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贵玛：草原母亲，大爱无疆 | 功勋

■文|孙骁骥财经作家，国际金融理财师CFP持证人

小师妹按

一个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大潮让人无法独善其身，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渠道。财经作家孙骁骥新近出版的《凶猛购物》一书，紧扣“消费”这一线索，讲述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变化。

在20世纪历史光影的诡谲多变中，购物和消费主义如何把这个古老的国家改造成今天的模样，消费者的集体面孔又是如何被一次次地篡改与重塑。

本书重新梳理了这背后繁复纷乱的历史线头与社会群像。以下是本书节选。

从字面上看，所谓的中产阶级即英文“middle class”，它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

中国迅速崛起的新中产阶层似乎不甘于成为一种“改革附属品”，他们时刻吸收着前卫的消费观念、自我标榜独特的个人品味，80年代以来，他们的力量已开始在社会生活领域全面“爆发”。

城市里不断大兴土木建设的各类商业步行街和购物广场，其锁定的目标人群便是这群城市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实为穷人

新闻媒体、广告、社会共识不断变着花样灌输给这些人一种幻觉，那幻觉几乎就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描写的自由乌托邦社会：自由经济让人们摆脱了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也摆脱了为日常生活的斗争，不再为了基本生存而被迫出卖他自身。

这听上去的确很美好，媒体大肆鼓噪的宣传意在使人们确信，消费的自由至少让所谓的中产人群们不再陷于贫穷、不用重复着朝九晚五的机械生活，而且在为了活着而活着以外，他们好像还找到了人生的其他一点意义。

用文字勾勒出的消费自由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但中产阶层的迷梦果真已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现实了吗？其实不然。

与日本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位于“中间”的社会阶层。不过，从实际数量来看，其比例远不可能达到人口总数的大多数，主流之说，也就无从谈起。

2002年公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公布，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中国大约有48%的家庭总财产在15万至30万元之间，如果以“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衡量，仅仅占社会总人口的18%。

再者，这个新崛起的阶层，自形成以来就承受着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重压，这群仅占总人口数不到两成的中间阶层，名为“中产”，实为穷人。如果横向与美国的白领中产相比，相差实在太多。

2003年，美国中产家庭年均收入为45016美元，高学历的中产家庭收入高达10万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国高收入的“金领阶层”，更是远远把中国的中产们甩在身后。低收入、高压力的“中国特色中产”，让这群城市里的中间阶层注定要走上一群不寻常的路。

生活的压力之下，中产们甚至已开始显出几分“下流”的趋势。

对于中国的新“中产”而言，他们所谓的产业（私有财产），也不过是近一二十年才成为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连年不断飙升的房价加上车贷、子女教育费用以及日常开销的压力逐年加重，让这个刚刚做上了“中产”梦的中等收入阶层成了名副其实的“夹心阶层”。

在生计的重压之下，要他们产生中产阶级的认同感，难哉矣。虽然内心对有闲阶级的生活心向往之，但中国的“中产”们对于布尔乔亚式的财富和闲暇实在无福消受。三浦展所谓的通过寻找“适合自我”的消费方式来表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似乎距离中国的中产阶层尚有距离。

人们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在承受着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缺失、高生活成本等等压力。种种压力汇聚为一股强有力的瀑布般的水流，无情地将中产阶级们从社会阶梯的中间部分向下冲刷。

在日趋“下流化”的社会结构底部，谁将“迎接”堕落了的中产阶级呢？答案是社会的底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阶级。当然，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已经如此深入我们这个社会之肌理的21世纪，再说到贫穷的话题似乎显得有些“政治不正确”。

贫穷二字，被不少人视为前改革开放时代的关键词，在消费与市场经济占据主流话语的今天，再提“贫穷”不是很落伍吗？

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中国的贫困人口（每日收入1.25美元以下的人）在1991年约占总人口的40.7%，到2002年，已经下降为12%，五年后的2007年，进一步降为2%。

中国的主流媒体亦发表文章称颂政府扶贫的成绩：“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多”。全体人民摆脱贫穷的趋势，似乎已是当今中国的不争事实。

但中国的统计数据往往有迷惑性。单从数据上看，似乎脱贫者众多，但越过贫困线的原因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其实这很可能是因为贫困线标准本来就定得过低，所以穷人收入只要稍有增长就可以轻松越过红线，实现“脱贫”。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穷人收入或许表面上“脱贫”了，但他们的经济状态和社会地位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善，只是在身份上由吃低保的“显性穷人”，转变为不计入统计数据和国家福利体系但依然很穷的“隐性穷人”。后者恐怕才是今天更为普遍的情况。

我联想到英国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写过一本研究现代社会贫穷问题的著作，名为《工作、消费、新穷人》。鲍曼在这本书里论述的情况和今天的中国有不少类似之处。他认为，穷人作为一个阶层，在“神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存在，用以证明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

而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宗教道德退居二线，贫穷成了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自19世纪的大工业生产时代以来，穷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起得比鸡早、干的比驴累、吃得比老鼠还少，一点微薄的收入就可以让新时代的穷人们死心塌地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上一名只问耕耘的劳动力，其社会角色完全可以和过去种植园里劳作的黑奴媲美。

进入20世纪后半叶的消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为自身提供以往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世界工厂”的位置已发生改变，中国便是廉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地点之一。

“显性穷人”向“隐性穷人”的转变

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新工作岗位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众多的贫困人口正好能填进这个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在成为工厂的工人后，这些名义上脱离贫困的廉价劳动力实质上仅仅换了个身份，由“显性穷人”成为了更无价值的“隐性穷人”。

说他们“无价值”是因为，他们虽然表面上脱离了低保线，但收入仅能维持生计的他们显然不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而消费，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与消费这一时代主旋律背离的“隐性穷人”在社会地位上只能是被不断边缘化，因为当你不消费，对这个社会而言你就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

众所周知，GDP是靠投资与消费共同拉动的，而政府GDP挂帅的政策其实是在变向鼓励人们消费、甚至是把消费视为“爱国”之举。

反过来说，不消费就成了一种不道德的，甚至非主流的行为。这在政治上进一步把被市场竞争筛选出局的“新穷人”们置于一种既无发言权又无选择权的边缘境地。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二等公民。

今天，从宣传层面到商业广告再到励志节目，都在时刻提醒被日复一日的工作折磨得“麻木”的人们：工作、赚钱、消费、满足欲望，然后再工作、赚更多钱、消费更多、满足更大的欲望……这样的生活才是王道。传媒所宣传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真是说到穷人的心坎里去了。

其实穷人和中产阶级并不仇富。媒体、大众、政府每时每刻都在灌输给他们“要致富”的魔咒，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灌输。

于是，要想富，先修路，通向城市商业步行街和大型购物中心的消费之路就这样被“下流化”的中产阶层和城市新穷人们主动修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