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银行业十大关键词——风险处置、理财子公司、金融副省长、LPR登场…
这一年，是服务实体经济之年。商业银行需要在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摩擦不断的局面下重新审视，找到服务实体经济、经济效益、风险暴露之间的平衡。
这一年，也是资管行业的变革之年。新的监管政策体系陆续落地，理财子公司作为市场的新业态渐次登场，银行理财业务在处置老产品、开发新产品之间稳步转型。
这一年，更是风险暴露之年。行业、机构、隐匿的风险都在逐渐明晰，不同风险程度、经营素质的银行机构也陆续迎来风险处置，“缺钱”的银行也在积极“补血”。
展望2020年，对银行业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服务实体经济依旧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与此同时，高质量转型发展、开放无疑也会是关键词。
为实现风险隔离，银行理财子公司正加速落地，成为大资管市场的新型生力军。
截至目前，已有11家理财子公司取得开业批复。另外还有一家股份行、三家城商行拿到理财子公司“准生证”，正在加紧筹建。配套的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新的搅局者同时入场——12月20日，东方汇理资管、中银理财获批筹建首家中外合资理财公司，这是首家理财“孙”公司。
在这之前，银行理财子公司对资管行业的人才争夺战已经打响。除了通过招聘、行内选调补充人才缺口外，为领军人才单独设置“首席”职位成为不少理财子公司的“标配”。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理财子公司选择的注册地点并非母行所在地，这意味着，又有一拨银行资管人员将面临大迁徙。
从已开业理财子公司情况来看，新发行产品集中于“固收+”，权益类产品布局还不多，投研体系还在建立，对存量产品的处置也牵扯了更多的精力。
此外，越来越多的理财子公司关注金融科技在资管业务上的应用，并在公司组织架构上单独设置金融科技部门，招行甚至还正在筹划成立一家资管科技公司，构建资管价值链生态。
年底，市场传闻的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银保监会在近期重点工作通报会上表示，银保监会始终要求银行严格落实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的规定，规范开展理财业务对于存量业务的处置，严格制定整改计划，按照进度扎实有序推进，但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研究是否对相关政策进行小幅适度调整。
“在工作中我们也注意到，部分银行反映的理财业务存量处置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按照资管新规补充通知的精神，过渡期结束后，由于特殊原因而难以处置的存量资产，可由相关机构提出申请和承诺。经金融监管部门同意，采取适当安排，妥善处理。”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称。
而在这一讨论之前，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已不断制定出台。其中，理财新规、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及净资本管理办法、结构性存款新规等都已陆续落地，保险资管产品管理、标债资产认定、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管理、资产证券化等相关办法也在推进制定实施。
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是为了通过尽快形成以资管新规为核心的资管业务监管制度体系，进一步补齐监管短板，抹平监管的差异，推动资管业务回归本源。
今年利率市场最大的变化，当属8月份央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
对于新版LPR利率完善的背景，央行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尽管我国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已经放开，但是仍然保留了贷款基准利率，存在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双轨”问题。
这导致不少银行发放贷款仍然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甚至个别银行通设定隐性下限，对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形成阻碍，导致市场利率明显下行，实体经济却感受不足，这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新LPR的报价行范围在原来的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商行、农商行、外资行和民营银行各2家，阵容扩大到了18家，新增加的报价行都是在同类型银行中贷款市场影响力较大、贷款定价能力较强、服务小微企业效果较好的中小银行，能够有效增强LPR的代表性。
业内人士认为，新LPR的推出，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由各报价行按市场化原则报价，并由银行参考LPR自主加点定价，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后，银行纷纷将结构性存款视作保本理财、协议存款的绝佳替代品。
其结果是，结构性存款迎来爆发式增长。进入2019年年初，结构性存款规模仍然维持高位，今年1月末，结构性存款更是首度超过10万亿元规模，达到10.98万亿元。
“野蛮生长”的背后，部分银行结构性粗狂运作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随之产生，部分地方监管由此开始出手整顿。
10月中旬，银保监会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剑指部分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产品运作管理不规范、误导销售、违规展业等问题。
市场分析认为，此次发布的规定将使结构性存款更加规范化，也将使得不规范的结构性存款规模继续压减。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0.34万亿，环比上月减少5036亿，该降幅创下有该数据统计以来的单月最高值。而相比年内峰值（11.2万亿元），结构性存款余额已经下降了近万亿的规模。
另一边，结构性存款的保底收益也大幅降低，几乎等同于同期存款利率。此时，大额定期存单的竞争力有所显现，受到银行发行方、银行客户两端的青睐。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中小银行的风险逐渐暴露，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5月下旬，央行、银保监会公告称，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即日起接管包商银行、接管期限一年，并委托建行托管包商银行业务。
对包商银行风险的处置影响辐射至金融市场，也引发了行业一系列的思考。有万亿级银行董事长在该行中期会议上直言，保持充裕的流动性和良好的抗风险能力，是下阶段的首要任务。
锦州银行、恒丰银行也分别迎来风险处置，但基于不同的风险程度和经营素质，处置方式也与包商银行不同。
其中，在股权治理方面存在弊端、出现流动性风险的锦州银行接受了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和长城资产的联合重组；资本金不足的恒丰银行则在日前推出千亿定增，中央汇金、山东省AMC战略入股。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在银保监会近期重点工作通报会上表示，中小银行风险处于收敛状态，整体风险可控。
“监管部门已经非常清楚地掌握了整体、单个机构以及隐匿的风险，了解风险水平有多高，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正在显现成效，同时风险处置手段也非常丰富。”肖远企说。
金融反腐成为2019年反腐的一大看点。据不完全统计，年初以来已有至少40位金融官员（包含金融机构高管以及监管机构官员）接受相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其中，银行系统被查处干部覆盖了从大到小众多金融机构，甚至不乏“窝案”。此外还有多位金融机构中高层仍处于“配合审查调查”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反腐高压之下，一些被认为已经“安全着陆”的退休高管也难逃惩处。例如，4月11日宣布被查的工行重庆分行原副行长谢明在2017年已退休。
细数2019年反腐通报，不少落马的金融高管都是由中央一级金融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地方纪委监委协作配合查处的。这也成为中管金融企业派驻机构改革以来，金融反腐的一大新特色。
事实上，从年初开始，高层就频频释放要加大金融反腐力度的政策信号。1月11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也在2月底表示，目前，金融领域的钱权交易、围猎与反围猎仍然存在。下一步要加快补齐监管短板，堵住监管漏洞，对金融腐败问题绝不姑息。
面临风险暴露、监管要求及自身发展需求，传统的“资方”——商业银行也“缺钱”了。
年初以来，国务院金融委多次会议就银行资本补充问题密集发声，释放积极信号。可转债、永续债等新型资本补充工具也在近年轮番登场，银保监会还允许保险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银行二级资本债券和永续债等。
随着相关措施陆续出台，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显著拓宽。2019年，已有多家银行通过上市、定增、可转债、二级资本债、优先股、永续债等方式补充资本金，百亿级资本补充计划屡见不鲜。
其中，永续债成为银行“补血”新宠。截至目前，已有15家银行合计发行5696亿元永续债，另有近20家银行拟发行超过4500亿元永续债。
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主体也不断扩容，从国有大行到股份行，再到台州银行发行全国首单城商行永续债，首单农商行永续债也在近日花落深圳农商行。
拓展新型资本补充工具是银行资本管理的第一步。除了继续补充资本满足监管要求之外，商业银行通过科学的资本规划和业务转型，实现业务结构的轻资本化，从而减少对资本的依赖也应该是选择的方向。
随着12月10日邮储银行在上交所挂牌上市，2019年银行IPO正式收官。这一年，共有8家银行成功登陆A股，创2017年以来新高。
上市银行的类型也更为丰富，涵盖城商行、农商行、股份行和国有大行。其中，邮储银行的上市，实现了国有六大行“A+H”两地上市的大团圆。
此外，还有16家银行出现在证监会公布的IPO排队企业名单中，多为地方银行（尤其是农商行），这将是未来上市的主力军。
值得一提的是，受市场情绪、银行股扩容等多种因素影响，新上市银行“破发”逐渐成为新常态，且银行板块大部分银行都出现破净情况。
其中，为应对二级市场压力，邮储银行成为A股近十年首单IPO引入“绿鞋”机制的企业。
四季度陆续在A股上市的渝农商行、浙商银行由于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每股净资产，已经先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此外，两家银行的高管甚至中层也加入自主增持队伍。
在这之前，包括无锡银行、成都银行、贵阳银行、杭州银行等在内的10余家银行已触发股价稳定条件，发布稳定股价措施，以提振股价。
2019年7月至10月，一批来自银行系统或者金融监管机构的高管被任命为省级政府高级领导干部，“金融副省长”一词再度引发关注。
其中，曾长期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李波出任重庆市副市长，建行副行长张立林调任辽宁省副省长，工行副行长谭炯任贵州省副省长，交行副行长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赴任河北省副省长，农行副行长蔡东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中，共有14个省级政府配备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绝大多数人事调动集中在2018年以后。
由于这一时点恰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三大攻坚战开局，有观点认为，密集任命有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处置地方隐性债务的考量。
如果对金融副省长群体画像，高学历、年轻化是基本特征。而在一番调整之后，多家国有大行高管也不够用了。由此，又一轮大行高管的补位、换防开始。
其中，陆续有“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譬如重庆市副市长刘桂平转任建行行长，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行长，江苏省副省长王江接任中行行长，实现了金融人才在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向流通。
银保监会近两年来对银行业开启严监管模式。年初至今，监管方向或许能从罚单中可窥一斑。
从2019年的罚单情况来看，银保监会对银行机构监管处罚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影子银行、涉嫌违法发放贷款、内控管理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等问题。
其中，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等成为今年“重灾区”。在银保监会罚单里涉及“房地产企业”、“房款”的案由达上百份，涉及的银行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农商行和农信社等50多家。
案由主要包括“绕道同业、购买资管产品等手段向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已形成风险”、“消费贷被挪用支付购房款”、“房地产信贷管理不严格”、“违规向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等。
8月末，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开展2019年银行机构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通知》表示，将展开房地产贷款业务专项检查，尤其针对银行通过表外、同业等渠道输血房地产市场的违规行为，将面临监管严格处罚。
业内人士认为，对银行违规涉房贷款的大力查处释放出监管层对金融市场秩序进行管控、防范金融风险的信号，也将成为明年监管层的常态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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