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讲坛】一家人，没有“更正确”只有“更开心”

人们常说，家庭是一个个小的社会单元。在多种经济模式共存、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我们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变。一个家庭第三代的降生，将代际交往和家庭教育问题摆在面前。它关系着，小到你和谁住在一起，饮食如何安排，收支如何分配；大到谁是一家之主，家庭角色怎样分工与认同……前不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婓携再版新书《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做客上海图书馆，对诸多家庭问题和家庭成员行为背后的逻辑进行了生动的剖析与解读。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曾出现过一个西方现代化家庭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时代，即便以家庭为核心的概念根深蒂固，中国的家庭结构也会越来越小型化、核心化，代际关系越来越松散，人们不会再像以往的大家族一样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个观点令我很困惑，因为包括我在内，身边很多朋友的家庭都离不开老人的帮忙，甚至是和老人住在一起的，我们的家庭成员依然为数众多，代际交往也十分密切。 所以我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2006年开始，我对46个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谁在你家》这本书。当时，我做研究的初衷是想解决‘如何处理代际关系’这个问题。后来随着自己生活经历的变化，我发现，在孩子读了小学、初中以后，原本我自我感觉良好的“家庭教育”突然遇到了各种难题，所以，这也成了我新的关注点。 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发现，其实我的研究是和我自身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我有两个理想，第一个是‘把生活升华为学术’，我特别希望，当我在生活中遇到难题，而又在文献中找不到答案时，能够用一种学术的方式表达并给出解决方案。而我的第二个理想，是把学术‘翻译’为实践。经过我们很多年的研究，大家发现处理家庭问题和代际关系确实是有原则可以遵循的，而且反作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影响很大。尤其是这本书2013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只是预测到未来我们国家的代际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冲突会越来越多，离婚率会上升。而到了2018、2019年时，我们真的从各种数据上清楚地看到，曾经预感的东西逐渐变为了现实。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家庭伦理剧，它们告诉你的是，遇到了‘凤凰男’是如何糟糕，家里有婆婆要住进来就是要跟你抢儿子，遇到的‘拜金女’又是怎么自私自利……但是在研究里我发现，这样绝对的恶人其实非常少，而且大部分都有其背后文化背景的冲突。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一个词叫‘压缩的现代性’。西方人用几百年的历史慢慢积累和发展到的今天，我们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就做到了。但是，文化的脚步没有那么快。在代际之间，上一辈人的想法和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大差异，而现在大家却是在同一列火车上，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就相当于，300年前的人跟今天的人要共处，且大家还都想成为掌舵人。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就变得很麻烦，很需要智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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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世同堂”到“一碗汤两扇门”

很多老人入住子女的小家庭，是从有第三代开始的，代际关系的紧密也从这里开始。

几十年以前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四世同堂》。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四世同堂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模式。但是现在呢，“一碗汤两扇门”却是很多人最推崇的家庭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夫妻的家庭跟小夫妻的家庭独立地住在两户，但是距离足够近，做了一碗汤，从这里搬到另外一家，还是热乎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理念？首先，近年来中国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过去秉持的是“家庭主义”，家族有一个整体的形象和利益放在那里，而且家族利益远远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 在“家庭主义”中，家庭成员越多，劳作的效率越高，所以大家都崇尚大家庭。但是到了工业化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是可以随时流动的，今天这里开个工厂，工人可以去干活；明天那边开了公司，便可以去那里应聘。大家族人员稳定性的经济基础被破除了，“家庭主义”也没有了过去的地位。 此外，家庭的整体利益开始降低。过去，指腹为婚是常事，两个人不认识都可以结婚，因为他们的婚姻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光耀门楣。那时候，如果一家徽商有3个儿子，那基本的安排会是大儿子跟着做生意，二儿子去考功名，三儿子学一门专业的技术。这并不是依据三个人的特点去安排的，而是根据家庭利益如何最大化来安排的。这个时期，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很有权威。 但是到了工业化时代，我们走向了个人主义，人力不仅需要为了自己的生计流动，结婚也更多是为了个人幸福。如果组成的这个家庭整体的经济状况很好，可是我个人不开心、不情愿，那还是多半会离婚。此外，在劳动力市场，谁有多少收入都明码标价，很多家庭也倾向于不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 但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像西方人那么独立呢？这又跟我们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在我们身边，很多老人入住子女的小家庭，是从有第三代开始的，代际关系的紧密也从这里开始。从孩子出生到进入幼儿园，这之间至少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在我们国家是缺乏托管机制的。 而在西方，他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美国很多单位下面会设有“Day Care Centre”，类似于“日托班”，大概有五六位老师，接收二十几个婴孩。上班之前，父母可以把孩子送到那里，中间去喂个奶。而因为涉及复杂的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对托儿所的普及目前暂时很难在国内实现。此外，其实美国女性的整体就业率是很低的，这样她们就可以在家全职照顾孩子。但在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超过60%，最高的时期能达到78%。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人来帮助你照看小孩。一种方法是选择保姆，但出于费用和安全的考虑，这个办法并不普遍。因此，父母的出现就成了必然。以现有上海的80后家庭为例，有了第三代以后父母每天都去帮忙的比例是70%，这个数字与每周照顾3次及每周照顾1次的家庭比例相加，能达到91%。因此，从“四世同堂”到“一碗汤两扇门”，我们真的开启了全新的中国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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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晚年似乎一直在流动中

老龄化社会，很多老人自己的父母都还健在。然而，照顾长辈的需求，常常会让位于照顾第三代的需求。

而在这种家庭模式之下，又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居住模式。 一种是核心家庭的居住模式，以年轻父母为主，或是女方父母住进来，或是男方父母住进来，或是两边的母亲分别、一起进来照顾。 但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研究的46组家庭中，没有一个个案是双方父亲共同参与的。 所以中国人古代说“两亲家不聚头”，“家”的代表在这里其实指的是男性。 此外，这样的代际关系还有很大的流动性。 比如说，工作日是女方的父母住过来照顾孩子，周末换成男方的父母。 或是，工作日小夫妻两个人分居，孩子和妻子住在妈妈家，周末再回归小家庭。 还有双方老人在不同城市的，那就几个月一轮流……但这种模式对于育儿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经常变动，而且大家都不习惯、不认同对方的照顾、教育方式。 比如，一家以吃面食为主，一家以吃米饭为主，小孩子夹在中间就会非常“崩溃”。 还有一些我的访谈对象也很有意思。 有的父母和小夫妻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不同单元，孩子白天归父母管，小夫妻下班后在父母家吃饭、活动，睡前才带着孩子回家。 两幢房子，但其实是一个家。 也有反过来的，一家的儿媳妇和公婆有矛盾，虽然住在一起但永远不会进入对方的房门，不相往来。 同住一幢房子，可其实又像是两个家。 大家看，其实今天的中国人，想了很多方法去应对我们所面临的代际和家庭教育问题。 很多时候，老两口会因为一方还未退休，不得不分开，由母亲先去照顾第三代。 对于这一点，在几年前还在做研究的我看来太理所应当了。 因为包括我家在内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但后来，当我把研究论文拿给美国的老师看时，他们很惊讶： “老两口怎么能接受分开居住呢？ 这太不人道了，他们的性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相互陪伴的问题怎么解决？ ” 老人帮小夫妻照看孩子，小夫妻未来照顾老人的起居。 我们互相扶持，但在文化上又保持着自己的立场。 尤其是在二孩政策放开后，第一个孩子出生，父母入住，孩子大了，父母走掉。 第二个孩子出生，循环往复……你会发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似乎一直在流动当中。 这样的流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资源的减少。 居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对全新资源体系的不熟悉会造成个体权利和社会能力的降级。 回想一下，过去往往是女性嫁入男方家中，流动的是女性，因此她们的社会地位很低。 被动的居住安排，其实是一种对人的心理、社会连接度和家庭关系的颠覆。 此外，这种代际间流动的诱因，不光来源于儿女，还来源于长辈，而且大部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连。 老龄化社会，很多老人自己的父母都还健在。 然而，照顾长辈的需求，常常会让位于照顾第三代的需求。 因此你会发现，在当今的中国，两代到三代家庭之间，还存在一种博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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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三个抽屉”

小两口需要父母来扮演的不是主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少说话多干活的“第二个妻子”。

在代际关系中，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提及的要点。 中国有一个词叫“传承”，它的意思是，老人手里的很多东西，要尽可能多地保留给下一代，这好像是无可厚非的。 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理念多年来也浸润着国人的思想，所以，很多家庭的经济开支安排就变得很有意思。 我访谈过的一家人很有代表性。 他们家里有三个抽屉放了钱，一个在客厅里，里面的钱大家谁有机会就往里放一些，所有人一起共用； 还有一个在小夫妻的房间里，小两口放钱，父母不从里面拿； 另一个在父母的房间，父母往里放钱，女婿从来不拿，女儿偶尔急需时会拿一些。
大家看到，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虽然都是一家人，里面依然分你的和我的，它跟我们过去的大家庭概念全然不同。 在这个经济模式里，你仍然可以看到过去“家庭主义”的痕迹，但个人主义又无处不在。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很多问题特别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系统在共存，每个个体不得不在这个系统里找到合适的抽屉，找到我们自己平衡的条件。 但也有少数家庭，有能力把所有的经济收支分得很开。 可为什么还要居住在一起？ 从经济学上看，是因为很多家庭里需要“第二个妻子”。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得这么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有牺牲精神的老人承担了大量的家务，解放了社会主要的生产劳动力，这才是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年轻女性成为职业者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恰恰是这种“牺牲”，会引发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大家既然居住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一个家庭还是两个家庭？ 是你来做主还是我做主？ 很多时候，小两口需要父母来扮演的不是主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少说话多干活的“妻子角色”。 但这样的定位往往不会被一些老年男性所接受。 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叔叔主人翁意识特别强，喜欢给别人“上课”。 他和老伴为了支持儿子在上海买房，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和小两口住在了一起，对他们来说，这里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家了。 他们回不去，房子也住得心安理得，自己要继续做大家长。 但媳妇不这么想，她觉得这是我的小家，我才应该是女主人。 因此，大家都明白“谁的家谁做主”。 但因为孩子而维系在一起的两代人家庭，却往往要面临很多“我们”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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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事”最麻烦

我们一直在寻求“共信”，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寻找对差异的处理。

在一个个体化的时代，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角色认同，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分工。 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婆婆们对于自己怎么做婆婆、媳妇怎么做媳妇的角色想象，跟我们认为自己怎么做媳妇、婆婆怎么做婆婆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传统意义上，一个好妈妈、好媳妇的形象就是对孩子无微不至，对公婆毕恭毕敬。 但以我为例，全家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爱睡懒觉，所以早早起床叫醒孩子去上学的任务对我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我如果睡过了头，送他上学就会迟到，他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家早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孩子早上起床了以后，要想着把自己的妈妈叫醒。 这样的家庭模式好不好呢，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理想的妈妈、理想的老公和理想的小孩，很多角色和分工都是在一个协商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这与我们传统对家庭的想象已经很不一样了。 另外，现在我们说起在培育婴幼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时，很爱用一个词叫“丧偶式育儿”，说的是新手爸爸常常不在家，对孩子缺乏照顾。 但其实这个词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很多父亲是由于工作忙碌，无法更多地介入，但他们在经济和很多对家庭的支持方面是有很多贡献的。 一个家庭内部必然会有分工，父亲和母亲由一方负责家庭对外的事情，另一方负责内部事务，每个分工都有它的价值所在。 第二个是“关心和控制”。 对于亲人，我们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因为我们爱他，关心他。 但往往因为这样，我们忽略了给予对方空间，不容许有差异性的出现。 在过去家庭主义的模式里，我们会明确知道怎么做对家庭利益是最有好处的，每个人的标准都是整体利益最大化。 但在今天，当我们更多地可以选择个人幸福的时候，关心和控制之间就出现了问题。 我的先生原本是律师，收入不错，也很有发展前景。 但正做得春风得意时，他从头开始，转而做了法官，收入降低不少，但那是他从小的理想。 作为妻子，我会告诉他，你如果做这个选择，我会有哪些担忧，比如说家庭经济的安排、生活的安排等等。 作为回应，他会告诉我他自己的考虑。 虽然对于他的选择，我并不能十分理解，但我会尊重他，因为选择职业、追逐梦想，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其实，别人的事情和自己的事情都好解决，麻烦的是“我们的事”，而最麻烦的是“孩子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想给他最好的，可往往意见又不统一。 这时要怎么办呢？ 我们用到的原则叫“权责利对应”，谁承担了责任，就一定要赋予他同等的权利和利益。 而现在的我们往往是，请老人来帮助照顾孩子，却处处希望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太不公平了。 我家孩子现在11岁了，到目前为止常常还需要外婆喂饭。 为什么？ 因为他的饮食都是我妈妈在负责，工作日期间我没有办法每天回家陪他吃饭，所以全都交给外婆。 我尊重我妈妈的权利，她用她的方式喂养，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忙，出了什么问题也由我来承担。 而孩子的学习是由我负责的。 现在很多小孩都在外面补课，但我家的孩子从不，老人有时也很焦虑。 我告诉他们不要急，未来他们成绩的好坏完全是我的责任，他们只管他健不健康就好了。 我们中国人，很多缺乏所谓“个体边界”的概念，尤其是在亲人之间，恨不得用爱紧紧包裹着对方，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按我说的做没错”，不给对方出错、碰壁的机会，尤其是在对待孩子时。 现在很多年轻人碰到一点情感上的挫折就容易情绪崩溃，很多时候是之前从没得到过历练，他们被家人“保护得太好”。 但其实，有时人们只有“撞了南墙”才会回头、才知道拐弯，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的好。 我们一直在寻求“共信”，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寻找对差异的处理。 在我家里，一般情况下旅行安排都是我在做的。 我特别讨厌出去旅行的时候打搅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吃饭，因为如果我们是东道主，有人来上海要到家里来做客吃饭，自己有时也会感到很麻烦，所以就会将心比心。 但我先生每次出去旅行都很喜欢去主动联系当地的朋友，我就经常不能理解。 但他有一天跟我讲了一个道理，他说： “人跟人其实是需要连接的，你不去和别人交往，其实就是在告诉别人一个概念： 请你也不要来打搅我。 只有礼尚往来，朋友之间才能有深度的连接。 ” 是不是听上去很有道理？ 所以有时，做事没有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不同人之间的差异。 在一个家庭里，我们要做的不是让对方因为我而活得更正确，而是要因为我，他能活得更开心一点。

沈奕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哈佛大学燕京学者。曾出版《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中国特定政策领域中的性别主流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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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健康报记者魏婉笛根据录音整理

编辑：管仲瑶

审核：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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