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z谈中国：中国优生学

最近注意到一个电子杂志：《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由Patrick Joseph创办于2002年。这位CNN《Crossfire》的前主持是位老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曾经担任过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的高级顾问，并且在1992年和1996年寻求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这杂志有不少有趣的文章，大胆敢言，（在自由派看来）很多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比如抨击高校录取的种族配额是新时代的逆向歧视，把华人的表现优于归结于上千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有生学并把社会表现归结于智商等。我作为右派都常常都觉得不好意思。

今天开始翻译这本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Ron Unz的文章，他写过不少关于华人和中国的文章，文笔犀利逻辑缜密并配以大量引文，让人难以反驳。Ron Unz是哈佛本科，斯坦福理论物理硕士，犹太裔，他曾在1994年寻求共和党加州州长竞选党内提名但没有成功。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英文原文地址

Unz自己博客的英文原文地址

在当代美国社会，由Darwin的表弟Francis Galton提出而后由美国控制生育和堕胎之母Margaret Sanger发扬光大的优生学，在一些措辞中常常带有负面和生命狼藉的意味。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把抨击对手为优生主义者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和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方法。

哥当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塑造现代中国》。当很多人给这篇文章冠以中国优生学的标题的时候，因为优生学本身的影响力和负面含义让我心里五味杂陈。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优生学指的是按照人类的意志，有意的挑选后代，而我对中国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我只说过在古代极端艰苦的环境使得只有最勤劳勤勉最有能力的中国农民才能在上千年的剧烈经济压力下留下后代。长颈鹿之所以有那么长的脖子是因为每代长颈鹿只有那些最高的能吃到叶子，而它们脖子较短的同类只能饥肠辘辘。这与优生学其实无关。

一个有着强烈优生学倾向的右派人士在读完我的文章后，给我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留言。他说我的理论很有说服力，同时又非常令人沮丧，因为我把当代中国人的的聪明和成功归因为他们的祖先花了数千年时间在挨饿中挣扎。毕竟，自由市场法则都能被他们当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由，这种逻辑能推导出一个经济实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而那些不够成功的家庭就该挨饿。再加上中国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以及由于鼓励生育的文化传统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向下流动性（编者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塑造现代中国》作者提到因为中国古代农村多子多福的文化，以及与西方长子继承制不同的庶子与长子共同分享财产的的习惯传统，使得富人的财产被分散而其不够优秀的后代会迅速赤贫化，这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强烈的向下流动性），这样的结论再明显不过了。而人为的优生学从任何词面上的含义都与此无关。

之所以有对我中国理论的优生学误解，原因之一是Geoffrey Miller的专栏文章。这位杰出的进化心理学家提出当代中国政府正在有意的施行社会优生学政策，美国必须赶紧跟上不然会不可避免的落后。但是我认为Miller教授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

诚然中国的法律含有优生学的元素，如禁止有严重基因畸形的人生育，但受影响的人非常少。Miller的观点其实和事实相差甚远——考虑到计划生育通常在较富裕的城市中被强制执行而在偏远的农村中非常有弹性，中国长期的一胎化政策是非常反优生的。而且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是不用遵守一胎化政策的，这也是为什么少数民族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过去三十年中显著上升的原因。

如果美国政府只对白人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而允许受教育程度低的乡下人剩两三个，而对黑人西裔和其他非白人少数族群豁免，我很难相信右翼有优生倾向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会高兴。

幸运的是，John Derbyshire基于他对现代中国的深刻了解（他妻子是中国出生的）写了一篇针对我文章的更长更详细的观后感，他的观点非常恭敬。他深受我愿景的鼓舞，去研究隐晦的问题——数万年独特的社会环境会深刻的影响民族的性格。虽然他也指出数年前Gregory Clark的2007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著作《别了，救济》就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