与性别的规范性想象的幻觉。
行为干预使这一时期的性学与犯罪监管权力紧密相关。性别不仅变成具有固定参照物的力量的名称；然后通过残忍和丑恶的留下永久性伤疤的方式以及性学家的构成犯罪的行为，还有其他通过外科和行为方法来实现目标的卫生专业人员，身体本身也屈从于“修理”和“纠正”。
性别的名词形式与其本体论效应一起运作，要求句法的重组与新的语法用法。当句子把
“性别”作为一个关于实存的谓语，以及如你的性别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现后，一种新的产生意义的方式出现了。对性学家而言，“性别”这个词开始在英语这种特定语言中获得不同用法。它是，但又不是英语中的外来词，但成为其区域性历史的一部分。当女权主义者寻求接管这个词来解释对性的认同不意味着性别是什么时，它又变了。于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再次进入我们的讨论。
随着她对生物决定论的重要批评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被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由于伴随着以下立场而愈发被认同，性意义的婴儿在文化与历史进程中变成性别意义的存在并不固的， 这取决于语言、文化、历史和亲属关系。性别的可变性论题反对“性”中存在着内在的发展 目的论，一种自然地或规范地展现为一种性别或其相反性别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权主 义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女权主义在这一点是一致的。成为某种性别并非只有一条路径可走。如果我们停留在把二元性别框架作为论证的基础，“男人”和“女人” 都是为了居住在更广阔的的社会世界的社会组织方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批评 性的女权主义人类学的任务是揭露和追踪使这种转变得以发生的文化和历史过程。正如历史学家 Joan Scott 所说：“当英美女权主义者从 John Money 和 Robert Stoller 那里借来性别这个 词时，他们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二次翻译。翻译意味着将一个词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 并由此改变其意义。Money 和 Stoller 先前采取了语法范畴来区分解剖学特征（性）与社会角色/社会身份（性别）以解决面对双性儿童的两难并证明将他们分配于适当的男女认同的医 学干预是正当的。①女权主义者为了拒绝生理即命运这个格言而提出这个词；其动机是政治 上的而非医学上的，它困扰（而非接受）内分泌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所适用的规范性的男性/ 女性二分法。”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些关于性别的观点出现了：性别是一种选择，或者性 别是身份的本质或持久的特征，或者性别是一种历史处境。还有，性别是我们用来分析公共 领域、不平等、工作意义、自由问题的社会范畴。这最后一次对性别的使用——由 Joan Scott 自己清晰表述——不是把性别看做身份的属性，而是重新描述世界历史及其转变过程的理论 观点。
一些女权主义者和性别理论家争论这些问题，是否存在超越男女的性别，或者性别本身
① John Money 和 Anke Ehrhart，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巴尔的摩：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2；Robert Stoller， 性与性别：关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发展。N.Y.，科学出版社，1968.他的论文，“两性畸形：对人类悖论本质的探究” 观察到过去的外科手术式的干预是有缺陷的，因为专注于性腺组织（Karkazis 2008:48）。他质疑这种管理，因为它缺乏对人的心理倾向和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关注，这两个因素都可能发生变化。为了证明他的观点“……Money 对 248 个出版的和未出版的病史和病人档案做了比较分析（从 1895 年到 1951 年），以及对十个活生生的被归类为雌雄同体者做出了深入评价。”（Karkazis 2008:49）虽然 Money 发现这是真的，他对报告的推理并未反映其洞察力。（博客文章，关于性别、性和身体）。我想补充说，他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是错的，因为性别可以改变，而这是他的社会工程项目的基础，包括对有迹象的婴儿的矫正手术。但基于相同前提可以有相反的结论：性别可以改变也可能引出那些寻求改变性别分配的人以更大自主权。也见 Terry Goldie，发明性别的人：参与 John Money 的想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
② Joan Scott，“性别研究和翻译研究：“Entre Braguettes”——连接跨学科”在边境口岸：翻译研究和其它学科，由 Yves Gambier
和 Luc van Doorslaer 编辑，图尔库大学和自由州立大学/库鲁文和斯泰伦博斯大学，2018.
是否应该被超越，而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性别范畴的世界里。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实现一个对现存的多种性别关系更宜居的世界，以及更多的关于性别的语言，还有更多可以生活在性别化的现实中的生活方式。一些人非常喜欢关于性别的二元框架并以此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而平静生活，即使在这些词之下并不幸福；对他们而言，性别是居于世界的先决条件。他们希望使用这些范畴命名自己并认识自己，并且希望在他们使用的关于性别的语言中有在家感，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由于这个命名而被对待的方式来寻找承认。从伦理上考虑，这样的主张应该得到彻底和无条件的尊重。同时，在这种二元框架中，还有些人不能很好地找到宜居生活，包括把“跨性”理解为二元框架的临界角的跨性人，对他们而言，在他们所使用或拒绝使用的语言中，居住在世界上需要其他的性别词汇使其有在家感或相对在家感；这种拒绝也是通向一个宜居世界的开端。因此，很合理地， 有些人寻求新的专门词汇或生活于这些性别范畴之外的方式：他们为了另一个目的和进一步的极限而造词，放弃命名的实践，如我们所知地反击性别。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立场，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们，一些人通过寻找、
制造、拒绝语言而发现宜居生活。确实，一个人不能“反对”这些立场，如果每种立场都开辟了不同轨迹的宜居生活的希望。由于并非每个人都寻找到相同的词来提高宜居性，我们要小心不要强加新的用来概括宜居性条件的性别规范，或不经协商而决定别人应该如何被称呼
（一些关于“非跨性”的争论把这个问题带到前台）。
我们必须为翻译做准备，从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这另一种语言可以把我们剥离于单语主义，而在单语主义中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已经确定化了。毕竟，一些人通过逃离已有的给定认知的词来找到生活和生机，另一些人通过现存的词所最终确定的感觉来发现生活和生机，一些人欢迎并使用外来词来打破语言的归化功能（阿多诺在外来语中发现希望，确切地说是由于他试图动摇德国的单语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联系）。①语法实验，充满外来词，制造一种不纯粹的语言，在语用上潜在地破坏民族认同，在自己的语言中我们总是跌跌撞撞地寻找正确的词并使我们自己感到不确定，但这种不确定也比这样的世界少，即共享的语法和句法假定或假设了单语主义的世界。
因此，不存在我们有可能称作“性别”的指示物，而这种指示物属于一种纯粹的存在秩序甚至翻译概念。此时，人们需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解释性别，并看到自己的语言只是呈现现象的方式中的一种，而这现象的变化取决于其呈现方式。此刻，我们对我们所使用的特定语言会有一种谦卑，无论它是英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或塔加洛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垄断那种指示物，没有任何一种表述方式或媒介可以具有垄断地位，所以有时不同版本的性别观念的冲突取决于语言。当然，这可能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性别理解为是我们的一部分，以及如果我们在单语语境中提炼关于我们是谁的语言。借鉴该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并对翻译产生抵抗力，正如德里达所建议，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自己愈发无法用语言沟通我们是谁。其结果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为了成为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在单语主义
① 请参阅阿多诺《关于使用外来词的写作》，《文学笔记》（290-91），注意语言的有机与纯粹观念的崩溃的重要性：
“一种未知的、真正的语言对任何计算都不开放的力量，只产生于碎片而不存在于现存者的瓦解之中；这种负面的、危险的、但绝对承诺的力量是外来词的真正的正当理由。”
世界中并保卫其边界，抵御任何外语的入侵。悖谬的是，为了更精确地指定身份而创造新的词汇时，翻译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看起来一个人只能在单语框架内得到认知——可能在那种单语主义的特定语言中。
性别的名词形式的泛化与性认同为翻译带来了特定的问题。日语就没有性别的名词形式。性别主要通过动词的转化来表达，所以严格说不是主体的属性。在汉语中，正如我所理解的， 性别与语法有着某种不同的联系，音素和音位的联合能够造成多种表达：性别这个词在汉语中是“xing(4)bie(2)”。这些数字表达“音调”，而每个汉字都有四种音调。因此，Xing(2)与
Xing(4)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确实，这个罗马系统已经是对汉字的翻译，所以要制造图形符号的栅格。“Xing(4)”是一个意味着“范畴或种类”的词，但也意味着“性”，所以与那些把性 关联于种类的语言维持着某种关系。在 20 世纪初，这个词才开始意味着“性别”，被用来区 分性别于性，而一些中国的女权主义学者把“社会”（she(4)hui(4)）这个词放在性（Xing(4)bie(2)）前面。“Bie(2)”意味着差异，因此与那些作为性的差异的性别公式有关联。
我们由此可以想到许多不同的情况，这首先表明，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有排他的权力来指涉性别，这意味着每一种指涉性别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可能个别地感到以一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被指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我们被错误的方式所指涉，我们可能会感到不被尊重。这些可能是单语主义固执的时刻，或不明白翻译工作是必须的。我们不能控制所有我们被称呼的方式，以及他人用来理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甚至难以主张自我命名的权利。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假定在语言的使用上存在统治性的地位：我们的语言而非他人的语言得到了关于参照物的真理。这不可能是真的。当它被视为真实的时，这是文化傲慢行为或对多语主义的拒绝。
然而，我想论证，在政治上，一个人应该自由地追求自己所选择的性别，或支持另一种语言来逃避性别的二元论，或者采取某种可接受的沉默，即使没有人做出这些无中生有的选择。如果这是一个选择，它是在一个约束性的场景和历史性的处境之中，正如波伏娃所描述的。即使我提出某种自由，我也清楚并非每个人都对自己被分配的性别感到非常自由。然而， 将性别定义或表述为基本上无法选择的条件并不是矛盾的，或至少在某种外来的意义上说， 性别以及我们所试图领会的，在婴儿期就开始迎接我们，经常存在着某些困难。我们所说的这种语言，即使这是自由的语言，也在一开始对我们而言是外来的。同样的，我们也通过这种语言表达了最严肃而切身的自我意识。我想说的是，在一种被证明是不可翻译的语言中， 我到底是谁，或者在某个重要的方面，这对我而言已经是外来的。只有这样看待问题，我们才能逃避一个更加精炼的单语主义的强化，因为我们试图让自己被理解。与我们试图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语言的同时，当我们寻求突破国家框架时，我们精确地从语言中剥离，脱离这种独特和有优势的语言，而达到更广阔、多语言、多句法的世界。所以我们最珍视的名词是分开的，因为我们开始重视翻译，而丢弃统治的重要可能性被打开了。我们公开宣称性别应该是什么，我们也遭遇交互性本身的条件和限制。当我们制定能够维护并拥有自我的语言时， 我们并非在某种意义上被一种其历史和能量超越并先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所剥夺。
西蒙娜·德·波伏娃远离了萨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因为她明白，对于女人来说，还
有对于被征服的人来说，发挥自由采取了通过在历史情境中进行复杂斗争的形式。自由不是自发的热潮，而是持续的束缚。即使我们声称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性别，断言关于性别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我们打开了一个临时性的自由区域，当在语言的剥夺中，我们声称或创造一门我们自己的语言时，其中没有逆转、补救与退出。因为我们称我们的语言既是又不是我们自己的，而这个我们用以自我理解的词，可能是可译的，也可能不是，这甚至对我们自己也如此。不可译性可能是超越词汇捕获与规范控制的希望的另一个名称。它可能构成语言中的停顿或中断，号召我们在伦理上彼此关心。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英语中的人来说， 它也可能意味着蹒跚于学习外语中的价值，放弃我们身在其中的单语主义的世界，幸运地， 可以尽可能理解真相，通过我们自己发现和发明的词，被一起放逐在一个更加宜居的世界。
（译者：黄子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