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联储主席：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限 | 专访
《财经》记者 袁雪 实习生 马越/文
8月5日，美国将公布7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该数据将给美联储的政策决定提供重要参考。去年12月在近10年间首次加息后，美联储何时再次行动，以及年内加息次数，备受市场关注。
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S. Kaplan）在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时表示，“由于不仅是美国，而且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任何将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努力都应该是非常渐进、非常谨慎的”。尽管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数据令人失望，但鉴于强劲的消费需求，他仍然预期美国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可达将近2%。
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9月20日、21日举行。
他同时谈及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表示面对当今很多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是取代不了结构性改革措施的。
以下为采访全文：
《财经》：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保持利率不变，但之后对于经济形势的措辞比较乐观。2016年年内升息的可能性有多大？
卡普兰：美国第一、二季度的GDP增长数字有些令人失望，增长一直比较迟缓。但根据达拉斯联储的预测，2016年增长还是能达到近2%，1.8%左右，前提是2016年消费将持续走强。尽管第二季度的数据不好，但消费仍然是一个亮点。
基本上，我认为由于不仅是美国，而且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任何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努力都应该是非常渐进、非常谨慎的。我不能猜测美联储何时会采取行动，但我们基本的立场就是要非常谨慎和耐心。
《财经》：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长（1.2%）远低于预测的2.5%，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波动性？
卡普兰：第二季度存在两个负面因素。第一是库存，库存增加的水平要比预期得低；第二是商业支出令人失望，这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能够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的是消费需求强劲。我们需要在未来几个季度观察的是，库存调整是否会反转。我想强调消费仍然是美国经济的主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虽然调低了增长预期但幅度较小，美国可以以1.8%或者将近2%的速度增长。
《财经》：在考虑是否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全球哪些风险是特别值得联储担忧的？
卡普兰：很不幸，对于全球增长率的预期经常被调低。现在我们又要面对英国脱欧，其影响将会持续几年。还有中国的情况，中国有着产能过剩，债务过高，以及从制造业、出口为主向消费、服务业为主的长期转型等问题。中国将面临非常富有挑战性的长期转型，这意味着世界需要习惯于中国的增长率将会逐渐放缓；习惯如果中国的货币或者其他不稳定发生，全球面对随之而来的金融紧缩可能会比较脆弱。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新兴市场的增长在过去几年里曾经是拉动力，但现在这种作用减弱了，甚至成为拖累，成为不稳定因素。这也是美联储要保持非常谨慎和耐心的原因。
《财经》：欧洲又一次成为焦点。在政治上，英国脱欧。意大利被视为下一个希腊。德意志银行被暴露有系统性风险。你怎样评价欧洲的经济状况？
卡普兰：英国脱欧显然将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我们考虑的有三个因素。一个是金融风暴，这可能在脱欧运行过程中发生；第二是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谈判，这将花费数年；第三是最艰困难的——英国脱欧影响蔓延的影响，像意大利，爱尔兰，苏格兰这些国家或地区将会发生什么，这是未知的。希望欧盟能够控制住形势。
《财经》：在第十一联邦储备区，能源产业有着重要地位。你如何判断油价前景？供需平衡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卡普兰：我们预测全球范围内的供需在2017年第一到第二个季度可能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但是预测各有不同，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去观察。另外一个大问题是经合组织国家创纪录的过剩库存何时开始削减。因此现在我们不仅关注何时达到供需平衡，还要关注过剩库存何时会减少，毕竟这一调整还没有开始。鉴于这一点，我们对能源领域的价格波动并不惊讶。
《财经》：但是经合组织之外的国家，比如伊朗、俄罗斯仍然在提高供给？
卡普兰：美国进行了大规模有效的供给削减，但是被伊朗和伊拉克的供给增长所抵消掉。虽然资本支出正在削减，能源领域面临巨大困境，全球供给仍然没有下降，只是增长速度放缓。问题是全球需求在什么水平，我们所用的数字是大约每天1.3百万桶。所以向供需平衡发展的原因不是供给下降，而是它的增长率下降，同时需求保持上升，最终这两条线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汇合。
《财经》：有些学者认为人们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非常普遍的超低利率或负利率的情形下。央行的回旋余地真的有限么？
卡普兰：我们面临的大问题有些是结构性的。以老龄化为例，这是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都面临的问题。货币政策或许有所帮助，但它不能替代增加劳动力的结构性改革。日本正在鼓励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大军，中国已经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美国，则是移民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
另一个问题是生产力水平过低。在美国应该进行的另一项结构改革是加大对再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职业培训。当今很多行业中都发生了巨变，如果你被一个行业抛弃，想要进入另外一个行业，就需要再培训。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再教育问题。
对美国来说，第三个例子就是基础设施支出。这需要结构性的财政改革。
《财经》：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贫富差距是民粹主义崛起的部分原因。货币政策可以帮助解决这种局面么？
卡普兰：货币政策确实被指责要对贫富差距负一些责任。但是讽刺的是，如果从全球来看，贫富差距实际上是减少了的。但这种全球的减少对美国可能就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有了更多全球移民，更多人可以到海外工作，贸易有更大的影响。
我认为行业巨变的影响被低估了。许多人认为不平等或许和全球化有关，但是也可能与行业的巨变有关。比如亚马逊，阿里巴巴对传统零售业的影响。正在发生的是利润率受到挤压，不熟练的工薪阶层容易被裁员，但我们没有足够投资为他们进行职业培训。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贫富差距就凸显出来。这是这个时代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挑战之一，我不知道全部的答案。我相信这是一个将要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尝试，更多货币政策之外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