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拜别父母，和那大大小小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六个弟妹。他把装了五斤地瓜干的行囊往后背一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行六人，边走边歇，渴饮山泉水，饿啃地瓜干，晚上就在别人屋檐下睡一晚。走了整整十三天，终于走到江西九江征兵处。
一九七一年，在江西新兵训练营培训了几个月后，他随部队坐火车到了广西，很快投入了前线。
这是我的二叔。他这一去就杳无音讯，有人说他在越南战场牺牲了，还有人说他随部队去了北京。
直至一九七四年退伍回家，他瞎了一只左眼，然而对在部队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他总是闭口不谈。政府把他安排到了县武装部工作，虽然他身有残疾，但因为是退伍军人，又有好的工作，说媒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很快他和一个当地姑娘结了婚，那是一九七五年，二叔二十一岁。
待我记事那年起，二叔已经是县里的干部，家里人都以他为荣，毕竟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官”。小时候他很喜欢逗我玩，用胡子扎我脸，把我放在他肩膀上奔跑，弄得我哇哇大叫，也时常带零食给我吃，每年过年都给我买玩具。他很疼爱我，然而我却总是害怕他，特别是他抱我在怀里的时候，他那只黑洞洞的左眼特别吓人，仿佛里面住了一个会吃小孩的魔鬼。
二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结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二妈身体不好便没再生育，我父亲结婚比较晚，所以表哥大了我整整十岁。在我七岁那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表哥的生命，他刚刚参加完高考，正准备应征入伍。
这场变故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中年丧子的悲哀深深地击垮了二妈，失去儿子后，她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二叔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单位与医院之间。那个曾经幸福得让人羡慕的家，从此失去了欢声笑语，变得冷冰冰，不再有生气。
二妈死于零零年，才五十出头的二叔从此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很少回家，平时上班就住在单位宿舍，放假回老家，爷爷奶奶早年过世，他就在各个兄弟姐妹家挨个住。
他说，有人才有家。
周国平：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公平所言。这就好比世界上的花，为什么有的开得绚烂夺目，而有的却瘦小枯黄。原因在于她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绚烂夺目的花可能长在肥沃的土地上；瘦小的花则可能来自岩石缝中或是贫瘠的土壤。
二叔被检查出了肠癌，中晚期。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医生建议他尽早做化疗，家人也劝他提前退休治疗。
他跟我爸说，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死过一回了，在那场战役中，我们一个班的人，朝夕相处的战友都死光了，弹片从我左眼穿了过去，鲜血模糊了整个头部。我被从尸体堆里扒拉出来，他们发现我居然没死，我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在我家吃午饭，他坚持喝了点酒，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那些事，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亲人去世的时候我都没见他这么伤心过。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鼻涕蹭到了衣服上也不管不顾，抱头掩面哭得像个孩子。
二叔还是听了家里人的劝告，他提前退了休，却坚持不肯去做化疗。
村里的铁匠铺是打造农具的地方，农民们锄头断了要去接续，冬天用的火钳火铲。打铁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辛苦却也赚不了几个钱。
二叔对打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原本村里的老吴头一个人看守铁匠铺，二叔去给他做了帮手，刚开始给他扯扯风箱，慢慢地掌掌小锤，两三个月后就能独自一人淬火和成型，完成一件农具的打造。开始我们还担心他身体受不了，没想到铁匠铺后，二叔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好，脸色也显出了血色。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
自从我二叔加入以后，村里许多孩子都喜欢跑去铁匠铺，铁匠铺出产了许多铁环、火纸枪、会跳的铁蛤蟆等玩具，二叔一直极喜欢孩子们，还经常买了大包的零食带到铁匠铺。他独自一个人生活，虽然生病，却也有报销，每月的退休工资也不少，他出手阔绰，给村里的孤寡老人们买粮买衣，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交学费。
平时他就住在我家，每天上午九点到铁匠铺时，往往门前就放了村民们要修的农具，他一个人就开始忙活。自从二叔“不求回报入股”以后，师傅老吴头上午就不去了，原本也没多少东西要打，一个人可以忙得过来。
刘慈欣：死亡是唯一一座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向哪里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指引的方向。一切都会逝去，只有死神永生。
二叔死在了铁匠铺。
我爸去找他吃饭的时候，他歪着脖子坐在风箱前的矮椅上，气息全无。灶膛里的火还未熄灭，煤渣里埋着一把锄头。
老吴头说：锄头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打造，只剩下最后一遍淬火。
PS：最近在查阅关于抗美援越战场的记录，谨以本文纪念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牺牲的或活着的英雄们。作者习惯于用第一人称描写，文中人物关系皆为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