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自己有点变成了5毛

最近看了三本书，感觉自己都有点变成了“5毛党”：

1.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作者：路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2.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作者：文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
3.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作者：李晓鹏。人大经济学博士。

在读这三本书之前，上大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市场是进行资源分配的最优手段，“小政府、大社会”，自由主义，“自由放任”，政府只能是守夜人，产权明晰重于一切，反对国有企业，反对一切公有制，包括土地公有制。

这些观点不仅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可以说是国内舆论界占主流的一种论调。自由主义对我们的影响，还不仅体现在影响公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还影响微观的管理理念。近年来流行的“裂变式创业”、“失控管理”，背后都隐藏着自由主义的哲学观。

所有反对这种论调的人，很容易被当作5毛党。不过，看完这几本书，我承认，我是有点5毛了。这里得强调下，A之外，不一定就是非A，还有可能是B、C……不再唯市场、唯自由主义，不一定就变成反对市场、赞成大政府主义、反对失控管理。这三本书的启发就在于，在A和非A之外，原来还有众多选择，而且还让我们明白，尺之所长寸之所短。不管是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参与，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任何经济政策，只有结合它所作用的环境，才能评判它的对错。

就像查理芒格反复教导的那样：当你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问题都像钉子。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要求你手上有很多工具，而非只有一把锤子，而且懂得各种工具的长短。真正的实干家，不仅仅是拥有了一堆工具（当然这很重要），而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知道当前的安排，无论多差，都有其合理之处；无论多好，都有其不足。而非看现状哪都不满意，希望一上来就全盘推翻，在废墟上重建。“理想主义者”，特别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这不仅是我们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应该成为我们对待一切理论、方法、主义的态度。很多人上了一些课、看了一些书，回到企业就觉得哪都不对，希望一下子把公司都改了。这往往就埋下杯具的种子。

《光变》

• 国企也是可以有极强的战斗力。国企改制并不需要“休克疗法”，激进地私有化。私有化并不是企业绩效改善的必要条件。
• 国企的要害，不在于产权，也不是委托代理问题，而是市场化。当市场化程度足够的时候，这些问题本身会缓解很多。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 今天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放任，但在其崛起的进程中并不是如此，在他们崛起的时候，政府起了巨大的作用。若没有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政府几百年来一以贯之地扶持纺织业，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在英国萌发的。
• 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需要社会进行构建的。英国工业起飞的重要原因，在于几个世纪时间内孵化了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人阶层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英国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和物流系统——世界上最早的运河和收费公路系统，以及强大的皇家海军全球护航。改革开放后，中国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1978_{1988），便完成了英国两三个世纪才完成的原始工业化，并接着启动了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1988}1998）。除了乡镇企业自身的活力，还在于中国政府的努力——中央政府维护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地方政府参与微观经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招商引资。没有这些，中国经济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所以，这本书上讲到政府除了守夜人角色，还应该承担构建市场、维护市场的作用，说服了我。
• 任何工业体系，都不能脱离哺育它的市场和供应链单独存在。进口替代战略的错误就在于此，像中国的前几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市场存在，很多工厂都没把产能完全发挥出来。改革开放，是新启动的工业化进程，幸好选择了一条和原来完全不同的路径。一开始的原始工业化（乡镇企业），就建立在现有社会能够提供的供应链和市场基础之上。之后，中国的工业化终于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径，开始“胚胎发育”式成长。并接连渡过了三个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轻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

《这个国家会好吗》

• “破坏性要素”是这本书的核心概念。
• 市场并不能自动地达成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市场条件下，参与资源配置的力量，除了“生产性要素”，还有“破坏性要素”。而政府光是做自由放任的守夜人是不够的，政府的一大重要作用，就是设立机制，让资源更多按照生产性要素进行分配，而非破坏性要素进行分配。
• 市场（价格机制）并非资源分配的唯一最优手段。有时候，通过政府提供服务，而非价格机制会更好。书上举了一个例子，灯塔。萨缪尔森在教科书上举例说灯塔应该是典型的公共服务，因为收费太难。但科斯考察了历史，发现19世纪以前，英国好多灯塔都是私营的，通过向港口停泊的船只收通行费来获利。但未来或许技术进步了，能很方便的机制收费的话，或许灯塔又能由私人提供服务了。所以，用什么机制来分配资源并非只有唯一答案。市场机制有交易费用，公共服务有管理成本。用哪种方式来提供服务，应该只取决于哪种方式社会总成本最低。其实公司也是如此，是独立核算、甚至流行的裂变式创业更好？还是直接管理手段更好？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更好”。自由放任、“失控”并不是总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 自由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学说，而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自由、私有、市场已经变成无需分析具体情况而先验地正确的一种信念。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警惕了。计划经济是一种乌托邦，自由主义也是如此，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刚脱离一种乌托邦，就投入了另一种乌托邦。中国的幸运在于乌托邦的梦想破灭之后，走上更加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
• 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种比喻暗示着改革有个明确的方向和终点，今天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改革的终点。这种论调，首先把西方制度当作了不言自明正确的理想制度，另外还忽略对中国现状的分析研究。而本书认为，所有制度都是为了和当前的情况相适应，因此改革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随着情况变化而始终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不应该有终点。
• 很多时候分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所争论的是一些模糊的、笼统的“大词”。很多时候，回到微观层面，讨论具体的政策、细节，我们往往容易取得共识。即使有分歧，也更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低质量的争论在于，始终在“大词”层面展开，这往往容易变成自说自话，其实根本不是在讨论同一个东西。就像前段时间学界激烈辩论的“产业政策”。大家各执一词，实际上讲的不一定是一个东西。
• 从“大词”出发讨论问题，往往会忽视对实际情况、微观细节的分析，而陷入主义之争。更好的方法，是从具体问题出发，先明确是什么问题，有哪些选择，再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衡量选择好不好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讨论质量会比始终纠缠在大词上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