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位外国作家罗伯特.林德的一篇文章，看到这样的句子：“成千上万的男女活着然后死去，一辈子也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乌鸦和画眉的啼鸣有什么不同。”
我想，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区别的人多了。但不知道这个区别的人，却有可能知道乌鸦和画眉鸟的区别，比如岁利哥。
岁利哥是母亲娘家的一个远亲，自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管我的母亲叫“姑”，而且从来不叫姑不说话。因了这一点，母亲常说：“你们不要看岁利老实，但基本的礼貌还是懂的。”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常常抿着嘴在一旁偷偷笑，一想到岁利哥那憨憨傻傻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的想笑，不知母亲究竟为什么，却老护着自己这个表弟。
岁利哥的确长得丑，他的头又扁又长，像一个大窝瓜，眼睛挤起来，眯成了一条缝，嘴巴厚厚的，牙长得还算整齐。最能遮丑的是他的头发，又黑又浓密，在这一头黑发的陪衬下，面部才显得不那么难看了。加之他每次出门，都要拿梳子细细梳头，把头发弄得顺顺贴贴。我们一群小孩子看见他，总要嘲笑他用口水呡头发，他也总是憨憨的笑着，从不反驳我们。
岁利哥比我和小伙伴们大好几岁，和他同龄的不愿意和他玩，嫌弃他反应慢，人长得呆丑；于是他只能和我们一班小的在一起，我们嘲弄他，拿他当笑料，他也不在乎。还常常帮我们拿东西，比如我们去地里摘柿子，一路上拿竹竿的肯定是他，去了以后，小的们爬不了树，最后爬树的还是他，他三下两下抱着树干爬上去，摘了软乎乎的柿子用竹竿挑着布袋给我们送到树下。
春天的时候，岁利哥还带着我们一班孩子掏鸟蛋，几个小的在树下架着他往树上爬，好不容易够着了，抓着了鸟蛋，但岁利哥的手被鸟窝里的草扎了，痛的他“哎吆”一声，仰头从树上掉了下来，架着他的小的也摔了个仰八叉。鸟蛋打了，鸟窝也散了。我们哄笑着，又往别处去了。这时候，是决然没有人随意说岁利哥什么的，孩子么，掏鸟蛋就为了乐子，至于掏到掏不到，倒不是十分在意。
有时候，鸟儿在树上发出清脆的叫声，一唱一和的，走到这棵树下，岁利哥通常不愿意上去，他说，鸟儿叫的这么好听，自己下不了手。他还说，这鸟儿就是画眉鸟，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们家院子里就有这样的一窝鸟，是他母亲告诉他的。
岁利哥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点的，都不说话。我们整天在一起玩，回到家都有妈妈，有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可是岁利哥老早就没有了爸爸，他的爸爸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一名共产党员，还在大队担任村干部，早些年乡里修水库，在用炸药爆破石头时，引爆炸药的引线太短，他爸爸来不及跑远炸药就爆炸了，随之丧了命。过年时，他家门口挂了块牌子：革命烈属。他的妈妈，是个瞎子，三天两头的就把自己走丢了，后来终于有一次，大冬天掉到水塘里，淹死了，留下岁利哥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
岁利哥的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大姐嫁给了一名警察，据说还是狱警，跟犯人打交道的那种。因此岁利哥有几件衣服，是他姐夫穿剩旧了的警察服，颜色有些褪了，摘去了领徽和胸前的一些标志，成为一件日常的衣服。可是岁利哥每次穿上警服，都显得格外精神，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加上他梳的整齐的头发，透出一股威风凛凛的样子，惹得我们都跟在他后面，走的整整齐齐的，也没有人嘲笑他。那一刻，岁利哥在我们心中，形象是最高大的。
虽然有警察服穿，可是大姐和姐夫离家远，平时顾不得照顾他，只在过年过节有时间回来，给岁利哥改善一下生活。于是平时照顾岁利哥的责任，自然而然落在了二姐身上。
岁利哥的二姐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包工头，家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可是二姐生来仔细，对自己都有些舍不得，更别说对岁利哥了。因此虽然二姐家不缺钱，但岁利哥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宽展，今天没了醋，明天没了盐，有时还要去隔壁家借来着。
二姐偶尔也会叫岁利哥去她家吃饭，那一定是二姐夫又完成了一桩生意，回家来酬谢那些跟着他干活的乡亲们，岁利哥因此跟着沾光，能吃几顿好饭，请客剩下的饭菜，二姐夫也会让他带回家，接下来几天的日子也好应付。二姐夫经常叮嘱二姐，让她照顾好岁利哥，但是二姐仔细惯了，今天大方一次，明天又舍不得了。但是，二姐做得最好的，是给岁利哥洗衣服很及时，她家有洗衣机，每次都把岁利哥的脏衣服搜集一大堆，过几天洗一次。因此岁利哥虽然没有娘，却不像其他没娘的孩子搞得浑身脏兮兮的，他穿的干干净净的，衣服上还有一股山丹丹洗衣粉的香味呢。
这样说来，岁利哥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平时一个人在家起火，饥一顿饱一顿的，大姐回来了，改善几天伙食，大姐走了，接着自己过日子，说不定哪天，二姐又来叫吃饭了。我们一群小伙伴，谁家有了好吃的，大人也不忘给岁利哥拿一口，母亲总说：“岁利人傻心不傻，谁对他好，他都记着呢。”
童年的日子就这样一日日向前流过，摘完了那年春天的槐花，偷过了夏天果园里的苹果，秋天到来了，大雁南飞的时候，我们一个个进了学校，开始上学了，校门外就剩下岁利哥一个人孤单的身影，像离群的大雁。
每天早上，我们去上学，岁利哥就等在大队部门口，帮我们背书包，常常是身上左右斜背着好几个书包，像被五花大绑了似的，我们都空手走，却还要回过头来笑他，他也咧着嘴傻乎乎的跟着笑着，一直跟着我们到学校门口，卸了书包，眼巴巴看着我们进去了，还伸长脖子向门里头瞅着。我们在学校的墙里上学，他在学校的墙外张望，看大门的老爷爷是本村人，认识他，看他可怜，也不赶他走，有时还把自己捡到的一本书给了他，也不管他识字不识字。等到我们放学出来，看到岁利哥坐在学校门口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拿着一本书，认认真真的看着。我跑过去一看，发现字的方向不对么——原来把书拿反了。他津津有味看的，是书里面的某个插图。一段时间，这又成为我们嘲笑岁利哥的新话题。
时间就这样，在一日日的平淡中过去，转眼之间，我们一群小毛孩马上小学毕业，岁利哥也长成了毛头小子。
这一年春天，半路上，我们班里转来一个女同学，瘦高瘦高的，长得非常漂亮，看起来比我们一班同学，都要大上几岁。没过几天，就有人私底下悄悄说，这个女孩是从山里来的，她姐姐嫁到了我们这里，把她领了出来，以高价答应把她嫁给别人。而这个愿意出高价的人家，竟然是岁利哥的大姐，换句话来说，我们的这个新同学，其实就是岁利哥未过门的媳妇。
我那时候小，还不懂事，可是班里有几个大一些的，有事没事，就会围着那个女孩，说一些风凉话，还指着学校大门口岁利哥常在的那个方向，不屑地笑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那个女孩哭着跑出了教室，第二天再也没有来上课。岁利哥依然跟着我们上学放学，傻傻的，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再过了一段日子，又听说，岁利哥的婚事黄了，大约是那个女孩嫌弃岁利哥长得丑，哭闹着要回老家，她姐姐姐夫大约良心发现，把巨额彩礼钱退还给了岁利哥家，但最终还是快速给她找了个人家，嫁出去了。姐姐姐夫最终还是落下了一笔彩礼钱，尽管比起岁利哥家给的，要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