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弗莱在论及文学的原型时说：“神话上是主要的传递力量，它赋予仪式以原型的意义，赋予仪式以原型的意义，赋予神谕以原型的叙述。因此，神话就是原型，虽然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我没只有谈到叙述时才说神话，谈到意义时则说原型。”与荣格相比，原型在弗莱的话语中有更明确的具体文学样式，那就是产生于人类文明早期的神话。在东西方的早期史诗里，存在着共同的神话母题，而且这些史诗，本身又进一步丰富了神话的原型。如《荷马史诗》，本身就是神话与英雄传说的叙事诗。所以原型本身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神话的变迁中不断的演化和丰富。弗莱的原型观似乎文学化的倾向比较浓重，这与他的神话中心主义是分不开的。将荣格的原型范畴，从心理学和人类学演变到神话概念。荣格在原型的理论上，比别人走的更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本能行为的模式”。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集体无意识还是模糊不明的、不确定的，有一种无限的敞开性。而弗莱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将文学纳入神话的范畴之内，有一方面，缩小了原型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却使原型更明晰和具体。更便于人们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探讨原型的结构作用及其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我们从东西方的两大史诗《伊利昂纪》和《罗摩衍那》对同一原型，即英雄解救公主的主题，来探讨史诗对同一原型的重复，在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差异中，所体现出的诸本质意义的生成。
二、
荷马史诗分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相传为盲人荷马所作，也有的学者认为荷马只是在两大史诗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或荷马实际上并不存在，他只是一些诗人创作集体的代表，因为像《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这些成书年代久远的史诗作品，只能由数代诗人集体创作才能完成。我们可以认为荷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史诗的形成起了集大成的作用。
《伊利昂纪》的故事，起源于金苹果的纷争，史诗的主人公阿基琉斯的父母爱琴海女神和忒修斯结婚时，邀请了天上的诸神和大地上的英雄们，惟独没有请纷争女神爱里斯，爱里斯在婚宴大典上放了一个写有“给最美的人”的金苹果，天后赫拉、美神阿佛洛狄特和智慧女神雅典娜都认为自己是最美的女神，宙斯让女神们找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来裁判将金苹果给谁，赫拉、阿佛洛狄特和雅典娜分别许给帕里斯人间最大的权力，战无不胜的力量和人间最美的女人。帕里斯最后把金苹果给了美神阿佛洛狄特，后来在其帮助下，拐走了被称为希腊最美的女人的海伦，两个人回到特洛伊后，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联合希腊各邦，以哥哥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为统帅，去攻打特洛伊城。要夺回海伦，我们可以看出，战争的起因，是因为人和神的种种利己欲望，而希腊各邦联合一致攻打攻特洛伊的真正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夺回海伦，而是以此为借口，希望在战争中取得相应的利益。在史诗中，天神也相应的分为两派，分别帮助交战的一方。特洛伊战争历时十年，以希腊联军取得胜利而告终。而史诗只重点写了其中的5天，而且描写具体战斗的只有四天。史诗开始时，希腊大将阿基琉斯因为与主帅阿伽门农争夺女俘失败，而愤怒的退出战斗，在史诗中称为阿基琉斯的愤怒。特洛伊人在主将赫克托尔的指挥下，借此机会向希腊联军进攻，使希腊联军连连战败，因为阿基琉斯不愿和阿伽门农和解，他的好朋友帕特罗克洛斯借他的铠甲战斗，被赫克托尔杀死后，阿基琉斯为了替帕特罗克洛斯报仇，重新上阵，杀死了赫克托尔，并把赫克托尔的尸首带走。伊利昂的老王（赫克托尔的父亲）普里阿摩斯到阿基琉斯的营帐去赎取赫克托尔的尸首，暂时休战，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伊利亚特》这部围绕伊利昂城的战斗的史诗，便在这里结束。
三、
特洛伊的战争很长，但是史诗的叙述只是为了表现主要人物阿基琉斯的愤怒和勇武。史诗的开头和整个特洛伊故事的起源一样，也是由纷争开始的，史诗所描写的时代，正是古希腊处于氏族时期，希腊联军就是由氏族的联盟而组成。而且当时奴隶制盛行，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在攻陷特洛伊后，他们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而且联盟在胜利后，再也没有维持的必要，联军成员各自载着战利品返回自己的家园，由希腊联军的组成来看，当时的军事首领和氏族的领袖差不多，他虽然有权要部下的女奴，但是却无法让他一定参战。他有特权，但只是在战利品的分配上。而在战斗中，却没有像后来军队统帅所拥有的完全的指挥权。当时氏族实行的还是一种民主式的松散联盟。联军在战斗中接连失利时，虽然有人谴责阿基琉斯，但是却无权让他重返战场。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史诗中，道德和道义的思想，虽然有所表现，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和作用。
在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争夺女奴时，根本没有提出任何道德和道理的依据，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作为联军统帅的阿伽门农就可以将阿基琉斯的女奴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为统帅的阿伽门农，还是作为主要战将的阿基琉斯，都没有对对方做出任何让步，在他们的意识里，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在他人和集体之上。因此，在阿基琉斯，退出战场后，希腊联军节节败退，对这一战争中的失利，两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的评论家认为阿基琉斯在史诗中的行为体现了对荣誉和自我尊严的一种维护，这一点由希腊文化一直对西方的尊重个人和个体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阿基琉斯的这种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后面，是有利益因素的。而且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的纷争，是带有个人色彩的，阿伽门农虽然是联军统帅，但是他在和阿基琉斯争夺女奴的问题上，并不能代表真个联军，因为女奴归阿伽门农个人。但是阿基琉斯却将他们的矛盾，上升为他与整个联军的矛盾，在重视个人尊严和利益的同时，完全不在乎整个联军的命运，将个人的利益和荣誉，凌驾于集体之上。后来阿伽门农向阿基琉斯表示道歉，并愿意交出女奴，而且赠送大量的黄金和马匹等，但是，阿基琉斯坚决拒绝，并对其他人的指责毫不理睬。连他的好友帕特罗克洛斯，也对他在联军遭到惨重失败，全军败亡惨重的情况下仍然无动于衷而感到不理解。
阿基琉斯有雄健的体魄，高超的武艺，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是一个勇敢而坚毅的英雄形象。但是他却是个个人英雄，他冷漠自私，心胸狭窄，为了一己私利，而置集体的利益而不顾，而且任性、执拗和易怒。他在战斗中不仅表现出勇敢，而且残暴，他对自己的尊严视为重要无比，却对他人的尊严和生命漠然视之。无论是和他一起进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还是对敌方的战士，都是如此。当河神对他的残暴进行谴责时，他竟然用长矛刺向河神。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涵和更高精神意义，与他相对的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却充分的体现了一个集体主义英雄的光辉形象，他无论是对自己的城邦，还是家人，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虽然知道特洛伊城将要被攻陷，在战场上战胜不了阿基琉斯，甚至会被阿基琉斯杀死，但是为了保卫家园的伟大战斗，当他的妻子哀求他不要出战时，他表示不愿像懦夫一样逃避战斗，而要做一个勇敢的战士，为整个特洛伊而战。与阿基琉斯为个人的私利和荣誉而放弃为集体而战斗形成鲜明的对比。赫克托尔是特洛伊的英雄，虽然战败而死，却受到全体特洛伊人的尊敬，为他的死而感到深切的悲伤。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他的集体英雄主义与阿基琉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苍白和相比，内涵更加丰富。
在赫克托尔战死后，阿基琉斯将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狂奔泄愤，表面上看表现了他为了朋友的友谊的忠诚，但是实质上暴露了他的残忍的一面，而且他还杀了十二个被俘虏的特洛伊贵族青年为帕特罗克洛斯陪葬。这样做故然处于友情，但是却把无辜的弱者牺牲。有的评论家也指出了阿基琉斯的富于同情的一面，这样一来，阿基琉斯的形象就更加的高大和光辉了。这当然是关于阿基琉斯在特洛伊老王的哀求下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的描写。但是，我没要是仔细的分析一下，或许会对这一描写做出新的理解。当时已经白发苍苍的特洛伊老王跪下阿基琉斯的脚下，痛哭流涕的哀求。并且用了对阿基琉斯的父亲的回忆。才让阿基琉斯答应他的请求，我们暂且不说特洛伊老王的尊贵身份，尽管是交战的两国，但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国王。但是，作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父亲，而且是跪在阿基琉斯的脚下，痛哭流涕，我想只要是具备最基本的人性的人，在文明社会中的正常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如果拒绝，那就真是如特洛伊老王所说的“没有人性的怪物”。而且这样的请求是在他残酷的泄愤之后，阿基琉斯的举动无非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的基本行为。但是却被历来的史诗评论者加以大肆赞扬。这只能说他们没有认真的对这一段描写加以思考。或者他们对人性和崇高的道德行为的理解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
四、
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对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被历代奉为经典的《荷马史诗》，史诗中的英雄和英雄观也一直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和文学中的英雄塑造，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作为两大西方文学高不可及的范本，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文艺复兴的回到古希腊、罗马的号召。还是古典主义对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推崇和模仿，都显示了西方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推崇与热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虽然力量强大，外表美丽，但是他们却缺乏精神内涵，他们有勇武、强悍、智慧的一面，他们充满生机和活力。他们表现出了对身体与力的崇拜与推崇。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似乎对具体和表面太过于热衷，而对抽象与内涵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他们的观念中没有道德和伦理的概念，希腊神话是人类儿童时期的产物，他们活泼、热情、充满力量。但是同时也存在着缺点，那就是对优美与精神内涵深度的缺乏。
五、
《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相传作者为蚁垤仙人，一般的史诗研究者认为成书应在公元前后四世纪之间。《罗摩衍那》共分7篇，1400颂，篇幅巨大，这样规模的巨著不可能出自一个作者，而且研究者普遍认为，第一篇《童年篇》和第七篇《后篇》都是后人增补进去的，所以在成书过程中不同的歌者和诗人对作品不断的增添。因而作品的篇幅不断扩充，直至形成一个稳定的故事，也就是包括《童年篇》和《后篇》的《罗摩衍那》。在比较原始的五篇中，罗摩的形象基本上还是一个凡间的英雄，而且史诗中崇拜的是早期《吠陀》中的主神因陀罗，而后增补的《童年篇》和《后篇》和后篇中，则表现出崇拜的主神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的保护神，我们可以认为，罗摩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吠陀》的婆罗门时期。而经过不断的加工和增补，在印度教形成时期而完成。而且在《童年篇》和《后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杀帝利与婆罗门的斗争的思想。主人公罗摩是刹帝利，而十首王婆罗那是婆罗门，罗摩在与身为婆罗门的执斧罗摩的较量中，也是罗摩取胜。
而且史诗中也表现了印度教两大教派之间主神争夺宇宙最高神的斗争。史诗充满了毗湿奴派的思想倾向，在史诗中，蚁垤仙人也是已罗摩的同时代的人出现的。当然，在后增补的《后篇》中非常明显，我们认为在印度教主神崇拜形成时期，为了宣扬本派的主神的绝对中心地位，学者和诗人对以往的神话和传说，都加入了对崇拜本派主神的包容性的增补。但是对原有的内容的改动却不是很大。比如在史诗的《后篇》中，有些流传很广的传说，如鹿角仙人和众友仙人的故事，恒河女神下凡的故事等都被加入史诗之中。而且关于十首王和哈奴曼的故事，很明显是后人增补的，而且出自多名作者之手。在原初的五篇中，罗摩是凡人的英雄形象，而且增加了《童年篇》和《后篇》以后，主人公神性就加强了很多，原来的民间性质也带有明显的教派崇拜性质。因此，《罗摩衍那》中的思想，既有《吠陀》时代的影响，又有以后直到印度教三大主神形成时期的各种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反映。我们可以说，史诗中的思想，具有多重的性质，甚至有相互矛盾和对立的描写，这部源于史诗本身的成书的年代源远流长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我们要从多个不同方面，来对《罗摩衍那》中的思想进行解读才能史诗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六、
《罗摩衍那》的核心是罗摩在神猴哈奴曼以及猴兵和熊兵的帮助下打败楞伽的十首王罗婆那，救回妻子悉多以及最后分离的故事。和《伊利昂纪》一样，同样是英雄救公主的母题，但是基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同是对这一原型的重复，却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不同的意义。
首先，从起因上，《伊利昂纪》是因为神之间的虚荣和争吵，希腊神话里，神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意识，更不用说高尚的品格了。而在印度神话里，神一般不但有比人高超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道德方面也比人高深得多，因为无论是神还是人都要遵守“达摩”，正因为神更能体现“达摩”，才具有神性，而力量和神一样强大的阿修罗却被贬为恶魔，原因就是他们偏离“达摩”。印度的神由此分为两类，而标准就是道德，前者为提婆（神），后者为阿修罗（恶魔）。两者彼此征战不休。而在人间与人相对的是罗刹。这一称呼最早源于雅利安人对土著的蔑称，在神话中是恶魔的一种，在《罗摩衍那》中，罗刹的国王叫罗婆那，由于他有十个头，被称为十首王。十首王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魔王，由于得到大神梵天的恩典，众神和妖魔都奈何不了他。因此，在十车王的马祭大典上，众神请大神毗湿奴下凡，化身为十车王的四个儿子，消灭罗婆那。因此，故事的起源也是神魔之争，但同时也包含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由于罗婆那在向梵天请求神、仙、妖魔都不能杀死他时，惟独没有提到人，因为他根本没把人放在眼里。因此，作为凡人的罗摩最终将他消灭了。
七、
我们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大史诗的故事起源的异同，《伊利昂纪》的纷争由于虚荣和利益，而整个故事也是一场相互间的基于利益争夺的战争。毫无正义而言，类似中国的“春秋无义战”。而《罗摩衍那》的起因却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可以明显的看到对“正义”的追求和对道德的坚守贯穿战争的始终。从两大史诗中战争的结果来看，《伊利昂纪》是胜利一方，希腊联军对特落伊进行了大肆的掠夺，然后纷纷带着战利品返航回家。这场悲壮的战争似乎没有什么可称颂的意义。而在《罗摩衍那》中，战争结束后，罗摩让罗婆那的弟弟维毗沙做了国王，而其根据并不是维毗沙那在战争中支持罗摩，而是因为他遵守达摩，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罗摩不但没有使楞伽遭到掠夺，而且使其更加的繁荣和稳定。
从两大史诗中对两位女主人公海伦和悉多的态度方面看，海伦在《伊利昂纪》中，是双方战争的现实起因，她到特洛伊，从起源上是由于爱神因为得到金苹果而实现帕里斯可以得到最美的女子的诺言。但是，事实上，海伦是很愿意和帕里斯到特洛伊的，对于海伦会引起特洛伊和希腊诸邦的战争，双方都是很清楚的，也可以说，海伦只不过是双方战争的一个借口，所以无论是特洛伊和希腊，都没有对海伦有过多的谴责。尽管在战争中双方都伤亡惨重，而他们却没有把责任推到海伦身上，在《伊利昂纪》中，特洛伊主将赫尔托克在面临城破国亡的情况下，并没有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海伦引起的。
而在《罗摩衍那》中，魔王罗婆那在儿子战死时，他怒气冲冲的的要求杀悉多，认为是悉多把战争引到楞伽城。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东西方对妇女态度的差异。总体来说，虽然西方历史上，妇女的地位与男子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权利，并没有东方那样明显低于男子的规定。而在古代东方，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处于附庸地位，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儒家的观念中，妇女是几乎没有任何地位的，从“三从四德”的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而在古代印度，妇女的地位也很低，而且童婚和寡妇殉葬的习俗直到现在仍然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和年普遍，妇女地位问题在泰戈尔的小说和诗歌中都有所反映。
无论是在西方的文化或文学中，比如战争之类的大事起因，几乎没有归于个人或妇女的至少在主流中是如此。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人们往往将朝代的覆亡、国家的兴衰都归因于“红颜祸水”，从夏商的亡国，到安史之乱的起因几乎都归于几个女子身上。这是一种明显的男权中心论的结果，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等宏观的因素所促成，在这一点上，西方是有共识的。而东方，却将目光指向个人，以及某几个妇女，这显然是一种男权意识形态的短视和推脱责任。再看史诗，本来罗摩和罗婆那的战争起因，就是罗婆那掠走悉多，而他却将责任推向悉多，而不是反思自己。在《伊利昂纪》中，希腊的英雄们，却没有把责任更多的推向海伦身上。
在《罗摩衍那》中，人们把社会的理想，寄托在向罗摩那样具有高尚道德的“圣王”身上，在历史发展观上，代表“达摩”正法的君主，看成是神的化身，历史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这种带有神话观念的历史，导致了印度历史的半神话性质。
东方文明在漫长的古代文化中，没有总结出任何关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观念，而是发展出规律性很强的到“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论，更没有出现社会历史形态的认识。而西方，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看成是双方力量斗争的结果，道德的正义与否，不是胜利的关键。
在《伊利昂纪》中，“弃神”的因素，已经初露端倪，但“弃神”的结果是严重的，希腊的英雄们，在回家的过程中，遭到了诸神的严厉惩罚。因此，西方人由于对历史的迷茫，进而试图从历史现象中归结出具有本质意义和规律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各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
由此可见，早在一个民族的史诗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在以后的几千年文化发展史中，彼此的文化观念都得到了加强和丰富，但基本的文化心态，却在文化艺术诞生初期，就已经沉淀在民族文化的血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