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垃圾分类180日：发“黑榜”、 啃“骨头”、愁“吃撑”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银都一村，保洁员正在清洗垃圾房。（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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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极少数不执行垃圾分类的“顽固派”，等待的是“黑榜公示”、曝光监控等狠招。有小区垃圾房甚至换成了智能投放口。每张智能卡“绑定”一户居民，刷卡扔垃圾时，居民的基本信息会传输到居委会后台，谁扔的垃圾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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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垃圾量飙升、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路径不畅等问题正在凸显出来。“现在我们还属于 ‘补欠账’ 阶段，但人均垃圾产生量不能无限制扩张，最后一定是后端处置设置倒逼前端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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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实施近半年，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46个重点城市都要跑步进入垃圾分类时代，但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使得上海模式很难被其他城市所复制。“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如何转向常态化、稳态化，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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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责任编辑 | 汪韬 曹海东

从“吃不饱”到“吃撑了”，上海的湿垃圾处理厂仅仅用了半年。

上午10点，从上海浦东新区汇集而来的垃圾收运车已经进场完毕，居民分好的湿垃圾被倒入卸料库，工作人员正操控着抓斗，将湿垃圾投入处置井。

“最近几个月，湿垃圾的处理量一下子上去了，几乎每天350吨。”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明厂）副总经理陈卫华说。

黎明厂是浦东新区北片湿垃圾的最后一站。在这里，经过粉碎、提油等步骤，湿垃圾将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来发电，残余的沼渣将被焚烧处理。3年前，黎明厂开始调试运行，但因为源头分类难如人意，设计处理量每天300吨的湿垃圾处理厂根本“吃不饱”。

陈卫华原本以为，半年前“非常时期”那一阵的宣传动员过后，居民不自觉分类的现象会回潮，但飙升的湿垃圾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估，“没有预料到分得这么好”。

2019年7月1日，上海打响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第一枪”。号称“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生活垃圾必须按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四类投放。一旦被发现混投，个人和企业将分别面临50-200元、5000至50000元的罚款。

事实上，国内一二线城市大都逃不过垃圾桶前踌躇和徘徊的阶段。到2020年底，北京、深圳、杭州、重庆等全国45个重点城市，统统都要跑步进入垃圾分类的时代。

半年前，很少有人对上海垃圾分类抱有乐观态度。循环经济专家、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他心里也没底，“之前二十多年都没搞好，这次能成功吗？”

但上海却交出了一份出人意料的答卷。2019年11月14日，上海市《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为半年的工作定性：“整体成效好于预期”。

“上海发布”微信公号的垃圾分类知识查询量已超2000万人次，全市1.2万余个居住区达标率已由2018年底的15%提升到2019年11月底的90%。4万余只道路废物箱标识更新，共配置及涂装1395辆湿垃圾车、3086辆干垃圾车。

垃圾末端处置的数据也远超预期。截至2019年11月，上海市干垃圾处置量减少33%，湿垃圾分出量增长一倍，达到约8710吨/日，远超指标量的5520吨/日。可回收物较2018年12月增长3.7倍，有害垃圾分出量增长13倍多。

“多年来，上海的垃圾一直以填埋为主，垃圾分类后革命式地转化成以焚烧为主。”诸大建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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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下“最难啃的骨头”

新政实施半年后，垃圾不再是上海全城热议的话题，调侃的段子少了，标语横幅渐渐撤下。更多时候，垃圾分类已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上海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爱尚豪庭小区，点位上监督指导的志愿者虽然已经撤离3个月了，但在垃圾桶消失的二十个小时里，地面和楼道的垃圾并没有一点点垒起。

2019年12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上海市杨浦、静安、徐汇区的多个小区，尽管在垃圾房关闭的时段仍有零星垃圾散落，但整体而言，垃圾房前不再肮脏、散发臭味。有居民发现，小区里的野猫野狗也明显减少。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银都一村共有1062户，房屋面积小且靠近菜场，近三分之一是出租户。这类租赁户集中的小区，因居民参与度低，曾被认为是垃圾分类“最难啃的骨头”。

“这次看到这个人，过两个月就换了面孔。”该小区所在的三泉路1015弄居委书记李锋对租户变化印象深刻。老年人喜欢积分换物，儿童爱好亲子游戏，这些都是引导垃圾分类的“卖点”，但对于租赁户群体，早期他实在没辙，只能组织志愿者一户一户敲门，告知投放标准并签署承诺书。这样的入户宣传，今年就搞了三次。

“垃圾分类的好坏和小区类型、居民结构没有必然的关系。”和多位居委领导交流后，李锋得出结论，垃圾分类归根结底是个意识和管理问题。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曾总结，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小区都有一些共性：一是社区的基层组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二是社区内会有一个核心人物，具有比较强的人格魅力。

的确，志愿者队伍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空前重要。从2016年开始试点垃圾分类后，李锋所管理的3个小区，43名志愿者分成3组，一年365天坚持每天轮班在小区垃圾房前蹲点督促，他们还在非垃圾投放时间不定时巡查。“当初很多居民觉得垃圾分类就是做做样子，甚至有人说闲话，但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到志愿者带头，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上海垃圾分类今夏成为“网红”，很大程度是因为“定时定点”这一创新模式。很多小区垃圾房的“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上班族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抱怨失去了“扔垃圾自由”。在“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上，但凡文章内容和垃圾分类相关，留言区是清一色要求延长投放时间的评论。

在“定时”的要求下，如何才能让早出晚归的上班族、租赁户不掉队？李锋不想“一刀切”，居委根据小区的空间条件、居民原有的投放习惯、垃圾房位置和志愿者人数，专门设置了一个24小时的“误时投放点”。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彭燕玲坦言，一些小区的“定时定点”没有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作息时间，导致乱扔垃圾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在硬性约束和人性服务之间找到平衡，考验的是社区基层的治理能力。”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争议只是上海人的“嘴仗”而已，抱怨归抱怨，大部分居民会把垃圾分好类再投放。12月3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市民感受度问卷调查结果公布——近八成市民在没有监督员的情况下会主动遵循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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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红黑榜”

居民区垃圾分类也不能坐等基层组织和核心人物的宣传和示范，对于极少数不执行垃圾分类的“顽固派”，等待他们的是“黑榜公示”、曝光监控等狠招。

徐汇区田林十二村改造了一个垃圾房，将过去的不锈钢投放口换成了智能投放口。每张智能卡“绑定”一户居民，在刷卡扔垃圾时，居民的基本信息会传输到居委会后台，谁扔的垃圾一目了然。对于把垃圾扔在箱房外面的居民，通过后台数据也很容易识别到——这样的住户刷卡频次不规律，甚至一次都没刷过卡。

2019年12月6日，静安区某小区住户下班回家刚进楼道，便看到了物业张贴的告知书——一位业主被拍到干湿垃圾未自觉分类，也没有定时定点投放，物业要求其在7天内到小区物业管理处“报到”，并警告若逾期未到，“我处将上报政府执法部门，按照上海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进行处罚”。

物业是小区垃圾分类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湿垃圾桶里混装的其他垃圾超过20%，环卫工人直接拒收。“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直接给物业开罚单。”李锋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确实有小区被开过罚单。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银都一村，对于极少数不执行垃圾分类的居民，等待他们的是曝光监控等狠招。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摄）

罚单是垃圾分类新政的一把利器。2019年7月1日，上海市松江区一家早餐店因干湿垃圾混投且拒绝整改，收到了第一张垃圾分类罚单。同一天，静安区一家五星级酒店因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被开出了第一张垃圾分类整改单。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彭燕玲介绍，截至2019年11月下旬，垃圾分类共开出3401张罚单，罚款约164万元，违法者的信息将被依法纳入征信系统。

半年来，居住小区的分类效果始终优于单位，罚单中，单位占到约93%。单位层面，党政机关的分类效果最好，大型商场、集贸市场和火车站等人流偏大的地方一直是“重灾区”，这些区域监督垃圾分类的人员力量有限，执法也比较困难。

“红黑榜”“荣辱榜”无处不在。每个月，街道都会根据设施设备是否齐全、宣传告知是否到位、有无长效管理机制等多项指标，对所辖小区检查打分。

在10月杨浦区长海路街道的考核中，某小区位列第86名，排名中下游。有居民注意到，几天之内，小区便贴出了宣传垃圾分类的标语，还加大了监督力度。

各街道和区县同样逃脱不了被考核的命运。在7-10月各区及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测评中，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排名“垫底”。收到整改通知单后，浦兴路街道绿化市容管理事务中心放出狠话，“小区垃圾分类不做到优秀，我们天天来查！”

从11月开始，浦兴路街道完美“逆袭”，连续四周并列全区生活垃圾分类绩效测评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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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垃圾量飙升，幸福的烦恼

“没预料到居民端分得这么好。”黎明厂的湿垃圾发电项目刚启动时，垃圾车运来的“湿垃圾”让陈卫华记忆犹新——纸巾、一次性餐具、饮料瓶，甚至还有棉花毯、装修垃圾。当时，黎明厂专门设置了人工清理岗，工人需要手动分拣出瓶瓶罐罐等非湿垃圾和杂物，若不筛选，就会影响湿垃圾后续发酵效率。但现在，公司正在考虑取消这个岗位。

项目处置井口的位置，一台齿轮状装置正在转动，这是当年为了适应“湿垃圾”的状况特意加装的，用来破除盛垃圾的塑料袋、编织袋等杂物。过去，机器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就需要停机人工清理，但垃圾分类后，因为没多少杂物，机器一两天也不用清理，效率大大提高。

截至2019年11月，上海市湿垃圾分出量增长一倍，达到约8710吨/日，远超指标量的5520吨/日。湿垃圾分出量飙升，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和规划，“幸福的烦恼”也随之而来——末端处置能力不足，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目前，上海正在调试运行和已建成的湿垃圾集中处置设施共6座，实际处置能力约为5000吨/日。

为此，上海市的湿垃圾处置项目开始紧急上马。浦东老港镇，原计划明年第二季度投产的上海最大规模湿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已于10月24日实现试运行。2020年第二季度前，上海计划建成3座湿垃圾资源化项目，到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就在黎明厂的湿垃圾发电项目对面，正在建设二期项目，预计2020年上半年可建成投产。届时，黎明厂日均可以“吃掉”约1000吨湿垃圾，基本可应对目前“吃撑”的状态。

由于湿垃圾热值低，采用焚烧方法处理成本高，其它资源化路径是必然选择。目前，上海湿垃圾处理设施主要采用厌氧发酵工艺，利用厌氧微生物将湿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转化为沼液、沼渣等。但这些资源化产品利用途径不畅，大规模资源化利用受限。

几个月前，“龙虾肉是湿垃圾，龙虾头是干垃圾”，“小碎骨是湿垃圾，大骨头是干垃圾”……类似的段子和调侃让不少人发出灵魂之问，并默默取消了外卖订单。但眼下，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渠道不畅、处理成本居高不下，让很多专家开始思考：分出那么多湿垃圾怎么办？

“垃圾分类投弃时，湿垃圾要从严，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从细。”同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何品晶解释，以目前的工艺和设备，干垃圾可以“容错”，可以适当从宽，使得大家在做不到的情况下也能有一个空间，最后的去向则是垃圾焚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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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减量：让羊肉串变成“羊肉吕”

垃圾分类后，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路径不畅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骑三轮车走街串巷的“拾荒大军”是城市回收体系的主力军，但废玻璃、废塑料、废木头等低价值可回收物不受他们青睐。何品晶解释，低价值可回收物具有一定的循环利用价值，但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回收处理，需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支撑。“比如废玻璃，末端销售价可能难以覆盖物流成本和二次分拣所需的人力成本，都不愿意收。”

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表示，将推进“回收点、中转站、集散场”的体系建设，完善中转站、集散场的补贴政策，加快培育主体企业，推进循环园区建设，落实低价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政策。

垃圾天天都在产生，这意味着政府补贴也将是长期的。“垃圾分类也要讲究性价比，注意技术、经济和环境三者统一，而不是不惜代价，日常工作怎能不惜代价？”何品晶提醒。

杨浦区长海路街道梅花村，垃圾房关闭的时段仍有零星垃圾散落。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摄）

在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后的半年，北京、广州、杭州、深圳等多地也已悄然提速，将垃圾分类提到了城市管理的重要位置。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前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作为打响国内 ‘垃圾战争’ 第一枪的城市，上海眼下的这些问题，其他城市或许很快也会遇到。”何品晶说。

在他看来，垃圾分类这一“新时尚”，绝不局限于前端投弃环节。“市民不光要关注分得好不好，也要想一想扔出来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扔出来以后的去处，想想能不能减少扔出量。”

垃圾分门别类处理有利于末端处理减量，但是不会减少垃圾的源头产生量。“现在我们还属于 ‘补欠账’ 阶段，但人均垃圾产生量不能无限制扩张，最后一定是后端处置设置倒逼前端源头减量。”诸大建说。

一件东西在成为垃圾之前，曾经历生产、运输、消费等多个环节。这意味着，减量要从源头开始，这是整个垃圾产生链上的改变，包括居民消费理念和行为的改变。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餐饮机构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旅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牙刷、梳子等客房“六小件”。据媒体报道，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上无需餐具的环保订单呈现飞速增长。羊肉串变成了“羊肉吕”，有点烧烤的消费者标注不要签子，把金针菇、土豆片直接放进盒子。

何品晶介绍 ，一些发达国家采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抑制过度包装，生产者承担产品使用完毕后的回收、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理的责任，这值得国内借鉴。

在诸大建看来，垃圾分类实施近半年，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使得上海模式很难被其他城市所复制。“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如何转向常态化、稳态化，值得观察。” 其他人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