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凶猛 —— 我读王朔作品集 （二）

（二）

纵观王朔的作品，最成功的都是在写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身边朋友的生活。在讲自己的那点心事，那个正统红孩儿的伤感，一个革命小将血色残阳的春梦。

十年浩劫的烙印对那个年纪的他来说影响力是深远持久而有力的。《动物凶猛》《玩的就是心跳》无比精确的捕捉到了那种气息，《看上去很美》则把童年这块拼图补齐了。

革命的经历一定要配上革命的语言才显着原汁原味，就像穿着大褂说相声才算规矩，喝豆汁儿就得就焦圈儿咸菜才透着地道，吃羊肉泡馍还真就离不了糖蒜。

当他的那些作品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听了几十年的口号和大道理，但是当这些东西已经彻底泛滥成为日常生活用语的时候，你说他还能怎么神圣？那种传统的道德，包括儒家的那些东西在过去已经被打烂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变化，也失去了任何效果。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口号就越来越无力，以至于无人相信，而恰恰使这种对比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底下王朔只不过是用了这样的语言跟心态把大家共同的感觉写了出来，所以大家才会觉得那么好笑，才会觉得有共鸣。

王朔关注的是不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可的边缘地带的放浪叛逆的边缘人，他们摆脱一切精神束缚，没有所谓的理想抱负，展现了一个时代变革的大潮流下失去了传统信仰的社会阶层，并且用各种语言的杂糅揭露了这些人混乱的价值观和复杂的精神状态。这些革命的语言也只有让这些曾经拥有的人说着，才显得那么自然。

另外两个特点：一口语化；二镜头感。他习惯于运用北京方言写作，在他嘴里，用北京话写作最好的人是老舍，而他跟他差不多。

他不算祖传的北京人，他生长在北京复兴路沿线狭长一带，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的军队大院。那里基本上也听不到正宗的北京话，那儿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化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而他的北京话应该都是跟他嘴里的那些“老百姓”学的，以至于他搬出大院以后，在复兴路上听着南城人吵架，心想北京话原来还能这么说。

他的语言来自北京城墙根儿下听来的市井土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动人，野气扑人。而老舍是旗人，说的是官话，官话文雅。

运用北京方言写作是需要驾驭能力，方言就像一片果园，不断的汲取民间的智慧，虽然谈不上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但过一个时期会成熟一次，而他总是在成熟期去这个园子转一圈，采摘了壮硕的果实，拿出来贩卖。贩卖很贴切，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就是个码字的一个说故事的。

这种能力表现在，一个人人都能去的果园，他却采到了最适合的果实，并且能拾掇成了一道菜。后来在他的一次复出时说，为什么现在突然出来是因为觉着一套新词成熟了，要耍给你们看。

就在这些人喋喋不休、咬牙切齿，不时讨伐王朔之时，他的小说却愈加风靡全国，1988年被称为“王朔年”。接下来几年，他的小说几乎全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红火得让人瞠目，遂有了王朔独步文坛影坛的别样风景。

他不擅长描写，最大的特长就是对话，乃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他从没觉得这是一种才华，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 ？他的小说里很少看到描写和渲染，大量的对话搭起了故事框架，一问一答丰满了人物。也许这也是他能干编剧的原因。

《梦想照进现实》就告诉大家原来床戏也可以什么都不干，一男一女俩人坐床上干聊到天亮。用小说的人物语言，妙趣横生地直接嘲讽亵渎崇高，它们极富镜头感，更容易改变成剧本。

《刘慧芳》在他的小说中比较另类，满满的都是让人侧目的人性光彩。后来，王朔将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渴望》，便有了全国人民争看《渴望》的盛况，使之成为那个年代独特的景观。而让全国家喻户晓、深深喜爱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形象，成为新的英雄形象、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渴望》里的刘慧芳比起小说里，几乎所有的悲惨的经历她都经历了，不然怎么树立起这个几乎拥有所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不然怎么满足中国人虚伪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都非常喜欢端着杯茶，看着别人的痛苦接连上演，然后拍拍别人肩膀说声您真不容易，继续自己的生活。

（待续）

2016.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