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背后就是督战队。
文|掷弹熊
1942 年 12 月初,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苏军西南方面军第 21 集团军步兵第 293 师步兵第 1034 团发起的一场攻击不幸受挫。一名“幸运”的迫击炮手曼苏尔·阿布杜林(Мансур Абдулин)在回忆录《从斯大林格勒到第聂伯河》(От Сталинграда до Днепра)中写道: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灾难全景……我们团失控了,目睹它被屠戮令人恐惧:我们倍觉羞耻,但什么都做不了。突然,我们听到柴油机接近的轰鸣声,然后看到我方的坦克——大约二十到三十辆——而在它们后方,出现了我方的雪橇部队,他们身着白色冬季伪装斗篷,装备冲锋枪,用绳子系在坦克装甲上。
这是何等的景象!一名大尉指挥的我军士兵似乎从平地里钻出一样。他们出奇地整洁——一尘不染——大尉身穿浮华的白色皮衣,士兵甚至有着崭新的冲锋枪。
随后,我明白了:这是一支督战队!我准备好和这个世界说再见,这时,大尉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用爱沙尼亚口音冷静地说:“没有人会朝你们射击!你们不是懦夫。”
▍曼苏尔·阿布杜林(1944 年)
何为督战队
阿布杜林在书中以“заградотряд”一词描述他遭遇的督战队,它是“阻截部队”(Заградительные отряды)的变体。该词虽系近代创造,其缘由却可追溯到古典时代。彼时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担心他手下部族混杂、战斗力良莠不齐的部队难有作为,便将部分骑兵安置到步兵大部队后方,用以监督作战。
俄罗斯新版八卷本《军事百科全书》(Воен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第六卷 197-198 页则给出了其具体定义:
阻截部队:军事单位,在作战中置于不稳定、不可靠的部队后方,以此增强其抵抗能力,在出现惊慌的紧急状况下,阻止其做出逃离战场、放弃作战职责等行为。
由此可知,督战队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己方若干部队因种种原因难以继续抵抗,只得以强制动用武力的手段迫使其继续投入战斗。可想而知,此类部队往往出现在匆忙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军队面临存亡抉择之际。
近代史上的明确督战队案例可以追溯到 1793 年 9 月的波兰起义军,波军当时正处于重建阶段,却迭遭苏沃洛夫所部俄军重创,因而士气锐减、组织紊乱。情急之下,波军总司令科希丘什科(Kociuszko)诉诸霰弹督战手段:
我建议莫克罗诺夫斯基(Mokronowski)将军在战斗中将一部分步兵和配备大量霰弹的火炮列成战线,向逃跑的部队轰击。让所有人知道,前进会找到胜利与光荣,可耻的后退只能不可避免地碰上耻辱与死亡。
彼时俄波两军差距过于悬殊,纵使摆出霰弹督战的极端招数,科希丘什科还是很快含恨流亡,波兰也随之亡国。
▍波兰民族英雄科希丘什科
一个多世纪后,波兰人再次乞灵于督战队。1920 年 8 月,初生的新波兰军队贸然攻入乌克兰招致惨败,强弩之末的苏军则迫近华沙,波军在首都郊外的拉济明(Radzymin)遭遇苦战,第 11 步兵师更是仓皇溃退,举国上下一时人心惶惶。
▍1920 年夏紧急动员、简易武装的波兰志愿军
危急关头,北方面军司令哈勒尔(Haller)发布第 4005/III 号命令:
1.为维持前线部队秩序,确保华沙桥头堡安全,兹命令第 1 集团军指挥部在后方适当距离处设立一条警戒线。该警戒线目的在于使用包括机枪火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在这场决定存亡的斗争中消除怯懦分子。出于这一目的,第 1 集团军指挥部应当集中使用宪兵分队。
2.集团军指挥部应当采取手段惩罚第 11 步兵师,将其军官送上军事法庭。
3.……第 11 步兵师可耻地逃离祖国首都面前的拉济明,它必须解除武装,改编为适用鞭刑处罚的惩戒连。
在机枪督战队的“推动”下,在惩戒连可怕前景的恐吓下,观察员注意到“当天上午还放弃阵地的士兵突然发生了心情变化,甚至产生了新的自信”,此外,天主教会大加激励,加之实力对比远优于以往,种种因素令波军终究完成了逆转,实现了“维斯瓦河上的奇迹”。
说到底,他们面对的苏军同样是一支战斗力有限,需要督战队屡屡助阵的武装力量。
▍在电影《1920 年华沙之战》(1920 Bitwa Warszawska)中,随军天主教神父斯科鲁普卡(Skorupka)英勇战死被塑造为波军士气的重要转折点,神父之死成为波兰军方的重点宣传题材,此后被纳入波兰民族神话
▍充满宗教色彩的波兰宣传画《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斯科鲁普卡神父在画中占据核心位置
督战队与俄国内战
在俄军当中,专职战地督战队雏形出现于一战末期。在外部军事打击和内部政治紊乱的影响下,俄军自 1917 年夏季开始走向崩溃,旧军队此时组建了若干“敢死突击队”,事实上承担阻截逃兵乃至前线督战职责,最终结果却只是徒劳。
▍1917 年沙俄军队的敢死突击队
1918 年 6 月,随着内战程度的加深,新生的苏俄政府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却遭遇强烈抵制,据其官方统计,在整场内战中共有 284.8 万人逃避兵役或逃离军队。鉴于苏俄并未设置宪兵,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便在临近前线的车站、路口设立“阻截部队”。
苏军阻截部队的第一类工作是阻拦逃兵、抓捕逃役人员,乃至下乡征粮,承担事实上的宪兵职责。根据同一来源统计,阻截部队先后抓捕 83.7 万人,另有 154.3 万人“自愿”前往征兵办公室报道。
阻截部队的第二类工作则是在前线终止未经许可的撤退,乃至迫使部队推进,简而言之:前线督战。
内战初期,红军由于缺乏纪律、组织,屡屡遭遇失败。1918 年 8 月 6 日,托洛茨基致信列宁,要求“建立可靠的督战队,配合正规军革命核心……以包括处决逃兵在内的任何手段施加铁的纪律”。很快,这一措施就在图哈切夫斯基(Тухачевский)的第 1 集团军得以执行。
▍苏联督战队的创始人托洛茨基
当年年底,托洛茨基即要求将督战队建成完整体系,并给出了进一步使用方法:
证据表明,督战队在许多状况下仅仅是抓捕单个逃兵。事实上,督战队在进攻中的角色应当更为活跃,他们必须紧紧部署在我军战线后方,在必要情况下将掉队者和迟疑者往前推。只要有可能,督战队手中就该有一辆装备机枪的卡车,或是装备机枪的塔昌卡(тачанка,俄国南部的轻便双马敞篷车),或是携带机枪的几名骑兵。
抓捕逃兵的意义人所共知,但以机枪威慑己方意义何在?托洛茨基同样给出了解答:
每个团、每个连都有品质各异的人。热情、勇敢的战士是少数,在另一端则是屈指可数的稀烂懦夫和意识形态敌人,中间是一大群并不稳定的士兵。
据其逻辑,督战队只需处决几名懦夫,便能令中间人群警醒,从而阻止整支部队退却,甚至推动部队前进——托洛茨基本人就曾亲自实施源自古罗马的“什一抽杀”血腥手段。
▍机关枪是早期督战队的必备工具
1919 年 10 月 22 日,当尤登尼奇(Юденич)所部白卫军兵临彼得格勒城下时,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书信中说得更为直白:
解决尤登尼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进攻已经开始,可否再动员两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在他们身后架设机枪,处决几百人,对尤登尼奇造成真正的声势浩大的攻势?
在遥远的南方战场,红军步兵第 9 师第 1 旅政委卢卡舍维奇(Лукашевич)则在 1920 年 1 月 25 日发出如下具体命令:
旅长已命令采取如下准则——必须始终留有预备营,以防战线出现退却,采用广泛应用于此类状况下的一切手段恢复阵地:先发出(口头)警告和鸣枪示警,而后使用机枪射击。
到 1921 年 3 月,内战硝烟渐次散去,农民暴动却此起彼伏,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要塞更是发生了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水兵起义。
对于作为革命发祥地之一的要塞,红军上下就是否进攻存在相当程度的思想冲突,就连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Авров)都犹豫不决,最终,手段狠辣的图哈切夫斯基再度领命出征。
▍进攻喀琅施塔得的红军
督战队又一次“一展长才”。在突击进程中,仅明斯克、涅韦尔这两个步兵团即有 600 多人溃逃,却撞上了配备两挺机枪的 238 名督战队,在喊话劝说和枪托殴打后,溃兵悉数缴械,其中 74 人后来遭到“什一抽杀”式的处决。
在双方军队大多质量低劣的俄国内战中,这是简便易行的残酷手段。
战地督战队的复活与消亡
内战结束后,随着苏军逐步正规化,内务部部队事实上执行军事警察职责,虽然依旧名为“阻截部队”,在中东路、张鼓峰、诺门罕冲突和苏芬战争中却主要在后方巡逻搜索逃兵,也没有就地处决的权力。
1941 年 6 月,德军的灾难性入侵根本性地改变了状况,苏联几乎要从头开始建立一支规模远大于内战时期的军队,尽管它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完成军队组建,却难以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其质量,加之工作作风相当粗暴,导致各类惩处数目骤增,“在必要状况下使用武力的”一线督战队也不时出现。
▍二战期间的苏联督战队
1941 年 9 月 12 日,斯大林要求每个前线步兵团均设立一个“阻截连”,但由于缺乏人力、战况紧急,这条命令并没有得到广泛执行。然而,当 1942 年夏季苏军再度惨败时,斯大林便只能于 7 月 28 日发出“不许后退一步”的第 227 号命令,其中要求:
在每个集团军的范围内,成立 3 到 5 个装备精良的阻截部队,把阻截部队投入到惩戒部队的后面,命令他们处决恐慌制造者和懦夫,以防部队出现恐慌性撤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士兵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
▍电影《兵临城下》对督战队的表现是糅合了多个战场状况的夸张描写。事实上,瓦西里所在的步兵 284 师并不缺乏轻武器。不过据老兵索罗卡(А. Сорока)回忆,战争中确有部队遭遇德军与督战队的火力夹击。从现有斯大林格勒期间记载看,督战队多数时候还是向上射击吓阻为主,但也存在多起直接射击人员案例。
至此,督战队成为苏军各个单位的必备一员,截至 1942 年 10 月中旬,仅斯大林格勒、顿河方面军即设有 41 支“阻截部队”。
通常状况下,督战队由内务部人员指挥的正规军组成,党、团员比例较高,一般部署在火线后方 1.5~2 公里处。一份来自内务部的报告如是描述督战队功用:
(1942 年)8 月 6 日,敌军炮击第 51 集团军第 91 师师部,待在防御工事里的士兵开始混乱。第 51 集团军的阻截部队朝着溃逃部队单位射击,从而终结了溃败,将 200 名士兵和指挥员送回岗位。
为了更广泛地监视战斗,除了成建制的“阻截部队”外,除奸部(Смерш)还在若干部队中安插了紧急状况下肩负督战职责的线人。1943 年 8 月 13 日,中央方面军除奸部报称:
上尉米哈伊洛夫跳出战壕,怯懦地向后逃跑,当“自动”线人看到指挥员逃跑,全排陷入混乱后,他用机枪朝米哈伊洛夫射击,迫使他返回排里,继续指挥。秩序得以恢复,米哈伊洛夫指挥该排直至战斗结束,击退了敌军进攻。
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战斗力逐步恢复,一线督战队开始变得赘余,部署在火线后方的“特殊待遇”也导致原本要“根除懦夫”的督战队往往成为真正懦夫的藏污纳垢之所。虽然像德米特里·茨维特科夫(Дмитрий Цветков)这样的督战队老兵自称他们是“支撑脆弱墙壁的柱石”,多数前线士兵却十分自然地仇恨乃至蔑视这类人。
1944 年 8 月 25 日,波罗的海第 3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罗巴切夫(Лобачев)报称方面军中大部分“阻截部队”事实上没有承担相应职责,反而人浮于事、纪律混乱、作风腐化,报告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鉴于阻截部队在目前状况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应当重组或解散。
11 月 13 日,斯大林正式下令解散“阻截部队”,其后,计有 24000 名士兵转入正规军。在苏军历史上写有重要一笔的督战队至此彻底消亡,此后再未出现。
在那地狱之中仍有闪光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已对曼苏尔·阿布杜林的故事有所淡忘,然而,他遇到的那位爱沙尼亚口音军官扬·图赫克鲁(Jaan Tuhkru)却对那一幕督战场景印象深刻。
▍图赫克鲁少将(摄于1988年)
当阿布杜林的第一版回忆录出版后,已经官拜少将的图赫克鲁邀请他前往塔林一叙,两人的对话则被忠实记录在第二版中:
我问了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请告诉我,为什么你从不射杀撤退的士兵——包括我自己和我的战友们——这和其他督战队不一样?”
“曼苏尔,你注意到指挥那些督战队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
“我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爱沙尼亚人。”
我想到了所有积极执行 227 号命令的人,其中的确没有一个爱沙尼亚人。
“那时候,我的上级猜疑我执行命令时犹豫不决,认为我太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