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之三：日本二战为何极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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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军各条战线急剧恶化，琉球战役刚刚打完，日本大本营预计美军会进攻本土，便加快了对本土武备的整理。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日本陆军的本土防御部队已拥有235万名士兵和人员，组成58个步兵师团及25个旅，而且还有2个坦克师团和7个坦克旅，以及4个要地防空师团。除此之外，还有225万名陆军非战斗人员，130万名海军非战斗人员，25万名特别守备部队，以及2800万名民兵和准军事组织成员。

虽然很多日本工厂被美国的轰炸机摧毁，但基础还在，仍有数百万支枪支，弹药储备也很充足。坦克差不多三千辆，汽车一万四千辆，飞机也有一万两千架，其中五千八百架是自杀式特攻飞机，海军虽然残存实力不多，但“回天”鱼雷、“震洋”自杀式摩托艇这种东西还有一大堆，尚有一战之力。所以，日军大本营考虑投降时，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还在叫嚣：“百万大军尚在，何以言降?”

许多对日本有所了解的西方人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幻想在亚洲战场及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和平的放下武器，想法过于天真。因为日本的许多军队还没有遭受过局部失败，日本人还坚信自己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一向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到了战争最后，他们依然人人要拼命，即使用竹枪也要击退外敌。

然而，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世界各地700多万日本士兵陆续放下武器。无论是在中国，爪哇等地的前线指挥官，还是本土的东条支流，竟无一反抗。即使是一些激进的反对者，他们包围了皇宫，试图阻止投降诏书的宣读，但诏书一旦宣读，他们全都服从了。美军在日本机场着陆之后，甚至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手指还紧握着枪，中午就收起了枪，到了晚上就可以悠闲的购物了。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弯转得太急以至于大多数国家都目瞪口呆，不理解日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不同，不理解当时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不能理解这种极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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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认为，人生而背负罪孽，需要不断赎罪；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需要仁义教化，而日本人则认为，人一出生就蒙受重恩，需要终生去报恩，特别是对天皇之“恩”、父母之“恩”的报答，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是所有人生而有之的。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民族底色。

日本人认为，使自己“受恩”之人都是自己的恩人，这些恩中最重要的是天皇之恩、父亲之恩、领主之恩、老师之恩，所以，日本人要不断偿还“恩情”、主动回报，如对天皇、法律和日本国家的义务，对父辈、祖先（包括子孙）的义务，对工作的义务。而且这些义务，无论如何回报都是片面的，没有时间限制，永远偿还不尽。

日本人使这些道德义务成为绝对性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如果统治者不行仁义，人民就有权力揭竿而起反对他的统治；如果父母不扶养晚辈，子女也可以不赡养送终，但在日本是绝对不行的。孝道在日本成为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子女要容忍父母的恶行和不义，即使父母人品卑劣，甚至破坏子女的幸福，孝行还是不能被违背的。

即便如此，孝行在与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也会被废除，因为履行“忠”的责任，报答天皇的恩情，才是最大的义务。日本政治家们精心策划，把天皇奉为神圣领袖，使他与喧嚣的世俗生活隔离，天皇成为一个摒弃了所有世俗杂念的“圣父”。国民对天皇的忠诚是最高的美德，成为一种对幻想中的一尘不染的“善良之父”的仰慕和膜拜。如果老师对学生说人的最高义务说是热爱祖国，那么他们就是不合格的，必须改口说是对天皇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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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天皇，期间没有中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使天皇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设立，又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之手，层层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代表天皇宣旨，因此一句，就足以唤起臣民的忠，而且可能比国家任何其他的号召，更具强制力。

在一次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未经他许可不能喝水壶里的水，队伍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持续行军五六十英里，由于口渴和体力透支，有二十多人倒下，死亡五人。检查他们的水壶，滴水未动。“军官下达了命令，他是代表天皇下旨”。

在日常管理中，“忠”强制一切，从丧葬到纳税。税吏、警察、地方征税官，都只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日本人的观点是，遵纪守法就是对他们最高的恩情——“皇恩”的回报。所以，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依然是最高的法令，各级都把执行无条件投降作为对天皇的“忠”。即使在战后，日本人也不会采用恶意的破坏行动来对抗敌国占领军，甚至占领军刚到机场着陆，日本人就出来礼貌的欢迎，这也是对天皇的“忠”的体现。

读到此处，真是不甚唏嘘，我们常讲追究侵华责任，要把帝国主义分子和普通日本人民分开，然而，哪里有什么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有的只是热爱天皇的日本人民，有的只是愚忠愚孝的豺狼虎豹。这种文化和体制制造出来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