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卿译
本文作者是Robert B. Killebrew，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未来陆军项目”核心人员，当时美国陆军面临着转型，为了识别和挑战关于未来长期的设想，评估可能的变革推动者，描述和完善军队可能长期需要的能力，陆军战争学院进行了系列战略兵棋推演，展开论证，并得出具有前瞻性了结论。
“战争不能脱离政治生活，每当我们想到战争，这两个因素的联系就会遭到破坏，留给我们一些毫无意义的鸡零狗碎。”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历史证明军事力量结构长期存在，武器系统（的发展）形成了思维惯性而且有其游说团体，它们的变化非常缓慢。然而，那种认为军队在有力推动下仍然不能（快速）改变（的观点）不是真理。联合参谋部提出了一个系统之系统概念，各军种可用来协调未来设想和新型装备采购之间的关系。美国陆海空三军都建立了系统用来明确未来一个世纪里对人员、装备和作战理论的需求。
这
篇文章描述了美国陆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发的一个分析流程，及其在美国国防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塑造变革进程的应用。用于评估可能变化、识别假定和挑战设想的媒介是1996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引进的一系列研究性兵棋推演。最初两次战略级兵棋推演展示了如何识别和挑战关于未来长期的假定和设想，如何识别、描述和评估可能的变革推动者。作为支撑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的联合部队中的一员，军队的目标是（找到）一个流程用来描述和完善军队可能长期需要的能力。
规划模型
随着美国陆海空三军从冷战摆脱出来，开始裁撤人员和装备、从海外基地撤回部队，美国军队面对的空前挑战越来越明显，这关系到美军从过去到未来的发展。当陆军努力应对1990年至1993年之间所明确的近未来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科技和社会变革很快就迫使各军兵种评估对美国国家安全、军事力量结构和国家关系的长期设想和挑战。
1996年初，陆军参谋长丹尼斯·赖默尔将军主导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对大约2025年发生的战争和大约2010年以后对陆军发展至关重要的框架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陆军应对所面临变革的方式。这项方针由他的前任戈登·沙利文将军执行了数年。沙利文力图在陆军内部发展一种超越现有界限思考的意愿，如果不能完全适应至少也要习惯于对一支其将军仅仅大学毕业的陆军来说模糊而又固有的特定能力。
丹尼斯·赖默尔
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的规划者研究了美军和其他武装部队多个时期的变化，寻找每个时期的共同经验。一个结论是，除非进行普遍彻底检修，陆军在越战后为现代化而采购的战斗车辆将在2010年达到有效使用寿命。陆军因此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
现在把有限资源用于重建20世纪80年代的作战系统，还是把资源用于大约在2010年才能批量成形的新的火力、机动概念和系统。
另一个结论是，发展新的或者重复老的作战系统的冲动最终都将来自于军种内部。规划者得出结论，之前在现代军事行动中取得的成功变革都来自于内部：坦克、航空母舰、远程轰炸机、闪电战和空中机动行动都是“系统”的产物，而不是某个杰出个人或者外部改革者的成果。
陆军规划者用模型来考量作什么和如何去作，主要出于两种判断：首先，“愿景”通常必然会推动科技发展；第二，必须考虑到目前国防部内部应用的资源预测技术。由此产生的变革管理概念演化为四个重叠周期，以此寻求在当前现实、近未来和论证中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平衡美军在变革期间为维持战斗准备而提出的各项需求。图1说明了四个周期。
图中动态反映了当前待命状态的陆军、目前的条令（其有效期大约在5-7年）在此后几年由于人员编制和拨款流程产生的预算。第二部分是受国防部计划目标备忘录（POM）管理的陆军战斗发展部队。陆军规划者认为，在这个周期内可能不会发生重大变革。这是因为即使资金没有完全到位，在衡量2010年的威胁评估时，计划和力量结构已经通过了需求、应用和可行性测试。回顾流程的这一部分可从程序或者实质上获得收获；此外，风险评估表明，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军事能力的需求。
第三部分代表了潜在的陆军，其需求和能力尚未明确。这支军队和第四部分或者“愿景”部分表现的其它战略前景分析密切相关。第三部分（或者领域）反映了直接投资长期的研究发展，例如在发展新型高效燃料发动机、新物流体系，和其它在短期内可能改变陆军战斗方式的突破性技术和组织计划研究。第三部分是适应概念和新兴技术的阶段。忽视计划目标备忘录（POM）的压力来考虑实验和长远未来愿景的拉动，发展流程的第三部分最为关键，也可能是最难以管理的，并且此前在这些条款中也没有明确。它目前也没有以本文提出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在它和陆军以周期性“愿景”声明结束的战略规划流程的关系方面。
第四部分是长期军事政治推演——陆军战争学院兵棋推演系列的范畴。通过把长期推演作为多科学研究平台，陆军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清晰的未来愿景，满足参谋长的要求。然而不断进化的产品永远不会像军事规划者希望的那样清晰，它应该为战略讨论提供一个灵活的基础，提出指导陆军长期规划的未来战争初步轮廓。这个概念能够支撑另外三个功能。系列兵棋推演为其它军种提供机会来促进陆军（和他们自己）对未来战争的理解（陆军现在也参加其他军种的推演）。
第二，为国防部门以自己的意愿探讨未来提供了众多手段之一种，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陆军的研讨集中于地面力量。最后，不需要陆军参谋长召集，其下属每半年就应该召集一次危机会议形成新的陆军未来“愿景声明”，及时适应预算听证会和角色—使命辩论。
陆军规划者很快就意识到将于2010年投入战场的军队不能以严格的线性方式，按照他们作为低级军官服役，或者是后冷战时期强化技术的军队模式发展。所以陆军尝试在第四部分通过探索可能在2025年左右出现的潜在战略环境，从而获得先机。因此需要将计划的后两个部分和陆军新的系列兵棋推演所扮演的角色结合起来。基于对2025年战略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集中而连续的分析，陆军正在测试的器材研究、发展和收购、力量结构和21世纪第二、三个十年的训练需求等课题得以成形。
这样的战略规划将产生基于作战条令、战术程序的假设和设想，还有最终被设计、研发、生产和装备陆军部队，能够应对2010年后传统和非传统敌人的必需装备。图1中的前两个部分中，信息和决策是从当前到未来。在最后两个部分，流向相反，是从2025年及以后进行逆向研究与开发。最后两个阶段的成果是2010年后为赢得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和条令。为陆军规则者提供指导的方法是兵棋推演；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详细讨论了最早的两次兵棋推演。
选择兵棋
陆军需要一套成体系的战略级研究用兵棋，能充分灵活地反映新焦点，对参与者的智力和情感都能构成足够强力的挑战。为了以自己的方式应对这个全新领域，陆军吸收了海军每年组织全球兵棋推演的长期经验、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成果，和自身1990年代早期在路易斯安娜演习和作战实验室获取的经验。规划者专注于国家和战区战略层面的陆军兵棋推演，因而创建了一个可以验证美国未来国防政策这样重大问题的环境，进而得到新的战争理念。战术模拟因其大量的细节和复杂性，不会在推演中出现。对于大规模推演应在必要尺度上进行模拟，在对战略环境有了深入探讨后才能在更小的尺度展开模拟，向“第三阶段”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推进。
新的战略级推演与大多数陆军战斗和支援机构、院校的关注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后者非常专注于到2010年更为直接的需求。此外，陆军鼓励与所有军种展开公开探讨，与防卫机构、其它与冲突有关的陆海空天领域开展合作。因为2020-2025年这个分析时间段没有预算压力，军种代表们常常更改推演目的。即便如此，有一点从开始就是明显的，也就是推演流程和结果会增加军种间的隔阂，实际上这种情况多次发生。
几种隐含的假想指导着兵棋推演的发展。规划者们敏锐意识到他们处于美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风口浪尖。苏联解体、技术加速、社会全面变革等诸多因素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反，社会和技术的连锁变化导致军队力量结构和装备需求的长期评估非常困难。迄今为止尚未公开讨论的其它假设在决定兵棋推演可能产生的理念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负责设计兵棋的人意识到，陆军没有能力在冷战初期为平衡战略和力量提出明确的需求。一些人相信各军种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发生的争执留给美国的是过于依赖核武器的不平衡安全战略，非核武装力量相应地没有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做好准备。他们相信未来安全领域的成功将依赖于一种与国际安全环境快速改变相适应的能力合成。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明确提出和高效发展陆上武装力量是陆军的责任。
开始推演
发展系列兵棋推演的首要先决条件是定义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版图。理论和情报专家提出了一个 “未来历史”的概况，在所有军种准备和实施推演期间被证明是有效的。未来历史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假想了一个的美国2025年防御政策，详细描述了未来美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取向方面的重大利益。每次推演都要为每个大国配备具有渊博知识的推演员；招聘前任外交官、CIA专家和有深厚学识的专家学者。例如，一名美国“总统”和一个内阁机构指挥美国的跨部门事务时，由高级别的前官方政策制定者和民意代表担任推演员。招聘在现实中承担重要工作的个人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兵棋推演的结论依赖于经验丰富的高级别推演员的洞察力。
计算机模拟和现场描述评估战区级战斗的专家评审员共同决定战斗结果。顾问依据对未来能力的“最优猜测”来评估诸如天基武器、信息处理和通信等技术。根据前两次兵棋推演总结出了训练用“推演手册”，已经作为其他相关兵棋推演的原始参考素材。
1996年冬天至1997年首次推演的焦点是美国未来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与美国重大利益有直接和可预见冲突危险的主要军事竞争对手间的战争。1997年9月第二次推演的设定中，美国卷入了一次与自身重大利益涉及较少，与非传统、高科技的准国家组织之间发生的冲突。
两次推演大致上都是基于同样的未来历史（除两场未在其他战史中发生的战争外）。作为2020年的蓝军，美国陆军在两次推演中处于从2000-2010年的武装力量到2010年后的新型力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其它美国军种则按照自己的参谋人员提出的2010年和2020年武装力量合成进行升级，并被限定在发展现状和守备范围之内。其他发达国家则被设定为大体上具备与美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升级后的冷战力量相差无几的能力。
第一次推演中两个主要军事竞争对手（红方和粉色方）的武装力量大体上与蓝色国家对等：一些方面差一些，另一些方面更强。然而在第二次推演中，推演目的是探讨来自于非国家实体的非对称威胁。橙色的敌手长期参与了一个美国友好国家的内部叛乱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橙色代表的敌人成为一个高科技犯罪集团，仍然在搞政治叛乱，但是有了全球范围的贸易、银行、毒品和军火走私、盗版网络。国家层面的情报机关定义了红色和粉色国家及其特征。
除了起始方案，陆军的两次推演都是无脚本自由推演。事件及其结果是由参与者而不是脚本决定。陆军规划者相信自由推演方法论对于推演“未来”必不可少，其中一个推论是重大的推演结果无法预测。然而，为了减少人为影响，必须用相近的设定但是不同的参与者阵容进行重复推演才能发现规律，揭示出未来战争的轮廓。美国海军全球兵棋推演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力达到巅峰时也是用大体一致的方法增加推演的可信性。两者的不同之处是，我们当时有苏联这个现实敌人，考虑的是五年之后的情况。在海军的推演中，陆军没有确定的敌人，时间跨度延长到25至30年。这是非常困难的。
形成结论
迈克尔•霍华德先生曾经说过，努力预测未来战争的军队规划者们可能会犯错；他补充道，这不是为了开脱我们努力预测战争的责任，规划者们应该为不要错得“太”多而努力。因为预测长远未来存在困难，规划者们谨慎指出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是不能从推演中得到的，因为兵棋推演的结果过于明确。最好的情况下，规划者们寄希望于在未来不确定的战略兵棋推演中提炼出新观点。
位于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的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分析中心负责收集系列兵棋推演的新观点，最后向参谋长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用于完善陆军的未来发展愿景。
下面的观点来自于目前为止的两次推演；其他观点也包括在这份报告中。当然，除非这些论点在接下来的推演中重现（或不能重现），它们都是实验性的。
危机期间所有的推演参与者对政治—军事的交集部分给予谨慎和持续的关注。虽然这可能令一些人对这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困惑不解，但是未来政治—军事事件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推选或指定的官员与他们的主要高级顾问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最初两次推演的政治方面引起了一些不适，主要是因为推演中总统及其内阁成员没有遵守通常情况下处理各种危机的军事思维。毫无意外，最初两次推演最困难的部分在于，难以对是否开启敌对状态达成一致。举个例子，外交官理查德•阿米蒂奇，一位著名的防卫问题权威，在1996-97年冬季推演中扮演总统。在适当的时机，他非常不愿意发动战争（他的内阁成员也不能说服他），一些高级军事专家由此质疑在未来推演中设置一位强力总统的价值。
但是阿米蒂奇扮演总统角色的一个结果是，红方的战略主动性凸显了美国依赖太空军事利用这一令人吃惊的观点，这强烈激发了对太空战争的兴趣，陆军和其他军种组织的兵棋推演也持续印证了这一点。这是“研究型兵棋推演”。在现实世界，那些对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施加约束和限制的政治领袖们塑造了军事战略。那是战争。高级军事人员不应该觉得奇怪。士兵理解，或者应该理解的是，政治和战争是不可分割的，两次推演表明在未来两者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随着武器装备相对于冷战前更加精良和可靠，政治决策制定者不顾风险增加，可能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尝试使用武力（译者注：小布什政府就是如此）。这无疑是冷战后迄今为止所有军种的经验。实际上，这种认识今天已经在决定何时、如何启动战争的探讨和争论中开始流行。这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这种决策已经对战役层面上指挥战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提出适当的预防冲突政策的战略级兵棋推演是不完备的。凭借经验制订的决策可能会暂时令那些想赶快进入军事行动层面推演的推演员灰心丧气；但是对未来防御战略的上述讨论最终会导向华盛顿内部对长期防御政策的探讨，并使陆军受益。
即使对于严肃的时事观察者来说理解技术变革的本质和速度也是困难的。在推演未来世界方面始终存在的一个难题是提出一种方法描述未来，这种方法内化于资深而富有经验的人群，作为他们提出建议的基础。一位高级空军将领曾经向作者评论说，最好有上尉和少校参加推演，因为将军和上校是做不到的。然而这个评论也不完全正确，推演规划者事实上必须用大多数下级军官带给推演的技术意识来平衡资深、经验丰富，也可以说是智慧的判断；这点对于太空和信息战来说特别正确。尽管已经尝试了许多方法，但是没有一个军种的推演能把资深推演者（军方和民间）的经验智慧、对潜在未来趋势具有技术敏锐的下级军官，和共同分享两者他们的知识技能的推演方案成功地结合起来。
未来的场景是可以描述的，它孕育着未来战争和信息领域的变革。一些观点：
•无所不在的全球通信被充分证明缓和了针对战争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当今世界市场间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将来也很可能会像现在一样快速从不稳定局势和战争中转移。资本可以对交战方施加直接经济惩罚，增加结束冲突的紧迫性。
•在技术把地球变小，为交战方提供新的破坏能力的同时，战争将变得更加危险。大规模杀伤武器，远程运输系统，对商业通信、银行和基础设施的电子打击，甚至恐怖主义都能直接攻击交战方的心脏地带。国界将不能保护国家免受新型攻击。尽管这种预期在当今讨论得多，但是实际应对措施很少。
•空间军事利用和信息革命将改变规则，因而传统的威慑推断和积极或潜在敌方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予以审视。陆军推演规划者预计，在未来战争中自由使用空间的重要性就像推演已经证明的那样即将凸显出来。
自从陆军1997年冬季推演之后，其他军种组织的每次大型兵棋推演都把太空作为主要战场。所有军事力量都要在自由使用空间系统的情况下进行“信息化战争”。但是推演已经表明，空间军事应用的影响比之前认为的要远远复杂。核武器、全球通讯和强化的非核力量表明，在20年内可能存在的战争会比冷战模式下的战争更加困难和复杂。在不久的将来，某些类别的非核武器和条约允许的空间武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如果开发出这些武器，有可能在冲突一开始就对任何敌对方形成接近决定性的优势。在当前条约制度下，和平时期向对手国家轨道发射太空武器不构成开战理由。事实上，既然军事部门正在研究太空战的影响，让决策者更加关注兵棋推演似乎越来越迫切，其结果是空间战争艺术也不能在政策真空中发展。对于地面部队，常规的（非核）部队能够迅速部署并攻入敌方境内，可能会改变敌人对未来军队趋势的认识。在所有的推演中，军事和政治参与者都对事件发展速度是如何使协商决策复杂化发表了意见。
•未来25年的信息战概念是很难想象的，他们甚至难以充分发展。前两次推演中的信息和欺骗行动两种方法具有同等效力。鉴于到2025年时世界信息源的扩散，清晰和诚实实际上可能是最好的政策。例如在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特别是涉及重大利益，可能会通过直接、实时的联系向对手发送信号。因此，战区甚至战术欺骗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频繁（和集中）地接受非常高级别的管理，用于保证国家级谈判的可靠性。
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信息战行动的概念一直难以详尽描述，所有的探讨更侧重于由谁来执行而不是他们应该完成什么。在国家层面上，至少在制订国家和国际信息作战政策的初期，各军种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信息作战战斗层面的军事规划者可能更加关注战场行动，但是他们也不能长期忽视信息作战中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因素。缺乏有效的战略指导，战区和战术级信息作战行动就会像以前一样偏移目标失去方向。未来世界通信发达，实际上所有的信息都有潜在的战略意义，战争中使用的信息显然是军用和民用领域共享的。
数量型军队的时代结束了吗？军事史上最近的一次重大革命发生在大约200年前，法国大革命中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横扫了传统的小型专业军队。1973年美国转向建设一支高科技全志愿兵役制军队，这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用小型高素质专业军队替代义务兵役制军队的趋势。当然，专业士兵喜欢这种军事行动层面的选择。迄今为止陆军的两次推演结果表明，训练有素、机动和一击必杀的能力可以带来21世纪的战场优势。然而这只是军事行动的冰山一角。也许用高科技军队对抗其他高科技军队是最高效的，然而一支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低但人数众多的军队也可能持久作战并获胜。关于这一点需要更多的研究。
在海军1997夏季全球兵棋推演中，空中力量很难对散布在广袤地面上的敌人取得决定性战果。空军的全球参与’97推演同样如此。事实上，1997年所有四个军种推演中的战略性获胜方是一个假想国，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庞大的人口和能承受损失的大量军队。尽管推演兵力规模与对手大致相同，同时其能力大大强化，美国及其盟友也没有在对抗时打破僵局。将这一情况记录为“真正的”教训，并通过对美国国防技术和工业基础的现状和未来前景的调查，进而重新开启有关军队重建的讨论似乎是有益的。
在美国政策把军队推入与特定敌人的消耗战或长期对峙时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敌人还是敌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分散在自己巨大的城市综合体中，一些人预期这种情况将定义2020年发达国家的冲突形式。
美国接受精确攻击和高度机动作战的战争样式，但是高端科技或者精确打击能够完成传统军事力量无法完成的目标并战胜敌人吗？ 在一个相互关联和透明的世界里，对等的敌手除了它的军事力量或指挥结构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弱点。美国军事规划者倾向于认为不对称冲突是非对等对手设法对抗我们的一套方法。我们可能也应该考虑用不对称手段对付敌人。
知识与速度
经过18个月的研究后，首次提交陆军参谋长的完整报告建议，2025年陆军的主要特点也许应该是（在沙利文将军任期内军队的）知识和速度。“速度”意味着许多方面，更快的数据处理、更快的决策周期、采用准时制交付方法的高效物流运行，但是最重要的是指机动作战部队、在战区层面进行战略战役和穿越战术战场的速度。两个决定性因素支持“速度”作为未来军事力量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首先，一支能在战略范围内快速部署、在战区与敌方核心对抗，并且能达成战术目标的武装力量，应该具备对美国来说快速决策和低成本的特点。显然，卓越的战场知识是速度的基础。陆军战斗系统也将如此，部队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实施机动、与其他任务部队联合，并直接攻击决定性的目标。
第二，假设“智能”武器扩散不可避免，速度将是精确打击下得以幸存的关键。目前得到的信息表明，到2025年潜在对手可能具备与美国军队同等或者接近的太空能力。因此，可能至少在战区级的战场上，快速机动、甚至用高速冲刺躲避精确打击（很像当今的潜艇战术）就意味着力量保存和消耗，甚至可能意味着生存。
一支围绕知识和速度原理组建的军队将在组织方式上与今日战场上的美国陆军有很大的区别。为了获得生存和控制所需要的战略和行动速度，物流概念可能类似于战略部门的零售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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