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仍然来讨论一下个体本身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本来打算讲述三个部分，控制力、认知失调与命运之谜三个问题的。但是考虑到第三个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的不适，因此改为两个部分，控制力与认知失调。
所谓的控制力，并不是像《尤里的复仇》那样控制别人的能力，准确来说，应该是自控力，不，这种描述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它并不是指控制自己的能力，而是自己对于外界事物能够做出自己想要的改变的能力。我们大部分认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个人意愿，但事实上，不一定如此。
生活中，我们经常做出很多选择，正是这一个个选择，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我们。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做出选择，我们所察觉到的，只是那些影响非常大而且有迅速见效的选择。
这种选择，其实就是个人对于环境控制的结果。这种需要是同人类本性一起存在并延续至今。如果你暂时丧失了自制力，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喝醉酒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他也许会看到路开始凸凹不平，甚至会出现幻觉，醉酒的人，并不是不想走成正常的走路姿势，而是他没有办法控制外界环境因为醉酒而产生的变异。而如果是一个清醒的人，丧失了这种正确感知外界环境并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做出行动的能力，他可能会经历以焦虑、气愤、狂怒、沮丧、无助甚至是生理疾病为形式的压抑状态。
研究表明，当人们处在压力情境中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对这一应激事件能够有所控制，那么压力情境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至少是对于个人心理而言。
早在1979年时，Rodin和Slolmon和Metcalf一起做过这样一项研究，在拥挤的电梯里，如果有人站在靠近控制板的地方，在那儿，他们会觉得电梯不那么挤，也不感到焦虑，他们以为自己能控制这种环境。
而另一项著名的研究室，让被试者暴露于突然出现的强噪音中，然后让他们完成解决问题的任务。其中一组被试者没有办法控制噪音，而另一组被试者被告诉他们随时可以按压按钮以停止噪音，然后又被告知，能不停止噪音的话，尽量不要停止。实验结果也是出人意料，没有控制力的那组被试的任务完成情况明显要比那些相信自己可以对噪音进行控制的被试者差的多。事实上，在那组可以随时停止噪音的那组，也没有人停止过噪音，也就是说，他们暴露于噪音的时间与无控制力的那组被试一样多。
而在这之前的1976年，艾伦·兰格（Langer）和朱迪斯·罗丁（Rodin）做过一个更加细致的研究，他们选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用以探求控制力对于我们人心理的反应。因为，无论我们曾经多么辉煌与高傲，我们都会经历这么一段丧失自我控制力的阶段，那就是老年。因为当进入老年后，我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当进入养老院后，其生活基本上被养老院所控制，这便影响了自我控制力，从而影响到个人情绪。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往往会让他的健康状况下降，而提高人的控制力，会让人活的更好。
第一组实验是在一个叫做阿登屋的养老院。一组老人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可以任意挑选自己想要的房屋布置、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养一个植物、自己选择养哪种植物，如果有电影可看，自行选择什么时候去观看，只要他们想去的话。而另一组则不那么好了，房屋的布置由养老院来决定，植物也是被强迫发到每位老人手里，而且不能挑剔。观看电影是被安排的，不能自己决定。这种生活上的事情，一组是尽量拥有自主选择权，而另一组则只能被迫接受养老院的安排，尽管实质上两者的待遇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最终的结果，我想大家也都清楚。
三个星期后，养老院请他们参加一个游戏，结果那组拥有自主选择权的那组参与性更高，而另外一组只有一个老人去参加了。在护士们的报告中，拥有自主选择权的那组表现的更加开心和积极。兰格和罗丁指出，对于一个被迫放弃控制力与自我决策权的人，如果我们给他一种较强的自我责任感，那么他的生活质量便会提高，生活态度就会变得越发积极。
但是，所有的心理学实验基本上都是有后遗症的，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样。而在1977年时，兰格和罗丁的后续研究，就证明了这点。这种短暂的提升个人自控力的经历，有可能产生负面情绪。因为如果你在一定时间里赋予了某人更为强大的控制力，而当你不再赋予他这种更强大的控制力，回到普通的控制力时，他会表现的更加沮丧。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实验的内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被试者已经培养出了这种控制力。
在后续的研究中（Iyengar和Leper,2000），研究者则探求了，一个人的选择过多是否更好。换言之，是不是控制力越强越好。其结论是，如果一个人的控制力超出了其自身的能力时，那么这种控制力会对个人产生副作用。例如，当你的选择超出了6种，多达30种时，你可能就会一直被选择哪一种所困扰。
当然，生活中，你能有控制力的时候，也有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必须说或者必须做与你意愿相反的事情。显然这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当你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你真正的态度和观点有没有发生变化？研究告诉我们，三人成虎不是笑话，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现象。当你的行为与你的态度发生矛盾时，为了与行为保持一致，你的态度将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认知失调的情况在我们日常中经常会产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认知失调被归结为：1、心理复述；2、从相反立场寻找论据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些理论，研究者们做了以下实验：
被试者被要求做出与自身观点相悖却令人信服的演讲，而研究者会给予被试者金钱奖励。
根据主流的学习理论，例如强化学习，被试者所得到的奖励越多，他自己的观点将越容易改变才对。但是最终的实验结果表明，给与被试者奖励越多，他们的态度改变的越少。这种与预期相不符的结果是很难解释的。
在多年以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里昂·费斯廷格才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可以解释上述奇怪的现象。费斯廷格主张，当你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彼此间不协调的理论过程时，这便是认知失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它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和紧张感，其程度取决于该认知失调对你的重要程度。进而，这种不适感会促使你做出某种改变以使它减弱。既然你不能改变你的行为，你只得改变你的态度。
这理论来源也十分巧合。我们之前也经历过。费斯廷格想法来源于1934年的印度大地震。在这场地震发生后，像此次地震有可能会引发范围更广、震级更大的地震的谣言。这种谣言在我们汶川大地震过后，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出现。那么这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谣言，为什么还能被广为传播呢。事实上，谣言不是用来增加不安的，而是来为不安所辩护的。也就是说，即使住在灾区外，人们还是感到非常害怕。这就产生了认知失调，虽然缺乏科学证据，他们的这种害怕却无法调适。因此，他们散布这种谣传以证明他们的害怕是事出有因的，进而就降低了他们的认知失调。他们使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自身的感受和行动相一致。
当然，对于任何心理学研究，都缺少不了实验。费斯廷格是怎么解释我们在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预期与实际相不符合的实验呢？在1959年，费斯廷格的《强迫服从的认知后果》的论文中，他重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实验，并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具体我不在这赘述，只讨论结果，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论文，因为这个实验实在是太冗长了。
实验结论就是，当你相信X，却公开主张非X，那么你就会体验到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不适感。不过，如果你识别到，自己之所以公开主张非X是由于某种不可抗力所导致的，例如，压力、奖励、或者惩罚，那么你的认知将大大降低或者消失。因此，越将不一致的从未归因于自己的选择，你的认知失调就会越严重。
也就是说：
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充足→轻微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小
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不充足→严重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大。
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实验，之所以给的金额越多，被试者态度改变越小就可以这样解释，给的金钱越多，他的这种与自身观点不符的行为就越容易被解释，所体验到的认知失调就越少，从而改变自身态度越小。
这结论不仅仅是可以解释像大地震这样的谣言传播的行为，包括三人成虎这种故事，可怕的不是让那些听到谣言的人信以为真，而是这些散播谣言的人自己相信了自己说的话是真话，这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作为学生，经常是自己可以说母校的不好，但容不得别人说自己学校不好，也是这个原理，这是替代性失调（Norton,2003）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