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痛恨的人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公布，著名作家叶兆言及其作品《刻骨铭心》上榜。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叶兆言的文字氤氲着南京独有的厚重与凝练。本文选自早前随笔集《陈年旧事》，在自序里，他戏称自己已经习惯被别人称作“小说家”。所谓小说家，就是“一个喜欢编故事的家伙”。关于《陈年旧事》，“无非是说说过去的人，谈谈过去的事。以人叙事，以事论人，不同的只是每篇篇幅略短，但范围更广，内容不再局限于文化人，政治和军事都有所涉及。”

怀旧是人生难免的一种情绪，陈年旧事说过去就过去，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九十年代的叶兆言 摄影：肖全

陈西滢 鲁迅最痛恨的人

陈西滢就是陈源，就是那个写《西滢闲话》的作者，那个曾经让鲁迅最痛恨的人。鲁老夫子骂人一向厉害，喜欢痛打落水狗，他如此这般痛恨，死活不肯放过，不是没有缘由。堂堂北大教授陈源，居然写文章说他剽窃，白纸黑字，男盗女娼是最歹毒的骂名，鲁迅焉能咽下这口恶气。
陈源有个小妹叫陈汲，是竺可桢的后妻，竺的前妻是民国名女子张默君胞妹，两位妻子一位有个不一般的姐姐，一位有个不同寻常的哥哥，倒也是个有趣巧合。陈源与竺可桢似乎没什么太多交往，这妹夫要比他大好多岁，他们算不上一路人。
陈源从国外留学归来，一直当教授，先在北大，后来又去武汉大学。做了许多年文学院院长，当年武大的派系斗争十分厉害，有湘军和淮军之分，陈源是无锡人，夹在湘淮两军之间，日子并不好过，焦头烂额。最后终于辞去教职，从政，成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
有文章说陈源很会骂人，与鲁迅打笔仗，也算棋逢对手，触到了对方的痛处。我觉得这有些想当然，过分高估了，陈源太绅士，英国味道太足，文化有余，幽默凑合，说战斗性就那么回事。他与鲁迅交手，也与周作人和刘半农对过阵，说岁数，陈源年轻许多，学历高出不少，可是一点都不气盛，基本上处于下风，年轻管个屁用。
因为鲁迅，以往的现代文学史，陈源往往是个反面角色。后来翻案之风盛行，不时地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确实事情也没多严重，文人相轻，吵吵架，红个脸，说几句狠话，本是思想自由之体现。这场争斗过后，鲁迅与陈源也见过面，两人还握了手，并不是你死我活。
一直觉得陈源欠个道歉，证据确凿，鲁迅没抄袭，胡适出面打过圆场。对方会不会接受道歉不重要，以鲁迅的脾气很可能不需要，但是对于有绅士风度的陈源，认了错心里反而更踏实一点，抄袭就是抄袭，没有就是没有。
印象中的陈源，老实，很无用，是个老好人。先说家庭，他的妻子是凌叔华，既是作家，也是画家，标准的才女。家有才女往往好坏参半，难免有麻烦，有难言之隐，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矛盾很正常，然而作为名人，拿出来让别人八卦，便有些不堪。
我读研究生，去陈瘦竹先生家请安听训，他是现代文学专业当仁不让的老爷子，提到当年的老师陈源，热泪盈眶，连声说是好人，非常好的“好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得起“好人”，陈瘦竹是很严谨的学者，他如此动情，就是想纠正我们脑子里对陈源固有的坏印象。后来读到台湾吴鲁芹先生的散文，他的文字非常好，文风纯正，提到陈源，也是一口一个恩师。
我祖父与陈源有过交往，他做文学院院长，曾邀请祖父去武大教国文。武大与南大一样，向来以保守著称，既看不上新文学，也不喜欢外国文学。结果祖父很快就辞职，为这事，陈源显然不是很开心，毕竟祖父他喊来的，是驳他的面子，过了不久，也愤然辞职离开武大，这至少说明他这人还是讲交情的。
自一九二二年回国，陈源一直在大学当教授，离开武大，意味着要与国内的高校分手。他的文笔曾得到过好评，有人吹捧，说他的英文比英国人还地道，结果《语丝》同人哗然，刘半农很刻薄地挖苦，说没想到陈源的水平竟然比英国文豪更厉害，害得他有口难辩，只好装哑巴。
陈源与傅斯年同岁，虽然都有留学英国的背景，却一点都不强悍。这或许就是江南人和山东人的区别，他身上没匪气，更没霸气。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也明白靠这个未必能养活一家老小，毕竟他不是英国的文豪。据说在国外的那份差事，也是凌叔华帮他讨来，由此可见，除了不强悍，还不能干。
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陈源忠心耿耿，可怜一片老臣心。由于蒋介石已失去了大陆，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日益受到挤压。一九六四年，法国与大陆建交，关闭了台湾驻巴黎的大使馆。“驻法大使”不得不黯然下旗回台湾，留下陈源以“联合国中国代表”名义驻馆看守。法国人不讲交情是有历史的，翻脸不认人，巴黎冬天很冷，既然断交，那就将暖气也停了。陈源孤身留守，相当狼狈，连吃喝都没有一个着落。两年以后，法国人又玩幺蛾子，要收回使馆，陈源据理力争，倚老卖老，最后被巴黎军警强行架出。
陈源大病一场，然后便去伦敦养老，走完生命中最后一段路。
朱东润 天下尽欺老实人 朱东润（左），刘世南（中）和郭丹1987年合影
说起留洋，越老越值钱，像胡适这样的庚子赔款生，因为在辛亥革命前，还是大清朝，难免提起此马来头大。而且是官费生，所谓官费，要靠真本事去考，要过关斩将。当然，还有一路是家里有钱，敢真金白银地去花费，譬如徐志摩，标准的富二代，比洋人还有钱。又譬如陈源，人家连中学都在国外念的，一混差不多十年，进的又是名校，博士学位货真价实。
除此之外，就是勤工俭学，到国外去混，混一天是一天，赖一年算一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东润先生，他是勤工俭学的前辈，前辈和后辈的区别，不只时间有先后，关键是人生态度大不同。五四运动后勤工俭学那拨人，受十月革命影响，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有很顽强的玩政治意识，不跟共产党走，就跟国民党跑。
朱东润与陈源同岁，一九一三年去英国留学，这一年他刚十七岁，与国民党大佬蔡元培和吴稚晖同船到达欧洲。平心而论，要有心政治的话，倒真是前途无量。首先有个好出身，他的三哥是革命党人，在光复南京的起义中英勇捐躯。其次，出国前，他在一家报纸打工，这报纸是国民党机关报，几位主笔都名震一时，天天打交道的，是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这样的大人物。
朱东润的最初梦想，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像他所熟悉的那些大人物一样。可是到了英国，遇到的都是现实问题，不得不考虑如何生存，怎么才能有一口饭吃。他的英文程度也就那么回事，勉强对付而已。英国不像法国，想找工作根本没门，这里的工人很霸道，坚决排外，不像法国工人那么好客。当不了英国民工，他只能靠给国内的出版社翻译挣钱，拿中国的稿费在外国讨生活，这日子显然不太好过。
翻译稿件是朱东润不太愿意提起的一段往事，都是些三流作家的东西，甚至是不入流。反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了也就完了，实在当不了什么话题。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不久以后，这些译述也迅速烟飞烬灭，一点也不值得惋惜”。在大英帝国待了两年多，袁世凯称帝，远在异国他乡的朱东润革命热情被点燃，毅然决定回国参加讨袁。
据说当时的驻英公使曾派人许诺，如果朱东润不回国，可以补办一个公费生名额。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下了决心，就要毫不犹豫地实行。那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水艇是最大危险，随时会对大西洋航行船只发动攻击，可是这已拦不住他要回国讨袁的热情。
等到风尘仆仆赶回国，袁世凯不仅不在皇位上，而且一命呜呼。这个短命皇帝莫名其妙的折腾，害得朱东润走投无路，讨袁已不成立，重回英国也无可能。思来想去，只能和在英国一样继续埋头译书，这时候，他的英文水平涨了，可惜白话文还未兴起，译书要用文言，中文反倒有些跟不上了，想模仿深受大众欢迎的林琴南体，毕竟不容易，这得有很好的桐城派古文底子。
朱东润便到广西当中学外语老师，这一年他二十一岁。很多留学生在这个岁数，还没来得及出国，他彻底结束了留学生涯，再也没出过国门。接下来，个人生活有些沉闷，中国社会大起大落，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共产党成立，军阀混战，所有这些与他都没太大关系。
广西待了两年，朱东润重回江苏，到南通师范当老师，结婚生子，过非常平淡的日子。婚姻差不多由大哥一手包办，当时的择妻标准，女方太漂亮不行，太有文化也不行，贤惠为第一要求，朱东润虽然是留学生，一点都不新派，觉得只要“对方不是精神失常”便可以将就。因为这个态度，订婚前，未婚妻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也不愿意见上一面。
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内心并不平静的他应邀到南京，任中央政治处会议秘书。这又是个很好的从政机会，前途无量，小他两岁的陈立夫同时步入政坛，也是当秘书，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党国的显要。朱东润官场上混了两个多月，很不适应，又回到了南通师范。
两年后，朱东润去了武汉大学，从此就在大学混，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很多人都认为当教授很容易，很舒服，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民国学潮非常厉害，能够在武大站住脚，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任前，学生已轰走了四五位老师，老这么玩也没劲，因此懒得再撵他走。
朱东润是有棱角的，在大学有过很多不痛快的经历，学校的争权夺利丝毫不比官场上逊色。一九五二年院系大调整，他进了复旦大学，在此之前，待过的大学除了武大，还有中央大学、无锡国专、江南大学、齐鲁大学和沪江大学。好在有勤工俭学的底子，他学历不是最硬，学问不算顶尖，可是吃苦耐劳，终其一生都孜孜不倦。
朱东润是一个不错的传记文学作家，他的《张居正大传》很有名，当年出版，有一篇我祖父的书评。四十年后，祖父才说出真相，其实是朱先生自己写的，他们是好朋友，当时为做宣传，因此，这篇文章最后没收入祖父文集。
徐志摩毕生行径均是诗
网络有个最大好处，可以轻松地看到许多千奇百怪。譬如粉丝过分热心，搜集制作了名人名言，我注意到有一个“徐志摩那些黯然心动的话”，一条又一条，一边读，心里一边嘀咕。这难道真是徐志摩说过的话，有些肯定是，有些肯定不是。再读下面跟帖，有人说那是电视剧上说的，看了顿时无语。
徐志摩是个讨女孩子喜欢的家伙，文科女生为之怦然心动，自在情理之中。当年大学毕业，互相赠别，女生一手娟字，最适合用来题写徐志摩诗句，“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读研时去徐志摩老家，先看老宅子，所谓老宅，其实是一栋洋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县城，非常扎眼，记得是一家银行，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圈，看不出它与徐志摩有任何关系。
后来去了徐志摩的墓，师妹很内向，很腼腆，执意要在墓碑前留下一个倩影。关于这墓，有一种传说，说徐的脑袋是金子做的，当年飞机失事，情形很惨，家里为了全尸，安了个金头颅。这传说到了“文革”中，便成了掘墓理由，因此我们见到的已是新修的，看上去很简陋，既杂乱，又荒凉。后来据说又扩大了规模，增加了两个汉白玉书型雕塑，成为一个小景点。
有关徐志摩话题很多，先说他的诗文，这问题始终让人困惑。作为前辈，他肯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我也一直想不明白，他的文字究竟妙在何处。也许每个人读书趣味不同，我们都有可能看走眼，不知好歹，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不止一次找出他的文章，仔细品味，想象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偏见。前几年，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打电话聊天，问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在研读徐志摩，他很吃惊，说你不是不喜欢他的文字吗，怎么，又吃错了什么药。
再次向朋友表达了自己的读后感，很遗憾，改变不了过去看法。希望能够有新发现，可惜还是没有。坦白地说，对于徐志摩的文风，我总是喜欢不起来。他的《再别康桥》和《我所知道的康桥》，都是选了又选的经典名篇，读了以后，难免一种盛名之下的不爽。
先说《再别康桥》，二十多行白话诗，几乎每行都有个“的”。老派人眼里，这实在太怪，太白话。《我所知道的康桥》被选进中学课本，特点是运用了第二人称“你”，因为这缘故，有些段落让人觉得亲切，然而第一人称的“我”又不断跳出来打岔，忽东忽西，使得文章节奏不断出现问题，真是浓得化不开。
朱东润先生记录初见徐志摩的印象，说他中等个子，雪白的脸，走起路来，先把左脚沿地面平拖半步，把右脚拖过来，并齐了，然后再向前拖。有趣之处在于，朱先生强调了一个“拖”字，不加掩饰地说这种走路姿态很难看，很做作。
蔡元培先生悼念徐志摩，很是精彩，“言语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均是诗，诗的意境渗透了，到处都有乐地；乘车可死，坐船可死，静卧室中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能写出这种漂亮的挽词，非得是前清的翰林不可。蔡先生以诗人来形容，恰如其分，准确到位。我不觉得徐志摩的诗有多好，却非常赞赏那种一举手一投足的诗人气质。他难看的走路姿态，他的矫情和做作，搁在普通人身上难以容忍，是徐志摩或许就可以接受。
徐志摩与郁达夫中学同班，与郁一样，他身上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毛病。受传统影响，刚读到郁达夫的放荡不羁，心里总有些疑惑，同样，对徐志摩的某些作为也是非常不理解。相形之下，放荡不羁还属于旧文人传统，徐志摩的做法就太出格。譬如太太挺着大肚子，他急着要离婚，便逼她去堕胎，在当时这很危险，太太害怕，他竟然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是典型的富二代，他接受教育，有充足的现大洋铺路。大家都知道，他是梁启超的学生，有一种说法，拜这么一位老师，他爹付了一千大洋。一百年前，是个天文数目。光中国的大学，他就念过三所，都半调子，读读就不读了。出国留学也一样，一会儿政治，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哲学，反正没一个准儿。认为哪个大学好，就跑哪个大学去注册，觉得哪位老师有名气，就自说自话拜人家为师。
他喜欢上了罗素，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立刻从美国启程去英国。最终也没能成为罗素学生，但他却如鱼得水，在英国学界玩得很欢。罗素生儿子，他不仅写信祝贺，还亲自张罗聚会，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西方文化人难免一种毛病，这就是喜欢卖弄似通非通的东方学问，徐志摩给大名鼎鼎的狄更生送了一套《唐诗别裁集》，这本康熙年间印刷的诗集虽然珍贵，但到了狄更生手上，基本上就是明珠暗投，暴殄天物。
很显然，有些事徐志摩做得十分俗气，很长时间，我都有一种不认可，不应该是诗人所为。现在想想，是把诗看高了，平心而论，徐志摩再俗，也比今天太多诗人雅得多。
选自《陈年旧事》

作者:叶兆言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3-5-1

编辑 彻狗彻尾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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