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这本书里，我们将跟随考古学家许宏的脚步，穿越三千多年的时光，通过参观一处处实实在在的考古遗迹，触摸一件件真真切切的历史文物，去了解一个真实而又细腻的，最早的中国。
书中所说的最早的中国，其实就是指中华文明开始形成国家政权的时候。你可能会想，那不是夏朝么？历史书上说过，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不过，由于这些古籍大多也都是在春秋战国以后才写成的，所以也有很多人觉得“夏”这个朝代是否真实存在过值得怀疑。
这种质疑在历史学领域里可不是小事儿。上世纪20年代，以史学大师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学者，就认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是后来撰写史书的官员们凭空编造的。这种疑古思潮影响越来越大，就让中国的源头变得虚无缥缈。人们普遍开始疑惑：最早的中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哪里建立的？
按照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已经没办法解决了。正好，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有了科学考古，考古新发现给这个任务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历史学家不能保证古时候编撰史书的人就一定会如实记载，但考古学家却能保证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永远都不会说谎。所以说，只要是通过考古学发掘证实的历史，那肯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从此，考古学家就把寻找最早中国的任务接过来了。这一使命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近百年里，无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重现了中国古代在周朝和商朝时期的灿烂文明，甲骨文的发现更是证明这两个朝代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铁证。不过，证据也只是到此为止，至于商朝以前的历史，一直都还是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
难道，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真的不存在么？商朝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明国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几代中国考古学家。当然，他们也在一直不断地努力寻找答案。本书作者许宏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中的一个。在这本书里，许宏给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把“最早的中国”这个箭头指向了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通过对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众多遗存的详细解读，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最早的中国的宏伟画卷。
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最早的中国在哪里？第二，最早的中国是怎样形成的？第三，最早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最早的中国就在1959年于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么三点：首先，二里头遗址的位置与中国古代文献里对夏王朝中心区域的记载高度重合。其次，从地理环境的情况来看，二里头以及它的周边地区也都非常有利于大型社会聚落的形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大量发现都显示出这里曾经出现过高度发达的国家文明。而从年代上看，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也要远早于此前考古发现的殷墟等商朝晚期的遗址。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
1928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有力地证明了商王朝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大量甲骨文的出土也证明《史记》中司马迁对商朝王室纪年的记载也没有太大的差错。很多学者就由此推论《史记》中关于夏朝的记载应该也是真实的历史。不过，要证明夏朝的真实存在，也不能只靠这样的推论，唯一的办法还是像“殷墟”一样找到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于是在殷墟发掘之后，中国考古学界也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夏朝时期的遗存。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先生就根据古史记载中关于夏王朝都城位置的记载，锁定了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地区。他认为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应该就在这一区域内。而1959年，他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也就因此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界探索“夏王朝”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此后的60余年里，中国的三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累计4万多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二里头也逐渐显现出了作为“最早的中国”的极大可能性。本书作者许宏就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
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之所以会成为考古学家寻找中国早期文明的重点区域，除了这里与古史中关于夏商王朝地理位置的记载相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自然环境的确非常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生态环境的优势，长江和黄河两大河的中下游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而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就成为了史前北方粟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的交汇区域，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居民就已经能够同时生产多种农作物了。这样的特点就保证了他们相对于只会种大米的南方人和只会种粟子的北方人更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在生活极为不易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能够保证稳定的农业生产已经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科技，因此中原地区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片能够吸引周围地区人群的文化中心地带。而处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地区也因此聚集了相当密集的外来人口。毫不夸张的说，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二里头完全就是当时的北上广。这可不是我在随口乱说的，咱们来看看考古学家都拿出了哪些证据。
我们从二里头遗址里的众多大型建筑遗迹就能窥探到当时二里头的人口规模。就拿二里头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号宫殿建筑来说吧，只是一座宫殿的面积就足足有一万多平方米，比现在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要大的多。有学者已经做过计算，一号宫殿基址的夯土土方量应该有2万立方米，如果以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来的速度计算，就需要1000个劳动力共同建造200天才能完成。而这个建筑从设计、测量再到挖地基槽、取土、运土、夯筑等等工序，再加上工程管理和后勤保障等等环节来看的话，所需要的单个劳动力乘以工时天数的总量，应当就得以数十万乃至百万来计。
根据进一步测算，在后期已经达到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城址里应该生活着至少两万人口，而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出的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则一般都不会超过五千。我们都知道，人口的急剧增长是社会复杂化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契机，人口集中的程度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如果不是具备构成国家所必需的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复杂化，像一号宫殿那样的大型建筑组成的宫城几乎是不可能建成的。由此就能看出，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显然已经脱离了史前聚落的范畴，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阶段。
而且，能够证明二里头已经进入文明国家发展阶段的还不只是人口的数据。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二里头城址的中心区还分布着高规格的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的主干道网在连接交通的同时将城市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这些道路最宽处甚至可达20多米，放到今天也能做宽阔的四车道。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就在宫殿区的旁边，周围还有专门的祭祀区和贵族聚居区，这些布局显然都显示出一种无法掩盖的都城气派。
可以想见，二里头遗址绝不是一处简单的城市，而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严格布局的国家都邑。宫城里出现的两组明确的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更是表明了严整的宫室制度在当时已经形成。这些精妙的规划思想也一直影响着后世，就连几千年后修建的故宫也还在很大程度上秉承着二里头宫殿建筑群的很多规划理念。
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了中国距今最早的青铜器铸造工厂、最早的青铜礼乐乐器群等高度文明象征的遗存。而大型的“四合院”建筑、玉礼器、原始瓷器、卜骨以及龙形器物等大量典型中华文明元素的发现都在告诉我们：这处距今3700多年前的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
那么，既然二里头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而且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和古代文献里对夏朝都城的描述相符，那我们是不是就能确定这里就是考古学家们苦苦追寻的“夏朝”都城呢？
很多考古学家都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证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不过，本书作者许宏却告诉我们：还不一定。许宏之所以这么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夏朝的存在暂时还是一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虽然无论从时代、地理位置，还是文化面貌上来看，二里头遗址都极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但在没有找到像甲骨文一样的明确的文字资料之前，出于一个考古学家的严谨历史观，他还不能说二里头肯定就是“夏朝”。不过，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虽然不能证明二里头就是夏朝，但却足以证明这里无疑就是“最早的中国”。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姓“夏”，这一点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部分
根据考古发掘所体现出来的王都的气派，我们已经确定，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但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其实在二里头崛起之前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考古学所说的“龙山时代”，在二里头周围还存在着很多发展有序的文化。那么在最后异军突起并成为最早的中国的，为什么偏偏就是二里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部分的内容：最早的中国是怎样形成的。
刚才在讲二里头的地理优势时我们已经提到，国家文明之所以会在二里头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地区的环境优势。二里头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周边移民，而这些移民到达二里头之后不仅成为有力的建设力量，而且还带来了周边地区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于是，随着多元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发展，在这个逐渐扩大的超级大聚落里就慢慢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气质，而且还自发地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和协调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了早期国家的文明形态。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还原一下最早的中国形成的过程。
我之所以会说二里头人是由众多不同地区的外来移民逐渐聚集而成，除了刚才反复提到的区位优势以外，同样还有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做支撑。在第一部分里我们已经提到，二里头遗址的人口规模在后期已经达到了两万人之多。不过，从墓葬的分布情况来看，这里的居民的血统至少在早期显然还很分散。因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墓葬普遍都是零散分布在遗址的各个角落的单独墓葬，最多也是只由几排墓葬组成的小型墓群。这一点和晚商都城殷墟等其他早期城址中常见的大型公共宗族墓地是完全不同的。这就说明当时生活在二里头的大量居民，其实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不同部族，血缘还没有充分融合的二里头居民在死后自然也就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型公墓。这就从侧面为我们展现了二里头在成为最早的中国前夜的景象。
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就像今天以美国为典型的大量移民国家一样，二里头遗址里不断涌来的外来人口很快开始慢慢融合，相互适应，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和认同，他们很快都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二里头人”。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的聚集也为二里头带来了各地的精英文化和各种尖端技术，这就给二里头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进一步推动了二里头在中原大地的强势崛起。
这一点同样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印证。比如对二里头发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成分分析结果就表明，制造这些器物的胎土成分都与浙江、江苏一代的原始瓷胎土十分接近。因此，这些器物其实很可能是从南方引进的“进口货”。而且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和它周围还发现了很多北方草原文化特有的青铜斧、环首刀等青铜器，这就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其实已经和北方的草原文明存在交流了。在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里，考古学家甚至还发现了不少海贝。据鉴定，这些海贝属于暖水种，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等热带海域。结合这类海贝也常常出现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中的情况来看，它们很可能是从印度洋进入土库曼地区，再经过欧亚草原、中国西北、最终进入中原的二里头地区。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的开放性已经很不一般。
此外，二里头文化中还有很多吸收周围文化因素的证据。比如饮酒礼器中的鬶和一些大型的璋、钺等玉礼器显然都是源于山东的龙山文化；而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鸟形玉饰品又和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鹰纹玉笄十分相似。
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从这些大量出现的外来文化因素来看，二里头的崛起正是伴随着对周围文化的广泛吸收，在一代代移民的努力下逐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霸主。而在这个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都邑兴起之后，同时期存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众多几十万平方米和只有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市就都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一过程则正是中原地区的文明从酋邦联盟进入早期国家时的真实写照。
不过，虽然二里头所代表的文明已经越过了原始的蒙昧，进入了早期国家的时代，但二里头毕竟也只是一座都城。这个最早的中国所控制的疆域究竟有多大呢？这其实又是一个无法得到准确答案的问题，因为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国家”的概念不同，早期国家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概念，国家的大小更多地还是只能从文化辐射的大致范围来判断。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最早的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大范围的向外扩张。比如二里头风格的鬶、盉、爵等陶礼器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都曾有过发现；二里头典型式样的玉璋也出现在了四川的三星堆、东南沿海，甚至越南北部的很多相对大型的遗址中。这就说明当时的二里头已经与周边的很多地区建立了有序的联系。这种超越空间距离的传播还不是松散的文化影响，而应该是属于一种上层社会之间的传播。那些出现在各地的二里头礼器很有可能就是二里头的统治者将其作为权力的象征授予各个地方的实际控制者的。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统治者臣服于强盛的二里头，最早的中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原本就是融合了多种文化形成的二里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确立起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第三部分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为你详细介绍了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崛起的具体过程。下面我们就来近距离地观察一下，最早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
与历史文献的研究相比，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为我们还原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古人的生活细节。在考古学家的眼里，每一件发掘出土的遗物都能为我们讲述古人的生活。而考古学家们在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当然也为可以为我们细致地还原3700多年前那个最早的中国的方方面面。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尽管还处于国家文明的早期阶段，但二里头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异常发达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了他们族群和国家凝聚力的载体。总之，可以说，3700多年前的二里头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来讲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农业发展又是古代文明成熟的必要前提之一，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当时的农业发展情况。后世所谓的“五谷”，粟、黍、稻、麦、豆其实在二里头就都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主食。品种多样的农作物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整体产量，同时也使得二里头人赖以生存的食品产业能够适应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而从出土的炭化稻谷约占出土农作物总量三分之一的情况来看，在五谷之中，二里头人最喜欢吃的还是大米。
不过，你可不要以为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只能吃单调的主食，二里头人在吃的方面还是很讲究的。他们用来煮饭的陶器到了后期就变得越来越小，这说明，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除了大米之类的主食以外，更多的辅食开始在他们的食谱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肉就是其中之一。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表明，他们获取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猪肉是二里头人的最爱，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后期阶段他们也开始越来越爱吃牛羊肉了。而从遗址里发现的众多烧焦的兽骨来看，烤肉是他们最喜欢的烹饪方式。
可见，三千多年前二里头人的生活已经基本达到了吃喝不愁的程度。不过，作为当时最为强盛的王权国家，二里头人自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大量考古发现还表明，二里头已经具备很高的手工业生产能力。
考古学家已经在二里头遗址内发现了专门负责生产各种器物的手工业作坊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部分器物也都是通过自主研发在这里生产出来的。这个紧邻王室的宫殿区域其实也就是当时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那么，这个高新产业园区里具体都有些什么产业项目呢？
在这里，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中国最早的大型铸铜作坊；很多玉器作坊生产的玉礼器无论从形制组合的规范程度还是制玉技艺的水平来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二里头的制陶作坊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原始瓷残片。而从活化分析的结果来看，二里头原始瓷的胎土成分已经和后世的成熟瓷器十分接近了。此外，大量体现了高超加工工艺的绿松石饰品、漆器、纺织品等手工业产品同样也都体现了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很显然，从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来看，当时的二里头绝对符合早期王权国家的标准。而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看，二里头所彰显出的都城气质也同样也是引人注目。《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是说强大的军队和系统的祭祀活动才是一个国家得以成立的根本。因此，古往今来，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都会有一套严格的祭祀传统，都城的规划里也都会保留一定的祭祀区域。而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发现的一个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就成为了展现这个早期国家的精神文明最直接的方式。考古学家还在这些祭坛周围发现了很多青铜和玉制的礼器。正是依靠这些礼器和祭祀仪式所支撑的精神文明，二里头这个刚刚成熟的早期国家逐渐向内展现出超强的凝聚力，并向外迸发出持久的扩张力。
此外，一件特殊文物的发现则更是为二里头遗址所体现的精神文化深深地烙上了中华文明的印记，这件文物的出土也让二里头成为名副其实的最早的“中国”。
2002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宫殿区的一座高规格贵族墓里发现了一件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长约70多厘米的装饰品。而这件文物的造型分明就是一条蜿蜒的青龙。从位置看，这件龙形绿松石饰品应该是被斜放在墓主人右臂上，龙身上还放置了一件铜铃。由于年代久远，这件龙形器的底衬已经腐坏，不过不难想象，这件器物在完整时很可能是一件粘嵌在木板上的龙牌，也或者可能是一面嵌覆在布匹上的青龙旌旗。而这样的推断也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诗经》中描绘周王朝的祭祀仪式时记载的“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景象。或许，周人倡导的这套华夏民族礼仪最初也正来源于最早的中国——二里头。而这件文物的出土也成为对二里头遗址的地位最好的隐喻。3700多年后的今天，当考古学家们从厚厚的黄土下挖掘出一条最早的被中国人视为图腾的中国龙时，它身下铺开的那片土地也在后人的眼中结结实实地成为了“最早的中国”。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了历史学界内部关于中国早期王朝历史的争议，进而又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发现了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二里头遗址。根据遗址展现的文化面貌，作者做出了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的判断。
接着，作者从二里头遗址和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入手，告诉我们二里头的崛起其实经历了一个吸收和融合周边地区的多种文化，又在强盛之后反向扩张，并最终形成广域的王权国家的过程。
最后，根据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具体情况，我们分别从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精神文化产业的角度细致地观察了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不过，在听完这本书的内容之后，有探索精神的听众可能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二里头文化崛起并走向强盛的过程中，中原大地上其他地区的文明雏形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得靠更多的考古材料来说话。而本书作者许宏在完成了今天所讲的这本《最早的中国》之后，又出版的另一本著作《何以中国》，以更宏大的视野展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最早的中国出现之前中原大地上的考古学文化图景，并在这个背景下更深层地解释了二里头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早的中国的原因。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找到这本书来进一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