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五把刀

◎文丨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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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延续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就能实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梦想。目前中国的历史性转型进程已走到了半山腰，但未来还有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表示，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当前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用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经济顾问的赫伯特·斯坦的话说“无法永远维系的东西，注定要终结”，因而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经济增长之旅戛然而止的可能性。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非同凡响，增速甚至高于比中国更早“腾飞”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美国一直是中国等后发国家增长的参照系，而目前中国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GDP与美国的比例差距，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韩国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再需要30年，就能达到目前韩国与美国相比的繁荣程度。而且到那时中国经济规模将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还要庞大，这将是非常耀眼的成绩。

但是，中国要完成追赶西方的漫长旅程，需要克服五个障碍。

1

首先，非常态的高速发展总是存在重新归于平庸的趋势，这个现象比长期高速增长更为常见。

在1971年，经济学家曾对日本、台湾、墨西哥和巴西四个经济体寄予厚望，但后两个经济体最终令人失望地停滞了下来。中国需要提防类似的命运。

因为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庞大，所以如果要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即人均GDP数值达到同期美国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20-30年里应该增长至目前的5倍左右，而这个任务很艰巨。

2

中国将对世界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造成严峻压力，这需要中国在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在碳排放方面。中国的高速增长还会冲击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机构和国际关系。

3

第三个障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目前在政府负责性、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防控等方面的排名，距离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而受到的期待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中国希望变成发达国家，必须在这些指标上有明显提升。

4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本世纪以来，中国实际工资快速上升。2012年以来，中国潜在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7%甚至更低。要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劳动力成本变高的新现实，对中国而言绝非易事。当自行车的速度减慢时，骑起来会变得更困难。

5

第五个也是最迫在眉睫的障碍是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中国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债务迅速积累，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储蓄（不限于家庭储蓄）过高，无法在国内得到有效利用。这些不平衡性造成了两个困难：既难以继续维持高增长，也无法平稳地让增长慢下来。

中国的投资率高于其他高速增长国家，而中国的需求也依赖于投资。中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与这种高投资增长模式有一定的关系。而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已经从1990年代末的3.5%上升到7%，这意味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下降了一半。中国的资本产出率甚至已经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G7成员国。总而言之，中国对投资的依赖的确有些过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剩产能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低下，这会损害未来的发展势头和需求增长潜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负债率上升，尤其是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八年里几乎翻了一倍。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负债程度就会达到历史上各国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更严重的问题是，调整这种依赖高投资的状态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只是保持在当前水平上，而经济增长率是6%的话，投资占GDP的比例就应该降低10个百分点，到达35%，即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水平，而这按国际标准仍然是较高的。

但如果这个过程快速发生，需求比重也将下降10个百分点，中国可能陷入经济衰退。但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的债务将继续爆炸性积累，资源继续浪费。显然这构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两难。

在此情况下，关键显然在于掌控调整的节奏，让其逐渐发生，但又不至于过慢。这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中国要让投资增速慢于GDP增速，而让消费增速快于GDP增速。

但在目前，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60%，中国家庭将收入的约1/3用于储蓄。要让家庭消费增速快于GDP增速，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或者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或者家庭储蓄率下降。但在目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后一种情况很难发生。而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的话，就意味着要让企业利润更多转化为家庭收入，这将挤压企业利润，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能力。

为了维持企业投资，政府应该加快信贷创造。信贷增长过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不过中国目前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政府偿债能力良好，同时控制着银行。

但增加信贷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繁荣时期加杠杆，贷款人将获得高于其预期的收益，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收益都将低于他们的预期，从而会减少承担风险的活动，而这意味着，就算是不发生大规模的破产潮，经济活动也会陷入普遍低迷状态。而信贷扩张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资产负债表效应就将越大，但传统的经济学又对这些资产负债表效应关注不够。

总之，中国决策者一方面为了避免在未来发生硬着陆，目前希望债务规模不要继续积累，另一方面，为了在眼前避免一场衰退，又得推动债务的短期积累。简言之，中国目前的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但要转向某种更依赖消费的路径，短期内也可能带来很多不良影响。

注：本文为沃尔夫3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演讲记录，智谷趋势整理自FT中文网《中国经济调整的两难困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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