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了增强”爱国情怀”，曾发起过一场抵制”外来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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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知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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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外来词”，增强青年人的“爱国情怀”，发起“一扫米英运动”，咖哩饭改名“加辣汁饭”，邮筒改名“从上方插入，从下方取出型的邮便箱”，低音提琴改名“妖怪的四弦”，萨克斯管被改为“金属的尺八”，华盛顿鞋店改名东条鞋店……战争结束后，老百姓突然发现，很多以前反“敌性用语”的“爱国人士”，操着流利的外语在新统治者面前如鱼得水。

在1943年2月3日，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编辑、内阁印刷局发行出版的《写真周报》杂志第257期的封面上，杀气腾腾的字体醒目印着一条标语：“一扫米英之色！”（米即指美国，当时日文汉字写作“米国”或“亚米利加”）

翻开这份杂志，读一下文字的内容，其中说道：“这绝不是纽约和伦敦的街头，而是日本街头，然而我们现在却正在和米英进行着战斗。怎么样？在我们日本的都市中却泛滥着英文的招牌……是不是应该断然将这些充斥着对米英献媚的招牌拆掉？有如此对米英献媚的招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这样的商店卖着什么样的货色，在要紧的地方写着英文，店名采用敌国米英的地名人名。这样不管是谁，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家店不是招待日本人顾客的日本店，标有敌国的地名和人名的，除了媚态以外什么也不是。”

接下来一页是一些商品的照片，上面的文字更加富有煽动力：“这是卖给日本人的日本商品吗？如果前线的将士知道还有那些充满米英臭味的商品依然在好端端地摆放在大后方，那么他们将会多么地悲伤，多么地愤慨啊！让我们怀着同样的这种叹息，这种悲伤，这种愤怒的心，回过身来好好看看，那些文具、化妆品和药品等等，正在侵蚀童心、伤害妇道、更是挫败斗志。这种力量在十二月八日的早晨，应该是已经在珍珠港被消灭掉了的，难道是又死灰复燃啦？别忘了制作、销售。购买的，都是和前线将士一样的日本人！”

这种“一扫米英之色”的群众性运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国内便曾经多次被推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便是排除所谓“敌性用语”的闹剧。

利用片假名记录和使用外来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1530年葡萄牙商船到达日本开始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之计，而后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船和传教士又带来了更多的外来语。

到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欧洲文化进入日本，大量的新词汇不断涌入。日本人除了对这些外来词语加以意译，创造出“政治”、“经济”、“抽象”、“细胞”，以及“某某性”（比如“重要性”）、“某某度”（如“长度”、“高度”）等新词汇以外，还有不少词如同汉语中的“沙发”、“咖啡”等词语一样，通过音译来表达，并逐渐成为了日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来语改变了传统日语的表达形式，某些专业的外来语术语也加深了日语各个领域之间的隔阂（比如在医生使用的外来语和海军使用的外来语就不能互相听懂）。到了1940年代，日语中的外来词汇已经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所有角落。在日本全社会发起“抵制敌性用语”的行动，其难度之大，恐怕外人是难以真正理解的。

如果看过《啊，海军》这部电影，也许可以窥见当时反对外来语运动的冰山一角。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学校学员，其父亲是大学外语副教授。他说自己进入海军军校的目的，只是为遵照父意好好学习英语，因为当时只有在江田岛才能安心学习敌对国家的语言。

|《啊！海军》剧照

从改造腐朽生活方式着手

日本对外来语的抵制运动开始于1940年左右，当时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引起了日本国内“爱国组织”的反弹和憎恶。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开始涌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的排斥风潮，进而对于日文中随处可见的外来语冠以“轻佻浮薄”的罪名，遂贴上“敌性”的标签，并加以排斥。

抵制外来语也是先从比较“轻佻”的、带有西方生活方式的内容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烫发”（パーマネントウェーブ/Permanent wave）这个单词。日本从30年代初进入军部干政时代就开始出现反对烫发的迹象，到30年代中期还开展反对烫发的运动，一些地区甚至打出了“根据町委会的决议，烫发者请勿入町”的招牌。所以运动一旦开始，“パーマネントウェーブ”这个单词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牺牲的“敌性用语”。被“电发”两个汉字来代替。

用汉字来代替西方外来语的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为“爱国语”。一旦开启先例，其他所谓“轻佻”的外来词也纷纷被贴上“敌性”的标签，一个一个地被修改掉了。比如说饮食方面，由日本海军从英国引进而广受日本民众喜欢的咖喱饭（カレーライス/Curry rice）被改成“辛味入汁掛饭”（日文汉字，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加辣汁饭盖浇饭）。起泡饮料西打水（サイダー/Cider）被改为“喷出水”。牛乳焦糖（キャラメル/Caramel）则被称为“军粮精”。

其他领域也陆续受到了影响，比如在1940年9月，铁道省将所有车站中的英语标识全部撤除，而且原来使用外来语的站台（/プラットホーム/Platform)及其略称“ホーム”也被改成了“乘车廊”。邮政部门也一样，邮筒不能再叫“ポスト”（Post）了，而是改名为“从上方插入，从下方取出型的邮便箱”。

音乐方面也是一个重灾区，萨克斯管被改为“金属制的尺八”，长号（トロンボーン/Trombone）改名为“可拔可插弯曲金属管黄铜喇叭”，低音提琴（コントラバス/Contrabass）则被称为“妖怪的四弦”——估计这肯定是要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根本来不及好好找出适当的词汇，于是开始胡编乱造了。

|二战当中日本报纸上刊登的“抵制英美靡靡之音”的漫画

球的问题可是爱国心的问题

体育方面等外来语就更多了，日本原来对于球类比赛基本上都采用外来语，因此强行修改所造成牵强附会或者模棱两可的事就更是层出不穷。比如橄榄球改名“斗球”；手球改名“送球”；高尔夫球改名“打球”、“芝球”或“孔球”；足球改名“蹴球”；篮球改名“笼球”、网球改名“庭球”；美式橄榄球改名“铠球”；曲棍球改名“杖球”、台球改为“杆球”、保龄球则改成了“投球”或者“十柱戏”。

广受日本人欢迎的体育项目棒球，虽然很早以前并不采用外来语，而是使用了“野球”这样一个单词，不过比赛用语和裁判口令几乎全部是外来语，结果全部被修改，造成了好几个赛季的混乱。好球“ストライク（Strike）”变成了“よし”（即“哟西”），这个“哟西”也用于安全上垒的“セーフ（Safe）”；而坏球“ボール（Ball）”以及界外球“ファウル（Foul）”都用了“だめ”（不行之意）。

而且棒球界的变化还不仅仅是这些比赛用语，甚至连其他相关词汇都变得不那么“轻佻”了，比如某某球队都改称某某军，选手改称战士，盗垒被改为夺垒，连运动服都改成所谓“国防色”的咔叽色，棒球帽也被废除，“战士”们必须带上所谓战斗帽，也就是日本陆军的那种软式军帽。

|1943年日本西铁城棒球队的准军事装束。

动物的名字也不能幸免

扫荡“敌性语”之风甚至波及到动物：カンガルー（Kangaroo）被改名为汉字“袋鼠”，ライオン（lion）改成了汉字的“狮子”。很多用外语名注册的公司也纷纷改换门庭，比如“西铁城（Citizen）时计株式会社”改成了“大日本时计株式会社”；“哥伦比亚唱片”改成“日本蓄音机工业”；“华盛顿靴店”改成“东条靴店”。

不是外来语的公司也为了避讳而换了招牌，例如一家非常著名的教育出版社“欧文社”由于这个“欧”字有欧化的嫌疑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于是终于在1942年将社名改成了“旺文社”，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学校也逃不脱劫数。“东洋英和女学校”、“静冈英和女学校”以及“山梨英和女学校”都因为“英”字而沾染“敌性”，分别将校名改成“东洋永和女学校”、“静陵高等女学校”以及“山梨荣和女学校”。

受到这股狂潮波及的领域不可胜数，《幽默俱乐部》杂志因为带“幽默”和“俱乐部”两个外来词，被改成了《明朗》；立顿牌红茶变成了“大东亚红茶”；Golden Bat（金蝙蝠）香烟改名为金鵄。著名歌手“哥伦比亚小姐”改名“松原操”。甚至连铅笔的硬软度都换了称呼，HB、2H、3B分别成了“中庸”、“2硬”、“3软”。

|二战当中日本“抵制敌性用语”的广告。但是“二硬三软”之类的用语实在显得有些不着调。

要让太阳红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既然社会上刮起了抵制“敌性用语”的风潮，那么英语教育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也就是时间问题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有人向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提出要求，要在“高等教育中取消英语的课程”。东条本人在国会中拒绝了这股要求，称“在战争中，英语教育还是有必要进行的”。

但在当时横扫日本社会的那股风潮之下，英语教育被大大缩小，中学的英语课程由必修科目改成了选修科目，而且课程数量被大大缩小。英语课程以外，音乐课程中的英美传统歌曲也被削去，改成爱国色彩更为强烈的曲目。其他教科书中，那些带有所谓“敌性色彩”的表达方式也逐一被指责，纷纷被修改。

到了1944年，根据当时日本国家制定英语教科书编集委员星山三郎的资料，英语教科书中不得编入如下的内容。首先，不得有亲英、亲美的表达方式，更不得有侮辱日本的表现语句。其次，不用太多地使用公元年份，必须使用日本的天皇年号。此外，不应出现对英美物质文明带有讴歌色彩的内容，也不应用最高级来修饰英美事物，如“纽约的帝国大厦是世界最高的建筑”之类。还不得使用“大阪是日本的曼彻斯特”这样的比喻。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教育界，英语教育所受到的冲击几乎达到了无法进行正常教育的程度。不过有一个现象很有趣：虽然当时日本正在跟中国作战，但没把汉字当成“敌性语”，因为日本将汉字视为“神国”、“神州”所使用的文字，是日本的文字，而非中国的文字。甚至连1945年天皇的停战诏书上，也加上了一句“确信神州之不灭”。

|一个剧组正在拍摄二战时期日本学校教育的场景。照片中央靠近镜头那位男生的头发在当时是违规的，那时候规定男生一律要剃光头。

威士忌？那是前线打击鬼畜米英的士气来源！

对于所谓“敌性用语”而言，当时的日本并不是在法律上加以禁止的，而更仿佛是一种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产生的一种自发的社会运动。因此，根据不同的领域，对于这种“敌性用语”进行排斥的力度和热情是参差不齐的，当然也无法彻底地加以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日语中受到的英语影响实在是太大，要彻底地加以根除是不可能的。

然而未在法律层面上加以禁止并不意味着执行力度不强，有时候因为没有明确用法律加以界定，反而会形成更为广泛的打击面。日本在1940年以后开始在基层建立一些国民监视与管理组织，还发动妇女组织了“大日本妇人会”。对于“敌性用语”的揭发和排斥，往往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的。自然而然地，与这些组织的干部们私下有矛盾的人，往往会受到更大的打击，排除“敌性用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公报私仇的利器。

“敌性用语”的排斥运动不过是战时日本愚民运动的一环，对于日本统治者并不适用。比如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编辑、内阁印刷局发行出版的那期《写真周报》杂志，虽然用斗志昂扬的口号号召民众抹去英美之色，但这期杂志的其他文章中，照样堂而皇之地使用片假名外来语。

同样，正如电影《啊，海军》中提到的，日本海军是曾经以英国海军作为样板的，海军内部的日常作业用语中，英语单词以及外来语已经沿用了八十多年，是海军官兵无法避免使用的。如果在海军内部也刮起抵制“敌性用语”的狂飙，那将会对部队的运行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有关当局是最为清楚的。

因此，尽管日本民间刮起强烈抵制英语教育的风潮，但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的英语教育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不但如此，“咖啡”、“威士忌”这些海军常用的嗜好物，自然也排除在“敌性用语”的名单之外。由此可见，体制内外，大有所别。原本再具有“敌性”的语言，照样可以被干干净净地“化敌为友”。

闹剧的终结

事实上，那些从形式上进行的排外之风，只不过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在日本对英语使用和教育进行大力抵制的同时，在珍珠港遭到日本痛击的美国却花了巨大的力量投入到日语乃至日本文化的教育之中。这些接受应急日语教育的人才，成了美国监听日军通讯，分析日本情报，瓦解日军士气的重要力量。

1945年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后，“敌性用语”的闹剧终于落幕。普通民众猛然发现，那些曾在战时打着“大义”旗号领导他们反对英语的“爱国之士”，大多趋之若鹜地为美军提供翻译、新闻等种种服务，然后低声下气地说“给夫米巧克力多”、“给夫米巧英嘎姆”、“给夫米西嘎利多”（给我巧克力、给我口香糖、给我香烟）。

那些曾经积极投身于“大日本妇人会”，对于人们是否使用了“敌性用语”而保持警惕的“欧巴桑”们，也重新开始炫耀起自己新烫的头发，再次随着爵士乐的节奏迈动了舞步。

|日本妇女列队起舞欢迎美国军舰

1946年，日本文部省在驻日美军的要求下进行了文字改革，那些曾经被排挤的“敌性用语”不但重新登堂入室，成了日本人日常使用的词语，而且更多的新一轮外来词对日语进行了新一轮冲击。日文中的片假名所占的比重还出现了大大的反弹。

2014年2月9日，在俄罗斯索契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记者招待会上，组委会委员长、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由于英语能力不足，无法很好地应对。当着外国记者的面，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说日本投降时他已经是小学两年级了，这时候英语是“敌国语”，所以除了特别学习的人士以外，大家是无法很好掌握外语的。这个发言再度掀起了一阵哗然，也给“敌性用语”闹剧安排了一个讽刺性的收尾。

|战后，驻日美军过着惬意的生活，如同度假，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大日本妇人会”的积极分子兴许有人在战后为美军搓背、陪睡、唱歌来赚钱，以渡过物质匮乏的岁月。这时候，掌握几句“洋泾浜”英语是生存必需技能，那些精通外语者同样在新时代继续过着“成功人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