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个“在全球最穷的国家卖手机”的刘文吗?现在他开始在非洲乌干达,做起了APP,玩起了互联网。应粉丝们的要求,今天再发布一篇来自非洲的故事。(已取得刘文本人的授权)
卖手机一定不是终极目标,我们好歹也是玩互联网圈的,见证了互联网模式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所以,在非洲卖手机的第二个年头,拓展到第三个国家乌干达时,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开始玩玩互联网了。
从融资的角度来讲,非洲的互联网,只有一家德国公司在做,它叫ROCKET INTERNET,他们的使命是:成为世界上除美国和中国外的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几年前,ROCKET INTERNET就在非洲拷贝了互联网的所有模式,他们的手段是大家熟悉的“山寨”,把所有验证成功的互联网模式搬到除中国和美国外的其它国家,不管是亚马逊,淘宝,还是UBER, AIRBNB,互联网金融P2P,ROCKET INTERNET都在非洲做着。
拷贝亚马逊模式的JUMIA的发展最为迅速,也算做得最成功的,成了非洲估值第一个超过10亿美金的独角兽。为什么电商模式更适合非洲,我想一是因为非洲的基础建设很差,线下多个流通环节导致最终零售价太高,一台在国内500元买得到的红米手机,在非洲到最终消费者手里要1000多元;二是非洲的制造业基本上没有,商品靠进口,非洲并没有经历过PC时代,借助移动互联网可能会有一个大爆发。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电商的投资太大,我们玩不起,中国对非洲的定位还是资源型的,远远不是投资风口,所以,我们得找一个不依赖风投,只靠我们自己就能够支撑的切入点。
“在非洲,假装听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乌干达是属于东部非洲的一个国家,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世界最著名的暴君――阿明。在一个雨季,飞机降落到恩德培机场,我来到了这个横垮赤道的国家。
在乌干达的商业区转一圈,就会发现跟中南部非洲特别不一样的情景。在赞比亚,到下午四点半,所有的商店就准备关门歇业了,可在乌干达,生意仿佛刚刚开始。下午六点钟,摩托大军开始驶出城区,往郊区行进,这是在城市打工的人们晚上回家,像极了中国1980年代的场景。
比之中南部非洲政府官员的腐败,乌干达政府的工作人员算比较开明。一次,我们被交警拦下来,一开始警察狮子大开口,要10万先令(相当于200人民币),同事邓肯开始跟他们讲理:“坐在车上的客人是来投资的,关系到你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大事。”
胖胖的女警察说:“罚款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能收到钱。”
“你那才收到几个钱,投资才是大数目。”邓肯说。
我想着,非洲的每个警察,都是为自己的腰包,哪里会听这样的解释,可没有想到,女警察摆摆手,放我们过去了。
乌干达的警察,真有大局观!!
我们开始在乌干达看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ROCKET INTERNET投资的AMAZON一样的JUMIA,淘宝一样的KAYMO,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都在做。很多小店铺的门口帖有JUMIA的招牌,表示这个商店也给JUMIA供货,我们的手机也在JUMIA上面卖,不象国内的天猫或者是京东,商家往往被极度压榨,JUMIA对待商家的态度可谓是上帝,我们开店不需要填写复杂的产品参数,张贴产品的信息,不需要做任何的推广,交活动促销的费用,这所有的工作都由JUMIA代劳。
JUMIA也遇到很大的问题,改变用户习惯是不容易的。譬如,虽然东非移动钱包的普及率很高,顾客并不买账,他们不会提前支付,只会选择货到付款,但是他们收到货后,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退货,这造成了JUMIA的运营成本非常高。
在坎帕拉的一条街上,路边的广告牌都是HELLO FOOD,这是一个网上订餐的APP,也是ROCKET INTERNET投资的,打开它,所有坎帕拉的饭馆都有收录。我们也能够看到HELLO FOOD的骑摩托车的送餐人员,从我们的调研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应该是在这里工作的外企金领,网上订餐离普通民众还有点远。
我还看过一个电商网站,是中国人做的,他们首先做物流,通过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做好关系,从广州发货到很多个非洲国家,能做到一个星期以内到货,一公斤的运费在50元以下,这可能是唯一中国人做的互联网,不过他们的APP用中国的手机号是注册不进去的,原因是——中国人,最怕中国人的抄袭。
坎帕拉并不乏新的互联网模式,它的人口在500万左右,知名的电商就有四个。但是对普通人来说,网络应用只有两个:FACEBOOK和WHATSAPP。他们也并不知道GOOGLE PLAY STORE,因为没有流量去下载APP,移动流量包1G在60元人民币左右,他们买不起流量包。除掉庞大的失业大军,坎帕拉的平均薪水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
在非洲做互联网,就象在一个不穿鞋子的市场卖鞋子,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却无处着手。一天早上,我们店面邻居店员JULIUS戴着棒球帽,耳朵里塞着耳机,晃悠悠走进来,他刚高中毕业,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拍自拍发到FACEBOOK主页上面去获得姑娘的点赞。
我问:“JULIUS,你听的什么歌,让我听一下。”
JULIUS取下耳机,他点着头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的手机没电了。”
一旁的MOSH哈哈大笑,他说:“老板,这是我们这里年轻人耍酷的方式。”
原来,在非洲,戴空耳机,假装听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做了简单的调研,找每一个认识的当地人查看他手机里的歌曲,JULIUS手机里有七首歌,如果手机有电,他没日没夜的听;有的人手机有几十首宗教歌曲;有的有一百多首。最多的我们找到的一位有1000多首歌,这些歌曲是这个年轻人引以自豪的一笔资产。
当地也没有什么流行的歌曲APP,人们都是用手机自带的播放器听歌,他们也不从网络上下载歌曲,有些人直接到修手机的那里拷贝,100首歌大约20元人民币,更多的人是用免费的方式,从朋友那里用蓝牙拷贝。
非洲人这么喜欢音乐,那就让我们从音乐开始吧。
司机Mosh和破了的安全套
MOSH是我们租车遇到的临时司机,也成了我们第一个当地同事。MOSH从麦克雷雷大学(非洲第三大的大学,在坎帕拉,有周边国家的国际学生)毕业两年,专业虽然是计算机科学,他也告诉我学过JAVA,可是可能没有写过一行代码。
MOSH长得很帅,高高的个子,健硕的身材,从衬衣能看到突出的胸肌,他不象一些当地人一样有着大肚腩。在大学里MOSH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去肯尼亚打过比赛。
面试时我详细了解了MOSH的背景,我请MOSH讲他最困难的时候。
“上初中,我妈妈去世了,我跟姐姐一起卖饭蕉,早晨很早起床,带着从树上收下来的饭蕉坐公交车,坐在上面就睡着了,还没有睡醒又被姐姐叫醒下车。”
“那你怎么有钱读大学。”
“是我爸爸去了英国打工,给我寄钱,虽然他给我寄的钱不多,但我也能赚钱。”MOSH露出狡黠的笑容。
MOSH跟我解释,原来,他读大学时,有富婆包养他,他拿富婆包养的钱,不仅读完大学,还维持他和女朋友的生活费用,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儿子也是读大学的时候出生的。
在非洲,我们招聘要非常慎重,对每一位当地同事都知根知底,面试后,我去MOSH家里看了看,在MOSH租住的一套小房子里,我见到了MOSH的姐姐和妹妹,还有老婆和儿子,他们住在一起,虽然房子小,收拾地非常干净,MOSH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养着这一大家人。所以,MOSH成了我们第一个员工。
MOSH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省,当我需要买东西问MOSH时,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坎帕拉最便宜的地方,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砍价过程。作为我们的司机,他一次加油最多加4升,大约20元人民币,刚好够一天使用,第二天再重新加。坎帕拉有很多山路,有几次我们都是没有油了,车被扔在坡上,MOSH就拿着矿泉水瓶去加油站拎一瓶油灌上,如果我要求加一箱油,MOSH就会觉得我有问题,为什么我要把那么多钱押在一箱油上?他的神情告诉我,我难道不怕他把油偷出来卖掉?
MOSH带我转遍了坎帕拉的大街小巷,我们看了印度寺庙,寺庙的信徒邀请我们吃大餐;我们看了卡扎菲资助修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可以称得上宏伟;我们还看了巴哈伊教的“灵曦堂”,这是全球仅有的七座巴哈伊教堂之一。坎帕拉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
坎帕拉巴哈伊神庙
卡扎菲大教堂内部
一次,我们穿过坎帕拉的街道,整条街道上挂满了防艾的公益广告牌,是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做的,广告牌上的内容是放着不同的大幅年轻人图片,配上标语,有“我坚持使用避孕套”,“我只要一个性伴侣”,“我坚持信奉传统美德”,我不禁说,“这些标语真有创意。”
MOSH却说:“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挂我们公司的广告呢。”
“怎么会没用呢?MOSH,你身边有HIV感染者吗?”我问。
“肯定有呀。”
“有多少?能给我几个例子吗?”
“哦,太多了。”
“你数一下,你知道的有多少。”
MOSH默念了一会,最后他告诉我:“大约有三四十吧。”
这个数字让我震惊。
我问MOSH:“你结婚之前使用安全套吗?”
“不用。”
“为什么不用呢?”
“那些安全套不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安全套呢?”我开玩笑的问。我想,MOSH会告诉我,是超薄?带颗粒?或者是润滑。
“厚一点,不要破掉的就好。”
“破掉,不会吧,很容易破掉吗?”
“是很容易破掉。这样的用了等于没有用。”
我心想,容易破掉的套子,好象在中国很难找吧,这该是质量多么差的安全套,但愿不要是中国生产的。
可是,Made in China已经占领整个非洲,当我看到市场上几百元的HTC、三星手机,尤其是5元一个的充电宝后,我就有点悲观。
这容易破掉的安全套,让人无地自容,我想,如今在非洲的中国人,需要做些改变。
“你们为什么要做免费的东西?”
一个互联网产品的诞生的过程永远都不是华丽的,要克服国内和乌干达的时差,我们的开发团队开始没日没夜在细节上打磨,为了适合本地用户需求,我们要绕开高额流量费用的坎,还要进行思维的转变。
我们闹过很多笑话,譬如,在音乐的分类上,我们把音乐分为本国音乐和欧美音乐,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欧美音乐的说法,本国音乐对于他们来讲是LOCAL(本地)音乐,而欧美音乐就是音乐。GOSPEL(教堂)音乐是很大的一个分类,因为有的人只听教堂音乐;DJ MIX 和REGGAE(雷鬼)乐也是他们的最爱,这不难理解,可是,慢歌和FUJI(日本富士)音乐他们也喜欢;当地歌星的影响力非常大,一个人口在四千万的国家,一个歌星的FACEBOOK上的粉丝有几百万。本地歌手解决版权问题容易,可是欧美歌手就很难了,因为这是一个大公司垄断的行业。
产品出来了,我们开始进行APP的推广。在这里,没有复杂多选渠道,没有各种论坛的网络水军,没有各类大V的软文推荐,这个市场,还是一个买手机都靠掂重量认定质量的市场,我们现在让他们接受一个没有重量的APP。
我们用了最简单,同样也是最复杂的方式来推广。我们的地推团队的身影,遍布在坎帕拉的各大高校。幸运的是,地推几乎碰不到阻力,当我们给一些学生演示APP的用法时,其它的人就会主动要求安装,一天下来,一个小组可以有几百的安装量。
地推时的感受最深的是非洲人的思维模式,免费的音乐让他们无法理解,很多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会抬起起头,瞪大双眼,吃惊地问:“那么,你们怎么赚钱呢?”言下之意,是在质疑我们不是骗子吧。
我曾经发过一封邮件给同当地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谈合作,他给我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他们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做免费的东西。
很多用户也很可爱,每天都会去地推现场看我们在不在,他们担心我们不收费会饿死,他们就没机会获得免费的东西了。
另外一个体会是,世界虽然变平了,但还是那么不透明。当我们演示APP给顾客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开发APP,在他们眼里,这是只有美国人能够做的“高科技”的东西。
我们的APP的“高科技”感觉,给了本地团队很强的凝聚力。每天下班,大家都不急着回家,总想听我们说说外面的世界。每个周末,他们都主动拿一些APP的宣传单页,想着拜访朋友,或者是去教堂时可以给他们介绍我们的APP。
MOSH现在有了固定的收入,我每天在WHATSAPP上跟MOSH打招呼。
“HI, 最近怎么样?”
“老板,我很好,我刚刚把儿子送到幼儿园,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
“好好工作呀。”
“是的,多谢老板,有了这份工作,我儿子现在能上好的幼儿园了,我很幸福。”
听到这个,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第二次去乌干达,团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人,很多同事我都没有见过,邓肯说:“可把你盼来了,现在,在他们心里,你就是‘上帝’了。”
“为什么是上帝呢?”我问。
“他们说,这个人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却发给我们薪水,给我们衣食,这不就是上帝吗?”
我们的APP有了第一批种子用户,现在,我们开始拓展到其它的非洲国家,我们能够从用户的定位信息,知道顾客来自哪个国家,从他们每天的搜索/点击知道他们喜欢和想要的歌曲,当地的一些民间歌手开始表示愤怒,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音乐放到我们的APP上去。
我们期望未来,静待花开。
我借当地同事生日的契机,安排了一次PARTY,在当地一家著名的酒吧,女员工们穿上了她们认为最性感的服装,还带来了她们认为全乌干达最性感的闺蜜,伴随着音乐,我们尽情舞蹈,我们的声音是那天晚上最大的,我们摆的酒瓶是那天晚上桌子上最多的。
我喝的醉醺醺,我想,是什么都可以,可是如果是上帝,那太可怕了。
这次,他们不会再认为我是上帝了吧,上帝不会喝醉,上帝不会进酒吧,即使会进酒吧,那也不会跟她们屁股顶屁股的舞蹈吧。
非洲的夜,酒吧,啤酒与音乐,真令人难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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