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1977恢复高考第一年570万考生图鉴
接纳孩子
“高考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实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顾长卫
1977年，关上十余年的高考大门再次开启，也是唯一一次冬天的高考。
那个冬天，不仅是散落各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命运拐点，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的人涌进考场……
时代的洪流终于将希望带来，寒冬过去。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一时，举国沸腾。
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来临！
那一年的一场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张艺谋，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画家罗中立，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四川美术学院；
钱颖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也是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
罗中立
那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复习资料刚面世，立即引起全家连夜出动排队抢购，印刷厂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
“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
“恢复高考前两年，省内招生计划不足2万人。由于中断了十多年，报考的人很多。”
而1977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3000人被录取。高考录取率仅仅约5%。
“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
“我所在的那个小县城当时有90多万人口，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但最终过了成绩、政审、体检关进入校门的还不到50人。”
2
钱颖一是文革开始后北京市第一批高中毕业生。
1972年8月，钱颖一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
当时高中学制两年，1972年时，有点想让那一批直接上大学，然而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
‘哗’一下子政策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
钱颖一
文革时，物理课叫工业基础课，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课，书本单薄，内容简单。
钱颖一找其他同学哥哥姐姐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自学。
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
“生产队是在山上，我在那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养猪、种菜、种土豆，我们全都干过。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
“学《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时就难了，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两三个月回城一次，每次都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问这些问题答疑。”
梁从诫的太太是钱颖一的英语老师，一般都是先问她，她不懂了再问梁从诫。
他们俩都不懂了，就会再到里屋去问一个人，他们都叫他金爸，他全部能解答。
金爸就是金岳霖。
上大学前，钱颖一已自学完成《新概念英语》一到四册。
1977年12月10日，揣着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13考场的准考证，钱颖一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首届大学生。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那年是各省分着考，每个省都不一样。”
1977年的高考，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
当年高考，四门课总分400分，钱颖一考了360多分。
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最高考分的学生。
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也在“数七班”。
“我们这个班很特殊，什么课难，学什么课，因为大家都被耽误了。
所以大家对这个机会都非常珍惜。前面没人指导，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有那些框框，（更有）开拓精神。”
清华园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滋养着渴望求知的青春：
除了国内多位数学家给“数七班”授课之外，钱颖一和他的几位同学也正式上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陈省身教授在北大开设的微分几何课程。
陈省身
六十年代时，台湾到美国留学经历的戴新生教授，更是鼓励他们走出国门，见识外面的世界。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钱颖一提前毕业，去美国深造。
“那时候没有托福，没有GRE，什么都没有，清华里面，国际办，包括校长、书记都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1981年秋天，清华学堂前，自行车后座上放着海鸥120照相机，钱颖一和他的五位同班同学自拍留影。
他们同时提前毕业，同时申请到了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后来钱颖一先后获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等。
一晃多年后，钱颖一回国，2006年10月起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罗中立画过很多过河的场景。
1977年他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河，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那年他29岁，已在达县钢铁厂当了十年锅炉工。
远在四川达县大巴山区的罗中立还是从学生口中知道这个消息。
罗中立
“刚得到消息时也没怎么激动，当时我正在达县钢铁厂动力车间当检修工，也教一些学生画画，在县城里小有名气。
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因为正准备打家具组织一个新家庭，所以并没打算回学校参加考试。”
然而报名截至的最后一天，女朋友劝罗中立要把握机会去参加考试。
“我想既然是女友的意愿，就不敢怠慢，马上准备去报名。”
到县城要过一条周河，走到岸边，只要大声吆喝“过河，过河”，对面的船家就会过来。
那日大雾漫天，江波微茫，让罗中立一直很怀念。
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从锅炉房下班，背着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走了20里路，才来到县城。
可报名已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好说歹说才让他们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
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紧紧张张地进去，非常焦虑地走出来，总觉得自己的答卷没有答完美，时间不够，到发通知之前还非常焦虑。”
三十年后，罗中立已是当初自己报考的那所西南重镇美术学院四川美院的院长。
但他总会想起多年前的山区：“我们每次进城都是走河边，大雾聚集，听得见摆渡桨的声音，但看不见人，船上有一个马灯，河水清澈见底。”
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灯火彻夜不熄，罗中立和同学们都在为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激情澎湃。
“我住那一家姓邓，第一次吃他们那红薯洋芋，只有一点点米，他们叫我要多舀一点白米。这种深刻画面感，从那时候起就是一颗种子在我内心深处播下去了，这一次我想画个农民。”
4
“我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考北大的志向。之所以三次高考，那完全是因为没能力考上。
出生在农村的我，并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不过想走出农村倒是我一个真实的梦想。”
俞敏洪读高一时，同学们已经学了快两个学期，他根本跟不上。
班主任的一段话让俞敏洪有了高考的冲动：
“也许你们一个都考不上大学，但是你们还是要努力争取，因为一旦考上，个人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没考上，在地里干活累了，拿着锄头看看天上的云，还可以想想我曾经考过大学。”
因为喜欢班主任所以俞敏洪选择了外语专业，努力10个月参加第一次高考，英语录取分数是38分，而他只考了33分。
俞敏洪回农村拿起了锄头看看天上的云，心想：“我考过大学了”。
然后拼命干活，插秧、割稻来排解心中的失落。
此时，学校有个老师请假了，需要一个代课老师，俞敏洪得到机会，这重新燃起了他考大学的愿望。
他白天教学、打篮球，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复习。
全力以赴奋斗8个月，俞敏洪的总分虽然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再度落榜。
学校请假的老师回来了，不需要代课了，俞敏洪只能无比失望地回到农村，重新拿起锄头看着天上的云，心想：“我考过两次大学了，了不起啊。”
农村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妈妈说努力干活存点钱盖个房，给他娶个媳妇也挺好，于是俞敏洪努力赚钱娶媳妇。
可机会又来了，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他，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
妈妈让他去报名，这次的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
俞敏洪学习特认真，带领大家一起拼命。
早上带头起来晨读，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
然而到1980年春节时，俞敏洪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寒假时俞敏洪一天没休息，四五十篇课文被他背得滚瓜烂熟，终成全班第一。
“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
1980年高考，英语两个小时俞敏洪只用了40分钟就交卷了，被英语老师扇一个耳光。
老师心想完了，彻底完了，唯一一个可能考上北大的学生考砸了。
可分数出来以后，英语95分，总分387分，那年北大录取分数线是380分。
老师说：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但俞敏洪的语文是58分。
他不敢下笔填北大，最后还是老师帮着填的志愿。
快开学时才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俞敏洪异常兴奋，像范进中举般大吼大叫。
家里摆了庆功宴，把猪、羊、鸡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
“如果没有高考的话，几百万从农村走出来，走向城市的孩子，包括像我这样的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整体来说我对高考是持肯定态度的。”
1977年恢复高考时，易中天在一所中学教书，他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尴尬，便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
1978年易中天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
中学时易中天便成绩优异，“我物理没下过99分，化学不低于98分，数学也是95分以上呢。”
当时报名很顺利，压力却是空前的。
因为尽管有“各单位不得阻挠”的政策，易中天所在单位领导还是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考不上，就安心留在单位工作，直到退休。
从报名到考试，只有3个月的业余时间复习，而竞争者则是等待了十年之久的许许多多老大学生。
当时一共考四门：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
最难的是外语，易中天学的是俄语，毕业后十几年没用过，33个字母早已认不全了。
好在丢了外语的人多了去，北京大学甚至干脆不考外语。
于是易中天便给武汉大学招生办写封询问：武大是不是也能像北大一样免试外语。
对方很快回信，全文如下：“外语不论语种，一律考试。成绩是否分记，无可奉告。”
易中天马上得出结论：外语成绩是分开计算的，分数线只按照另外三门课的成绩设定，上线就能参加复试。
1978年5月5日和6日，考试地点是乌鲁木齐一中。
那时考试可以看表，可以喝水，还可以抽烟。
监考老师看着眼前这群二十多岁到四十岁的考生，眼睛里透出来的都是鼓励和疼爱。
那时，整个教育界都有一个共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耽误了十年，再也不能耽误了。
在城市打临时工两年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顾长卫说那对自己来说无异于“希望之光”。
“高考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实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1978年的高考，顾长卫认为自己运气的成分居多。
他不是从小对艺术充满向往的孩子，只是他从1971年左右就学习画画，而电影学院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
初三时也和20几个同学在当地的青少年宫做义工，为他们画一些海报、宣传画之类，经常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那段时间让他有机会看了无数电影。
因此电影学院招生考影评的环节应该难不倒他，所以他才打定主意报考电影学院碰碰运气。
顾长卫称自己不是那种一直特有理想的人，这样反而容易活得快乐。
他小时候捡过破烂，后来想过要当火车司机。
如果不是高考，现在的自己最有可能做的事是在一个小工厂的工会当一个宣传干事，或者做个小美工之类的。
目前的现状是几十年前参加高考时所没法想象的。
顾长卫笑言，当时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觉得已经是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了，以后每隔3、5年能到北京出趟差，就相当不错了。
然而中国后来的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的。
他们远比他们的父辈幸运，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各种可能。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本科生，其中包括摄影专业。这对张艺谋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他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于是准备报名。
张艺谋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父亲出身不好，从小受到各方压抑，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
初中毕业后，去到农村插队务农。
后来，张艺谋偶然进入陕西第八棉纺织厂织袜工艺车间，干过电工、搬运工，后调入工会做宣传工作：出板报、画宣传画、拍照片。
从那时开始张艺谋显露出非凡的摄影才华，可马上28岁的他远远超过了22岁的报名年龄上限。
可他不甘放弃。
张艺谋感觉在“西安报名点”报名成功的几率不大。于是，他准备好自己的创作影集到电影学院报名。
招生老师对他的作品赞叹不已，然而得知他超龄时，只能婉转说：“你先回西安，我们会向学院反映你的情况。”
回陕后的几周，杳无音信。
张艺谋明白，希望非常渺茫，但他真的不甘心啊。
于是，二进京，找到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赵凤玺，赵老师对张艺谋的作品赞不绝口，但也无能无力。
便推荐他报考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摄影专业。
张艺谋带着希望又跑到地处远郊的“北广”，却迎来当头冷水：“电影学院做不到的事儿，我们同样做不到。”
两次碰壁，依然没有打退张艺谋的报考决心。
张艺谋辗转获得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机会，时任电影厂领导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同意接收。
但张艺谋的工作单位只同意他考学，不同意调离。
在巨大打击面前，张艺谋不服输，他再次辗转找到画家黄永玉等，并将自己的作品和《求学信》转给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
同时，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偶见张艺谋的作品，认为人才难得，便将其作品转交给漫画家华君武。
黄镇说：“我看了实在高兴，他的作品很有水平，应加紧培养，可以作为特殊问题，叫进修生或其他适当名义，允他入学深造。”
最终张艺谋被破格录取进入摄影系78班学习两年。
张艺谋早期摄影作品
“我真是受宠若惊，突然变成一个大学生，这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太偶然、太幸运了！”
虽是破格录取，张艺谋并不知自己是正式生、旁听生还是进修生？
"咱也不敢问，怕把事儿给搅黄了。”
其实学院并未让张艺谋报名，并非正式录取，也未约定学业结束后是否为其颁发证书；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张艺谋承受着巨大压力，也十分珍惜在校学习的机会。
张艺谋在校期间的摄影作业，是任何同学都无法比拟的。
他也是当年借书最多的学生之一。
仅在二年级学期结束时，就已完成22门课程，是全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在学校学习即将满两年时，学院领导突然找张艺谋谈话，“我当时没心理准备，一听这口气，觉得继续学习是没啥希望了。”
他曾对导演系的田壮壮等人说：“学院已经跟我谈了，哥儿们这一走，就可能回不来了。你们多保重，我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你们了。”
其实，在校期间张艺谋的努力和才华有目共睹，北京电影学院已决定给张艺谋补办正式的大学入学手续。
“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个假期我真是度日如年！”
由于同学对他努力学习的上信，张艺谋竟还长了一级工资，每月7元5角，这在当时是笔十分可观的数目。
于是，张艺谋每月都请同学胡吃海喝。
“没高考，没现在。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我有可能跟我表哥一样，会是建筑工地一个搬砖的。”
没去搬砖的刘震云，把自己1978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写进他的第一篇小说《塔铺》。
一群青年游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找寻着命运的出口，高考来了！
“所有人知道有这个机会，都想来参加考试。没有再像1977年和1978年那两届，有那么多考生，11年的积压，突然出现一条知识的通道，给人打开另外一个窗口。”
14岁时，因为长得高，家里虚报年龄的刘震云去甘肃参军。
基地全是戈壁滩，嘴唇好多天全是裂的，老是流鼻血。虽然生活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有时间可以学习。
在戈壁滩的日子，战友兄弟的宽厚温暖着他：
“我们连队厨房那个地方有一盏灯，我特别爱去锅炉房，烧锅炉的是河南上蔡人，叫李上进，他总会给饥饿的刘震云吃烤得焦黄的馒头。”
在得知恢复高考后，已经当了5年兵的刘震云心中，有暖风轻轻拂动。
回到河南老家，刘震云在一所中学当民办老师，白天上课，夜晚复习。
那盏煤油灯，照亮寒夜里冷透的屋子，也点燃他心里模糊的念想。
“就是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寒风吹着，窗户密封的又不太好，每个考生都跟一个小鬼似的，影影绰绰。”
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考上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写给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
在北大上学时，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特意找到学校来看他。
刘震云从12元的助学金里拿出7块钱，请老大哥吃北京烤鸭。
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小刘，我来北京，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现在我又不是你指导员，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去得了。
“指导员这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走吧！”
刘震云走了好远回头看，指导员还在那站着笔直。
回到学校，刘震云打开信封，里面竟有70多块钱，那时候绝对是一笔巨资。
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这种奇妙变化。
自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有些时候，我们人人挣扎恐怖的高考，却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仅仅是一次考试机会就会让多少人喜极而泣。
关于高考虽有无数批评，但不可否认至今这仍是最公平的方式。
珍惜现在，憧憬未来，不负此生。
资料来源：
新华社：恢复高考40年，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
易中天：四十年前我的考研经历.
央广网：[那年我高考]刘震云：风在我心中.
团结网：鲜为人知，党派名人的那些“奇葩”高考经历.
中国美术报网：罗中立忆1977年高考：那年我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钱颖一回首高考40年——人生没有假如 .
央广网：[那年我高考]钱颖一：又见水木清华.
搜狐教育：张艺谋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的辛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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