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家父出生于民国34年，幼年遭遇饥荒，青少年时期，由于家里成分不好，土改时期被评为贫下中农，祖父曾给日本人做过保长的缘故，父亲备受压制，没有机会继续上高中，就连做个小学老师也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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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国内气氛稍微好转，82年泥港子小学组织老师去北京旅游，给封闭的村子带来了一丝凉风，我的大表哥周拥军是学校的校长，回来后给我父亲说起外面的见闻，我父亲似乎也被打动了，次年，揣着东挪西凑的300元钱，去了一趟北京，在长城、天安门广场都留影纪念。我记得父亲回来的那天，我们村里都轰动了，毕竟是第一个自费去北京旅游的人，300元差不多是一个农户家庭一年半的收入。父亲并没有带来我们想象中的好吃的东西，就带了一只北京烤鸭，大家都说不好吃，太甜。本次北京之行给父亲的触动很大，父亲讲的最多的就是，外面的变化好大，要好好读书。

      改革开放初期，沿海一带缺乏劳动力，到处都能找到工作，初中辍学去长沙拉板车，去广东打工的人比比皆是，社会上“读书无用”泛滥，我们沙滩中学两个班120人的规模，到了初中升入高中学习，估计不到60人。那时我也深受其影响，讨厌老师，讨厌上学，看到儿时的玩伴外出打工，有钱买新衣服，喝啤酒，海阔天空的谈论着外面的见闻，我特别的羡慕。一位姓胡木匠师傅来我家里想召我做徒弟，一个姓陈瓦匠师傅要带我到天津做瓦匠，我父亲都拒绝了。父亲为了我安心上学，请初中老师到家里吃饭，并承诺，每天给我5毛钱零花钱，并且把家里唯一的飞鸽自行车给我上下学。

     农村不比城市，只有到了棉花上市，才会有微薄的收入，平时农药化肥的投入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时，父亲每个月都必须定期汇钱给我们，家里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家里的亲戚几乎能够借的都借了一遍，队里很多父老乡亲都帮助过我们。为了支付我们读书的费用，父亲承包20多亩地，但棉花价格太贱，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有一年父亲大腿上长了一个小脓肿，父亲硬捱着，每天一瘸一拐的去田间劳作，舍不得去医院，后来，脓肿越来越大，导致肌肉坏死，还是堂兄硬压着用板车拉到沙滩子卫生院做了一个导流手术，并且挖掉了一大块腐肉，现在大腿上还是一个大的洞，没有完全愈合。

      还有一次，父亲棉田打药中毒了，呕吐的厉害，怕花钱，不去医院，家里亲戚朋友都过来做工作，父亲执意不去，乡里人实在看不过去，有的偷偷的给我们打农药，有的送来了猪肉，给父亲滋补营养，后来终究是没有去医院，在第三天又下床了，拖着病体开始劳作。

      后来我们工作了，父亲的经济压力开始好转， 2008年由于侄女出生了，母亲去成都照顾侄女，父亲才不得已，抛弃了种了一辈子的地，来到常州给我们带孩子。后来，孩子大了，我们想“少来夫妻老来伴”，让父母亲待在一起，可以选择在老家，也可以在成都或者常州生活，他却总说：趁着还能动，能帮就帮帮吧，总比保姆要尽心吧，所以一直以来，两个老一直是分别在成都和常州带小孩。

     今年春节，弟弟一家来常州过年，谈到了父母亲的养老问题。父亲执意要留在城里给我们带孩子，说是到了干不动的那一天就回老家，不会给我们带来负担。每次给父亲买衣服，父亲总是说，衣服多了，直到老都穿不完哩。平时生日和节假日，我们给他一些钱，他都攒着，到了过年，总要包个红包给了孙子们。父亲还一再嘱咐：真到了走的那一天，一切从简，父亲对老家那种薄养厚葬，奢侈浪费的行为比较反感。

      父亲总爱说一句话：他这辈子就是一块跳板，希望孩子们从农村跳到城市，不再打赤脚。我儿时的伙伴们，有的在老家种地，有的外地务工，我觉得我和他们没有不同，唯一的不同，可能是我有一个不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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