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温顺所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在她家吃个饭。”
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西安的经历。
“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我,冬天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哩浑身发抖。
“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里去。当时觉得不错。
“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二百块钱。不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
“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盖,老婆给你接接,那还不算稀罕你?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
《出梁庄记》
梁鸿
花城出版社
2013年3月
“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贵贱就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着能供起你上学。他又说,好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村人就这样,你上了上,不上就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带来的。
“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系。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说不定好一点。”
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有没有点后悔?”
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背后编排我?哪挣多少钱?你看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系。反正咱也不在这儿住。”
“那就没有想着老了住西安?”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农村人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口就行,没想着啥。对西安没一点感情,清是干够了。一不美(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没想着在这儿买房子。在这儿再美,就是有保险,也不在这儿。我给你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来了。”
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以拿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谈起西安来,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小环境应该更舒适一点,这总没有错吧。像虎子这样的情况,儿女都已结婚,家里盖了一栋豪华大宅,他们的基本任务完成,生意也不错,应该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住,这样阴暗、憋闷的环境,对身体健康太不利。
留守女人
“钱绒:心比土地更荒芜” ——方格子《留守女人》钱绒,1981年出生在平江县乡村,嫁到这个村子七年,女儿六岁,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恋爱时期,男友就在外面,"结婚时回来过,"结婚前后花了二十多天。这个年轻人在东莞某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回家来的时候,"身上穿得很干净",就是那一点"干净",让钱绒在乡村幽暗的日子里,见到清新的一面,具有时代气息的一面。见到男朋友的时候是夏天,钱绒穿着长袖格子衬衫,闷热的雨季,男朋友一身运动短装深深吸引了她,白色短袖T恤,黑色运动七分裤,一双蓝白相间的拖鞋,整个是青春的象征。钱绒就那样一眼喜欢上这个小伙子,小伙子也喜欢这个挽着马尾辫的女孩,只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带我出去"。
钱绒没有上医院去分娩,她接受了婆婆给安排的传统接生方式,一大盆水,一把剪刀在蜡烛火上烧一下算是消毒,我在沿途的矮墙上看到政府用红漆刷起来的标语:远离传统接生,倡导健康分娩。政府希望产妇去医院接受正规的分娩护理,"消费不起。"钱绒说。
《留守女人》
作者:方格子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
接下来便是艰难的生产过程,钱绒生下孩子当天,公公去世--"他回来是因为公公死了"。钱绒对丈夫的不归有怨气,"可是没有办法,要赚钱。"钱绒不会忘记那一天,她在里间疼痛难忍,新生命要来到这个世界,隔着一扇门,门破了,公公早年用黄泥夹杂稻草糊上那破洞,天长日久,黄泥斑驳。一间屋子里,两个房间两个不一样的生命即将完成他们的仪式。钱绒说那一刻,我疼得忘记一切,抽空怨恨,或者她也疑惑,到底活着为什么,为节约钱,她不能享受其他年轻妈妈的待遇,在干净整洁的房间迎来新的生命。为了节约钱,公公停止血透,为节约钱,丈夫不在妻子身边陪伴,宁愿一个人在他乡独自想念。
"我哭不是为了痛。"顿一顿,补充一句"不知道什么感觉,就觉得活着苦"。所有人都以为这个从外乡嫁过来的女子怕疼,假装娇气,倒是接生婆拍拍新生儿的屁股说,你娘生你可是流干泪了--没人知道她落泪的真正原因。
"我想到公公在外间那么苦,就要死了,想想害怕"。六年之后,她才在我面前说出这个秘密,不是秘密,只是她孤单的根本。她才23岁,还没来得及了解死亡,但是死亡却及时侵袭了这个家庭。钱绒从接生婆手里接过孩子时,外间婆婆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公公终于尝尽人间最后一点苦,归去。
"老年人说我家孩子把公公的命夺来了。"乡村总有一些神秘之事叫人敬畏,钱绒对此说法一直耿耿于怀,她甚至一度认同了村里人的说法,要不是这个孩子急着来到世界,公公不会那么快就死--可是,活着的公公有意义吗?他病痛缠身,早就被亲人从内心剔除--婆婆服侍一年,耗尽她暮年心血,家徒四壁的日子似乎从未有亮光。钱绒曾经听到公公跟婆婆的对话。
公公:我去了你怎么办?
婆婆:别说这个。
公公:不放心你。
婆婆:有什么不放心的。
公公:钱都花在我这烂身子上了,不如我早点走,可是……
婆婆:沉默。
公公:……就不放心你……
婆婆压低了声音吼:早晚都要走的。
钱绒坐在空荡荡的堂前跟我描述公婆的对话,忽然具有悲怆的力量,我宁愿相信她懂得。比如,婆婆不再试图挽留丈夫的生命,那是因为婆婆自己的灯油也将耗尽,她没有气力再顾及丈夫。他们不能再相伴到老,她宁愿后半辈子孤零零一个人,也经不起折磨。公公走后不久,婆婆也急速离开人世,她是喝药离去的。活着是不是煎熬。
丧礼如期,刚生完孩子的钱绒被迫参与到特殊的仪式中来,有挟持的味道--临时搭建起来的道场,这个被称为"北乡夜歌"的丧礼即将开始。在北乡一些村落,"老了人"之后便会有一场缅怀先人、追思功德的夜歌会。对仗工整的四句歌词飘摇进来,夹杂着锣鼓的铿锵,钱绒抱着孩子,默默地坐在里间,眼眶生涩。"公公一辈子很苦,闭眼前都见不到儿子。"钱绒说,"为了节省,他买晚上的票,第二天早上到家时,公公已经合眼了。"
这之后,丈夫很少回家。曾经看到过一个文章,"老人作为故乡存在,他们一旦离去,故乡便断了根,游子们再也无法真正从心底惦念那个地方,那些文字中描述的怀乡,大部分都因为需要怀念而怀念,似有应景之感。"
这之后,钱绒不太待在家里,她走过长长的田埂,去寻找一个去处,以打发漫长的时间。"靠的是手气"。钱绒的手指灵巧,白皙,养尊处优的表象。如果在城里,音乐老师会好心肠地劝慰钱绒母亲--让她学钢琴吧,你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这白皙的又长又细的手指现在用来打麻将,大拇指熟稔地捻一下牌面,七饼。
出嫁之前的钱绒,似乎并没有因为她的弱小而受到父母的格外疼惜,相反,"我爸不喜欢我,喜欢哥哥",这种单方面的结论致使她对周遭世界抱有足够的戒备,对父亲的爱荡然无存。母亲带她来相亲看男方家庭,被当地人好奇地打量,拘谨和排斥伴随她这次跨县旅程。
她即将安家落户的这户陈姓人家,在远离村中心的山坡上,黄泥瓦房,在南方雨季来临时,米黄色的菌菇齐赞赞地排列在房梁木柱子上。钱绒第一次踏进这个屋子,便感到一种阴冷之气--对陌生生活的向往替代了血肉情分,钱绒几乎没有多想就同意,她对自己的婚姻不抱希望。她只是想离开,离开那个不喜欢她的地方。
回平江的车上,母亲让钱绒想明白,男方家里一贫如洗,"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借了两把椅子来,把椅子放放平的地方都没有"。母亲担忧女儿以后的生活,却被女儿一句话剪断,"总比在家受白眼好"。钱绒曾经可以嫁得好一点,父亲的远方亲戚,家底殷实,只要钱绒答应这门亲事,哥哥小龙便可到远房亲戚的厂里上班。
我问,"你不喜欢他?"
"就不想让家里这么安排",钱绒的嘴一撇,青春时光,反叛是最有力的武器,保护自己也伤害自己。
泥墙糊起来的柴灶间,灶台冷清,看不到人间烟火。女儿在门口捡树上掉下来的桑葚吃。一只鸡在门口泥地上找食。钱绒对目前情况很不满意,"你看看这旧房子,脏脏的。"事实上除了柴灶间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披屋,紧贴老屋的这间房子不算旧,九十年代末期建造。
"你是干什么的?""写这个有钱吗?"语气利落,露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赖。她时不时看墙上的壁钟,看一次,再看一次,有些急躁。
"你要去打麻将吗?"我也看一下壁钟,中午12:35。
这个问题使她措手不及,"我不是天天打麻将的",为自己辩解。到钱绒家之前,有人告诉我她的近况,概括起来大致有几条:不上进,不顾家,沉迷麻将,乱花钱。
电视机上落满灰尘,两三把椅子,一张空旷的台子上搁了一些物品,一只碗,两双筷子。对话无法进行,我不好意思再赖着,起身跟钱绒说打扰,钱绒忽然没了表情,萍水相逢带给她短暂的新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一个世界是一个国家,国家有边界,再弱小的国家也是戒备森严。敞开心扉何其难,所以隔膜。
钱绒没等我走出去,先去关柴灶间的门,等我走出门外两三步,她已经顺手带上屋门走出来了。
我让到一边,对她笑一笑,钱绒也笑了笑,我惊叹于这个美丽的1981年出生的女子,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咀嚼过多少难以言说的悲凉。深绿色外套,淡黄薄线衫,深紫长裤,粉色拖鞋,粉色厚袜子,高高扬起的马尾辫,钱绒给了我一个不明身份的背影,这个最好年华里的女子,穿不到最美丽的衣裳,"一年下来买衣服的钱……有两三百,女儿的算在一起"。她从我身边走过,牵着女儿的手,慢慢地上了田埂,我小跑几步,喊她的名字,钱绒。钱绒回头,看着我,定定的,忽然说,平江来的钱绒已经死了。
在陇中一个叫崖边的村子,贫穷催生了奢婚,而奢婚则制造了大批光棍。
光棍当户,阴阳残缺,记者闫海军真实的记录,再现了陇中乡村的性与痛,而这绝不仅仅属于陇中的伤痛,也不是陇中乡村所要面对的一切。
2015年,中央电视台以《陇东婚事》为题,对甘肃庆阳高价彩礼做了报道。节目揭露,有的彩礼甚至高达15万元。1彩礼只是婚姻花销的一项,一桩婚事要办完,还有办酒席,买家具、家电等开销。
《压扁记——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阎海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彩礼其实是双方表示祝贺亲事的意思,男方给女方一定的彩礼,也表达了男方对女方的谢忱之意,这种礼节性的表达,没有买卖性质,其数额也可以随男方的家庭经济情况的高低而决定。彩礼逐渐演化,性质完全变了样。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女方漫天要价,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
高价彩礼无疑给光棍“脱光”制造了门槛,加剧了更多光棍的诞生。
4女性进城,再不嫁回家乡
村庄的存活在人。谈及村庄,关键的是人。人类有两大生产任务,一是自身生产,一是为人类自身存活而开展的物质生产。而光棍问题是关乎人的繁衍的根本性问题。光棍问题不论城乡都有,产生光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贫困,这一点城乡一致。
在崖边村,一个男子如果到了25岁难以结婚,那就意味着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如果一个男子28岁或者30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打光棍已成定局。
从调查来看,崖边的光棍主要集中在80后人群。截止2013年底,崖边共有70后光棍4人,80后光棍15人,90后人群中,有些已经结婚,符合结婚年龄仍然没有结婚的人达到了4人。
源于1990年代“井喷”式的社会流动,女性在流动中融入城市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女孩子一旦到了城市,城市比农村优越的生活条件,会对她们产生无法想象的诱惑。她们做梦都想留在城市。20世纪末,用传统的方式嫁到乡间的女子越来越少,大多是嫁给了远离乡村的地方,要么城市,要么离城很近的城郊。农村少女们被城市乱花迷了眼,大批留守农村的青年从此很难找到伴侣。
社会价值观念的裂变,促使所有人向金钱、享乐、物欲看齐,这也是导致光棍问题日趋严重化的原因。一切人都向金钱、享乐移动,婚姻不再以追求幸福的爱情为前提和归宿,女性为了享乐可以抛弃自己应该拥有的幸福爱情,转而追求华丽的、奢华的、虚无的生活,甘愿委身物欲。而男性只要有金钱基础,可以任意践踏一夫一妻制的规则,用金钱挥霍自己贪婪的欲望,不需要任何纯真的爱情来支配自己。那些有钱的人可以有成堆的女人,而没有钱的男人娶不到一个老婆。这就是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文明”无法掩盖的罪恶。
5光棍没有明天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光棍而言,性的需求显然是最大的需求。人活着的确需要激励,光棍生活无望,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光棍很难再有为其他需求奋斗的激励性动因。
一个农民的所有梦想和希冀全部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包括用抚育孩子的艰辛换取老年之后得到孩子赡养的诉求。子又生孙,孙又生子,这种做法不断延续、代代连绵。而光棍,因为注定没有后代,也失去了这种生活的奋斗意志。
光棍还要应对人们的歧视。人是群居动物,人不能孤立地生存。社会对光棍往往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歧视,这让光棍自感低人一等,很难融入群体交往的圈子。光棍身份的确定,一般都在30多岁。在此后的30年时间,他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尽管没有妻子,衣食起居上的照顾,母亲还是能给他提供的。但父母去世后,他就彻底孤独了。而这时候,他也会步入老年,生活上的诸多不方便会让他孤苦伶仃。
人活在世界上,信心很重要。光棍与常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十有八九都是性情落寞,生活信心不足,自暴自弃。光棍通常懒得做饭,懒得洗衣服,懒得打扫屋舍,睡懒觉是他们的功夫。有的甚至懒得种庄稼,连生活都难以为继。
一面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一面是农村的不断凋敝,城市对农村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农村人口在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优于农村的现实,会继续让全社会形成思维和意识上对城市膜拜、对农村歧视的态势,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口比例失调,受困于田野无法进入城市的人必然难以找到伴侣,光棍问题只会更加严重。崖边人对光棍问题的惧怕,比对贫穷本身更加厉害。
一个偏远山区村寨,一群留守的孩子。为了生计,村寨里大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只留下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被爸爸妈妈留下来的孩子们很懂事,生活的艰辛过早地让他们成熟,他们早早就明白“帮妈妈做一点家务,是必须的”。他们把土豆当饭吃心满意足,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他们的故事是中国贫困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最真实写照。
红板村,位于贵州黔西县中建乡一片巍峨群山顶上,海拔1460米,地势高寒,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处于低温寒冷中。这是一个由9个自然村寨组成的一个大行政村,居住着数千彝族、苗族乡亲。
2012年5月,我们涉足贵州省黔西县中建乡红板村调查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在这个400多户1800多人的偏远山区小村寨里,4个家庭的留守儿童生存真实现状或许就是中国留守儿童现状的缩影。
《留守中国》
刘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从中建乡街上出发后,汽车开始爬山。一条仅容一辆小型汽车通过的山路,顺着山势盘旋而上。由于山洪冲刷,无人养护,路面的泥结碎石已被冲走,露出脸盆般大小的石头,有的路段全是淤泥深坑,汽车几次深陷不能自拔,过路的村民看到后,数次帮忙才将车推出泥坑。2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山顶。下得车来,顿感寒气逼人。
山顶是一块小坝子,红板小学就坐落在坝子中间,周围散落着几间土墙房屋,一阵琅琅读书声,传得老远老远。学校是一排石头房子,顶上盖着青瓦片。教室共有5间,每间只有一面开了两扇小小的窗子,屋檐低矮,教室内一片昏暗,一脚踏进去,什么也看不到。屋顶上的瓦片七零八落,甚至可以看得到椽子。教室的窗户上已经没了玻璃,用木板钉的窗子为了采光不得不留出大口子,坦率地露出里面正在上课的孩子。
红板小学的孩子,多半没有正规的书包,书本多是抱在手里,有的则用一个装肥料的编织袋装书,在袋口缝上两个根绳子,往肩头一挂,就算是书包了。我们在查看一个孩子的编织袋书包时,发现里面藏着两个已经煮熟早已冷冰了的土豆,这位12岁的男孩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他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午餐。
六年级的黄其贵家住红板村第九村民小组,是离学校最远的学生。16岁的他长得精瘦,面色黝黑,头发乱蓬蓬的,不时发出憨厚的笑声。每天上下学,他都要翻越6座山。小其贵一般从早晨5:30起床,吃几个土豆就开始爬山,到8:40上课时往往也只是脚刚迈进教室上课铃就响了。
红板小学校长夏维贵说,作为村里唯一的学校,目前总共有161人,包括支教的在内有9位老师,留守儿童30多人,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长年外出广东、浙江一带打工。红板小学的学生来自散落在群山里的9个自然村寨,学生家离学校都比较远,有的学生从家到学校要走3小时的山路,近的也要走近1小时。每天中午,多数孩子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带着干粮上学。
红板一带的山上高寒,土地瘠薄,不适宜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只能广种薄收,唯一高产的是土豆。刘老师说,大部分家庭玉米是舍不得吃的,一般都背到镇上卖了换钱买盐巴、农药什么的。家里一年到头的主打粮食只有土豆了。
大部分学生能带到学校作为午餐的,只有土豆。热天,他们饿了,从书包里掏出煮过的土豆就吃;冷天,冰冷的土豆实在难以下咽,他们就丢进教室里的火堆中,烤热了吃;经常为了等热透了心,外面部分却早已烧成了黑炭,但饿急了,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拿在手心里吹一吹灰,三口两口就吃掉了——这既饱肚子,还能暖身子。
老师告诉我们,红板这一带的村民都很穷,一年的收成下来加上出外打工的钱,一般一个家庭的收入也只有1000余元;学生的学费现在减免了,每个学生收20元钱的书本费,但仍有一部分学生没钱交。“衣服,对有的学生来说,只要能蔽体遮羞就行,根本没有能力考虑保暖的问题。”这位老师说。
我们见到小玉兰时,她正在地里蹲在爷爷奶奶身边帮忙摘辣椒。一双黑乎乎的小手上沾满了泥,见有生人来,不太敢靠近说话,一只小手用力地扯着衣角,使劲地咬着嘴唇。这天是周六,学校不上课,小玉兰一大早就到田里帮爷爷奶奶干农活。7岁的小玉兰看上去有些发育不良,长到7岁看上去也才三、四岁的样子,细弱的身体干不动重的体力活,只能帮忙洗洗菜、扫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