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名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辛卯五十年（1711）八月，父亲为雍正皇帝。1736年登基，成为清朝第四个皇帝。1796年实现了他在位60年的夙愿，并履行早年誓愿宣布退位，转任太上皇，传位于嘉庆。直到1799年去世，他仍然掌握着国家大权。
就统治的业绩而言，乾隆与祖康熙、父雍正相比大为逊色，但他继承了一份富强丰厚的基业，远胜前辈。他在位60年间，继承康熙、雍正建立的强盛帝国，统治着一个约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3.2亿的多民族国家。
乾隆本人雄心勃勃、学识渊博、精力充沛而勤于政事，成绩与过错兼而有之。在他执掌政权的64年间，帝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转折，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道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清晰轨迹。
乾隆一生中，受到影响最多的是汉文化。他常以文人自居，在位时树立起儒家君主的形象，业余生活则包含了一切文人之雅好，尤其是在诗文、绘画、书法、琴棋、编书、收藏、鉴赏等方面。他个人的地位和趣味也深刻影响了臣民和时代，让人感觉到乾隆风格的存在。
乾隆自幼受汉文化熏陶，登基后仍勤学不逮，就其学养而言，历代皇帝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其自信有充足的理由：不是长子，但深得祖父康熙喜爱，祖父已为他确立了继承权的问题，因而免除了为立储问题而经历长期的内斗。他又通满、汉、蒙多种语言，在位期间，权威从未受过任何有威胁性的挑战。
乾隆还可以炫耀他的十大战功、六次南巡。他的文化伟业也值得自豪,如编《四库全书》，被清代学界称为“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还编有《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此外他还有字画和古物的巨大收藏，有宏伟的皇宫，有避暑山庄、圆明园等皇家园林。
乾隆是个多产作家，毕生诗作4300首，文1260篇，名下书画2500件，代笔之作更不计其数。与宋徽宗相比，虽然才能比不上，但运气远胜。他的字学赵孟頫而少变化；他的画水平也一般，盖因不懂笔墨和风格，也限制了他的鉴定能力。其诗味同嚼蜡，数量虽惊人，但没留下让人传诵的诗句。
可以想见，如此一位自视甚高又君临天下、事事顺心的人，没有经历过磨难与挫折，也没有真正的朋友知己，面对的只有恭维和顺从，很难有文学创作的灵感和诗意。但其诗不吟风月而多纪政事与众不同，很符合他的身份。因此其史料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
乾隆特别喜欢画，绘画对以“书生”自称的他来说，是个人修养的必需。他对绘画的需求表现在三方面：纪事、纯粹欣赏、装饰。纪事类包括军事画，表彰功勋人员的肖像画，纪录政治外交活动的历史画，还有再现个人休闲活动和形象的御容画，以及描绘他与皇后、妃子标准像的帝后像。
纯欣赏类绘画包括古代名画和带有吉祥喜庆题材的山水、花鸟画，用于自我欣赏、陶冶性情，或作为礼品赠送皇亲和臣僚等。乾隆的绘画知识主要源于两方面：直接观看身边画院画家作画，耳濡目染；观赏大量历代名作以及参与鉴定和收藏。
清初宫廷中盛行以“四王”为正统的山水画，到乾隆时代，依然流行，其代表人物为王原祁的弟子唐岱。唐岱的画在宫外流传很少，人们见之如获至宝。乾隆曾多次在唐岱的画上题字，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宫廷中稍迟于唐岱的董邦达、张宗苍也是乾隆最喜欢的山水画家。
乾隆到不惑之年，对画的理解渐从接受既成事实转向主动评价，更偏爱绘画的意境。每次出游，他就带上喜欢的画家，为他写景纪胜。康熙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乾隆亦效仿祖父六次南巡。乾隆南巡时，已立国百余年，国家安定，此时南巡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不是为了视察河防、了解民情，而是为了满足其对南方文化的好奇。
乾隆首次南巡在1751年。他热衷扮演儒家明君形象，并把这个形象传给后世。他借南巡宣传自己的文治武功，通过创作诗文绘画、题写碑铭，以及营建行宫来达到目的。乾隆六十大寿不久，出版了《南巡盛典》一书，记述了前四次南巡。他还召集众名手绘制《南巡图》绢本长卷。《南巡图》处处给人一种太平盛世形象，而他正是其中无可质疑的主宰。
此外，乾隆朝还制作了大批表彰皇帝“十全武功”的战役图，如《平西域回部得胜图》。此图由郎世宁等绘原稿，于乾隆三十年，交粤海关送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刻板印刷。后来养心殿造办处设“铜版处”，按照《平西域回部得胜图》仿制，刻板印刷。此外，还有《金川得胜图》、《台湾战图》、《渡海凯旋图》、《安南战图》等等。这些制作体现出皇家趣味和气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是难以胜任的。
乾隆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扮休闲文人，但在绘画中以文人出现的他仍然常是宇宙主宰者的形象。郎世宁曾画过《弘历观画图》，画中乾隆在花园里休息，周围都是文人常见摆设，他正在观看由侍者托起的一幅画。这幅画图示了著名的佛教题材：扫象，其隐含意思为“扫除幻象”。皇帝要画家描绘他观看此画的情景，说明他对佛教的认同。
关于乾隆对佛教的认可，在《乾隆普宁寺佛装像》里也有体现。这幅画中的乾隆成为了结伽趺坐的菩萨，体现了佛法及其实践；而在1760年左右的一幅画中，乾隆的形象直接被画成了喇嘛教曼荼罗的视觉和宇宙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