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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无疑是今年最重要的电影之一。
5月,在戛纳它获得了金棕榈奖,韩国电影史上第一次。
6月,在韩国上映后,引发全民热捧,观影人次超过千万。
要知道,韩国总人口只有5100万,也就是说,每五个韩国人就有一个人去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而目前,豆瓣评价的人数也超过了20万。
对这部电影,有无数的赞誉声:年度最佳,爆款、大师之作……
但,铺子也注意到了一系列的质疑和批评。
其中,讨论最多的大概就是:朴社长做错了什么要被杀呢?
对此,有人回应,那是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
也有人指责那是基宇一家仇富,恩将仇报,毫无人性。
究竟,奉俊昊拍这片是想表达什么?
朴社长、基宇他们的悲剧能否避免呢?
铺子想到了一部类似的电影——
《冷酷祭典》
这部电影比《寄生虫》更决绝,更冷酷。
故事相似:
女仆枪杀雇主一家四口(包括儿童),而且毫无征兆,没有解释,一个不留。
这是为什么呢?
雇主对她太坏吗?
并不是。
《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礼貌周到,却隐藏不住对基宇一家的嫌弃和鄙夷。
这或许成为了杀戮的导火索。
但在《冷酷祭典》里,雇主一家简直是好人典范。
苏菲(桑德里娜·博内尔 饰)成为雇主家女仆后,得到了很多关心。
苏菲说眼睛近视,雇主愿意花钱给她配眼镜。
苏菲说不会开车,雇主愿意花钱让她考驾照。
甚至,雇主家的女儿还让妈妈要和她多说话,不要把她当做机器。
不过,这些友好的举动却并不奏效。
在苏菲眼里,雇主和自己永远不可能是朋友。
谁才是朋友呢?
是同样来自底层的珍(伊莎贝尔·于佩尔 饰)。
珍在邮政所工作,同样孤身一人。
她暴躁、粗鲁,对苏菲的雇主一家充满嫉妒和愤恨。
在她眼里,他们的财富都是剥削别人而来的,然后还装作一副好人的样子。
不仅如此,她还一再地煽动苏菲和雇主对着干。
可以说,一开始,我们都很讨厌珍。
因为,她就是一个见不得别人好,爱搬弄是非的人。
然而,渐渐地,我们发现,她并不是真正的危险分子。
真正的危险分子其实是苏菲。
有句俗语说,咬人的狗不叫,苏菲就是这类人。
苏菲和珍不同,她安静、内敛,默默做事,几乎不与人交流。
为什么那么安静呢?
隐藏自己不识字的秘密,隐藏自己杀父的事实。
苏菲和珍都有命案在身。
珍的孩子因为她而葬身火海,但那是她粗心大意,照顾不周。
而苏菲父亲的死则显然是苏菲谋杀的,但她却成功让自己摆脱了嫌疑。
由此可见,苏菲不仅手段残忍,而且智商颇高。
苏菲的恐怖还体现在她杀人不眨眼。
当时,苏菲已经被解雇。
她和珍闯入了雇主家,在厨房拿着猎枪闹来闹去。
这时,男主人刚好到厨房,发现了她们。
面对男主人,珍拿着枪耀武扬威,只想吓唬他。
但苏菲一言不发直接开了一枪。
这突如其来的枪杀甚至连珍也吓了一跳。
说到底,珍就是一个嘴毒的小混混。
虽满腹牢骚,但还不至于下决心杀人。
而苏菲俨然是一个冷血的变态,还是高智商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态呢?
当然不是童年阴影。
克洛德·夏布洛尔拍这部电影自然还是说阶级对立。
而且,他比奉俊昊更决绝。
《寄生虫》里,奉俊昊还试图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寻找具体的杀人动机。
而《冷酷祭典》里,杀人的理由就是人在资本主义齿轮碾压下的异化、变态。
回到最初的问题,《寄生虫》的意义何在?杀戮的悲剧如何能避免?
是要谴责杀人者毫无人性,没有伦理道德吗?
可以,但那无异于对牛弹琴,隔靴搔痒。
因为,这些杀人者,这些变态,本质上是由社会结构孕育出来的。
《寄生虫》里,基宇一家不是第一个寄生于朴社长家的人。
在他们之前,前管家夫妻俩早就寄生了很多年。
一开始,他们相安无事,维持着平衡、稳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寄生者还没有出去,新的寄生者却挤进来了。
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寄生者互相倾轧。
而那份能量,足以摧毁宿主。
所以,《寄生虫》其实是一个预警器。
一方面,它是拍给上层社会看的。
表面上看,上层社会固若金汤,每一家人有自己的私人别墅,安全又美丽。
但殊不知,在这美丽祥和之下,早有底层生物寄生其中,犹如幽灵一般。
这幽灵不仅能吓唬人,一旦从黑暗里走出来,还能杀人。
另一方面,它也是拍给底层人看的。
为什么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除了资本在驱动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底层抵抗力量的缺失。
或者说,是别样价值观的缺失。
正如基宇一家,他们并不是恨上层阶级,而是恨自己不是上层阶级。
说到底,他们分享同样的逻辑和价值观。
而如果价值观念不变,社会结构是不可能变的。
社会结构不变,那它所造就的变态、幽灵、寄生虫就会源源不绝。
如此,我们再谴责变态杀人也于事无补。
毕竟,那只是谁碰到谁倒霉的问题罢了。
再退一步,一个变态可能会杀一人,杀一家,而一旦变态集结,那就会变成恐怖组织。
前几年的一项研究显示,ISIS的新增成员一大部分来自欧洲底层。
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在欧洲的境遇不佳,很容易就被卷入极端势力,在组织的安排下于中东集结,再反击欧洲本土。
而这,无疑就是最糟糕的结果。
1995年《冷酷祭典》上映。
彼时,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克洛德·夏布洛尔想用电影警惕社会,做出改变。
24年后,克洛德·夏布洛尔已经去世,奉俊昊又拍了一部《寄生虫》。
此时,社会分化肯定比24年前更严重,社会戾气也比以前更甚。
不知道,再过24年,是否依然会有这样的电影面世。
如果依然有,我们是应该为好电影鼓掌呢,还是应该该为毫无改变的社会默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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