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6年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二次罢相，从此隐居江宁，不闻政事。随着王相公的愤然辞职，他倡导的新法令开始在反对派的呼声中被逐条废除，到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反对派占据上风，新法被全部废除。历史将这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同商鞅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也因失去强有力的支持者失败收场。不同的是，秦孝公去世后，商君本人被施以车裂酷刑，但商君之法则继续在秦国发光发热，为秦始皇统一天子积攒力量；而王安石之法虽被后来的哲宗、徽宗提倡，实际上在北宋灭亡前的40年间，一次次被翻出的法令在权利的较量、党派的攻击，甚至奸臣的利用下变了味。
1.从“元佑”到“绍述”：朕要恢复王安石新法
1085年，宋神宗去世，不满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初定年号为“元佑”。
新皇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反对变法，尤其对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厌恶透顶，对曾跟随王安石变法的章淳、蔡确等一再排斥，对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大力提携，意图彻底废除新法，恢复祖宗旧制。
高太后主政九年之久，对“新党”的打压从未放松，单“车盖亭诗案”，受牵连或贬、或罢黜朝的官员百余人。当时的朝堂上将支持变法的一派称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或“新党”，反对变法的就称为“元佑党人”或“旧党”。高太后垂帘九年，朝堂基本是“元祐党人”的天下。时间划过，小皇帝逐渐长大，但太后对权利的欲望欲罢不能，久久不愿归政，祖孙二人的间隙不可避免。加之皇帝目睹父亲生前倡导的新法被司马光等官员批判的一无是处，痛恨之情油然而生；而那些被“旧党”贬谪的成员对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也是恨之入骨，故而新旧两党水火不容的较量，在宋王朝上演。
元佑九年，高太后去世，“旧党”失去靠山，亲政的哲宗对反对变法的“旧党”早已不满，于是贬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将苏轼、苏辙兄弟赶到岭南，将“新党”朝臣章淳等全部召还，恢复王安石的保甲法、免疫法、青苗法，且变更年号为“邵述”，绍述，意为继承，哲宗改为此号，特地强调要恢复被高太后废除的王安石之法，要继承父亲宋神宗所推行的新法。
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哲宗铁了心继承父皇新法，随着新党的回归，开始对那些曾迫害他们的旧党实施报复，又将旧党人员赶出朝堂、贬官流放。
虽然恢复了新法，不过眼前的朝堂上不再是为怎样富国强兵献言献策，而是为各自私利勾心斗角，王安石之法成了二党互相攻击的利器，此法渐渐退去了王相公的初衷，变得愈加模糊。亦如，《宋史·哲宗纪》记载：“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
2.宋徽宗的“崇宁”恢复老爹新法，刻“元祐党人碑”，被蔡京利用
1100年，宋哲宗因病去世，弟弟宋徽宗赵佶继位，初定年号为“建中靖国”，意为调和两党矛盾。
赵佶继位初期，为稳定时局，向太后辅政，向太后和高太后都有信守祖宗旧制的性格，所以当政后，又将旧党提拔上来，废除新法，章淳等新党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两党较量愈演愈烈。
不久后，向太后因病撤帘，赵佶独揽大权，在他看来，自己也是神宗的儿子，哲宗哥哥以恢复父皇新政为己任，自己做主了，当然要坚定不移的走变法之路。于是，徽宗帝决定改年号为“崇宁”明确指出要继承父亲宋神宗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就这样，新旧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直至北宋灭亡。
徽宗朝受宠的是丞相蔡京，此人为无原则无底线的两面派，早先拥护新法，后见新党成员遭受打击，继而又转投司马光一派，后觉新党得势，又回归迎和新法。如此之人，一旦大权在握，自然是为培植个人力量排斥打压反对者，所谓王安石的那套新政，也不过是其为实现个人目的而招摇撞骗的幌子。他一面口喊要恢复神宗朝的新政，迎合徽宗口味，一面借机打压反对变法的旧党和与自己作对的朝臣，同时借新法条例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
当丞相不久，蔡京便鼓动徽宗将破坏新法的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人列为奸党，将他们的罪名宣誓天下，人名刻石记录，警示后人。蔡京的目的是为陷害同僚，但糊涂的皇帝并未识破他的丑恶阴谋，也就听他计策，下令将元佑年间反对新法的大臣姓名，整理后上报。
蔡京趁机将元佑以来不论是已经过世还是尚在人间的（譬如司马光、范纯仁、晁补之、黄庭坚等）一百余人罗列名单，为他们精心定罪后交给徽宗，由皇帝亲自将他们的姓名刻在石头上，史称“元祐党人碑”，凡进入到石碑的人，其作品诗集尽数销毁，其后代永不录用，且不得滞留京城。
蔡京先后两次撺掇徽宗刻碑，但凡不为他所用的的、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之人，都未能逃过蔡京的迫害。当大金的铁蹄已践踏大宋国土时，汴梁城内的朝堂上却是六贼当道，一片黑暗。钦宗赵恒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臣民拍手叫好，但四十多年的党争将原本羸弱的宋朝，折腾的奄奄一息，加之徽宗朝沉醉奇花异石，荒淫无道，北宋最终被崛起的女真所灭，党争随之消停。
有人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因为若无变法则无党争，不否认，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蚕食着宋五脏六腑，支持还是反对，成了不少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利器。但，细读历史，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国而非己，而党争后来已经到了只为私利的地步，早已没了新法的灵魂，所谓的新法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帝王的不作为，佞人的上蹿下跳才是自取灭亡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