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倒班的休息日恰逢老王49岁生日，因此回家一起庆祝了他的生日，喝了一点二锅头。第二天早上坐车回京马上又去参与了单位的篮球活动，打了几个小时篮球后晚上接着上了个夜班。下夜班睡至中午，饭后开始右侧头痛并逐渐加剧，随后恶心呕吐，晚上去急诊就诊后以为是普通偏头痛，未在意。第二天并未好转，第三天开始眼睛重影。折腾了一周终于在这个不平凡的2018年底遵循医嘱住进了宣武医院。没想第一次住院一住就是二十天。其间做了无数检查，终于排除了脑部病变可能，病情也逐渐好转。时至今日，已基本痊愈。住院二十天间有一半在与头痛斗争，另一半由于眼睛问题也只能与郭德纲的相声相伴。做过腰穿这种听起来很恐怖的检查，也上过手术台只为脑部造影排除脑出血，两只胳膊输液输到肿一圈几乎找不到扎针的血管。然而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要描述生病期间受了多少苦，也不是为了感谢照顾我的亲人们和关心我的朋友们，因为这些根本不可能在记忆中消逝。想要记下来的是一些很容易很快忘却的人和事。
医院床位紧张，6位男病人一间房，每个人的名字大概就叫“X床病人”，我是其中的1床，一般被称为“1床小伙子”。每人一个拉帘，晚上睡觉时拉上就算拥有自己的一片空间了。古语云“同病相怜，同忧相救”，虽然大家在外面有不同的职业、生活经历乃至社会地位，到了一间病房，穿上一样的病服，总好像突然就有了共同语言。大家整个漫长的白天都待在一间屋子里，加上相互间或多或少都有相似的病情，常常就有得没得聊几句，再互相帮帮忙，很容易就熟络了起来。和我住在一间病房里的都是些40-70岁的大爷（爷爷？），各有各的病因。今天我主要就是想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一）
5床的大爷五十出头，是我住院期间病友中唯一一位北京人，我们且称他为北京大爷。他患上了一种双腿活动不便的病，走路颤颤巍巍，早我几天住进医院。我刚住进来就立刻意识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儿是整个病房的核心，和每位患者乃至患者家属都有聊得上的话题。他虽出生于北京然而走南闯北做生意，现在还久居于桂林，生活阅历是相当的丰富。我无聊的时候常听他和别人聊天：“老爷子汉中人？嘿，那边我去过，秦岭那路是真险啊”“哟，您可慢着点，走不了别逞强叫护士呀，要不让1床小伙子帮帮你？”“得嘞，护士你说往哪儿扎咱就往哪儿扎，我整条胳膊都是你的”“唉，还是桂林那边好啊，我跟你们说病好了以后都去那买个房子，住在那儿啥病也不得”（我内心：那您的病咋得的？）当然也没少和我聊天：“小伙子放宽心，这的医生水平都很高，你这么年轻很快就好了”“哟，在国家电网工作啊，工资一个月有个三五千？”“我看那个是你女朋友吧？准备啥时候结婚呐？她家哪儿的啊？奥绍兴的，那是个好地方啊，我没去过绍兴但是去过杭州啊宁波啊，确实是好地方。”可以说是和什么人有什么话聊，具有不少北京人的经典特征。
虽然北京大爷总是给人一种热闹的感觉，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又是最寂寞的——他的家属来的最少。来的最频繁的是他儿子，一位年龄与我相同、身高与我相仿的帅小伙，职业是火车司机，同样会上夜班。所谓频繁，大概就是两三天来一次、一次半小时这样子，与其他家属不能比。小伙子来了有时候会帮他摇摇床打打饭什么的，他就会感慨：“有儿子真好！”这时我看看身边的爸妈，他们每天基本都会过来，有几个晚上陪床睡在地上第二天早上再起来去上班，我总是真实的感到：我们和父母相互间的爱真的是很难很难平等啊，大概真的只有父母会对你无保留无顾虑的付出一切吧。
不过北京大爷也还有一位老母亲，曾经和他的哥哥一起来看望过他。老太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走到儿子床前，第一句就是：“轮到老妈来医院看你了！”后来掏出了家里给做的吃的，关心起在这里吃的睡得过的怎么样，问东问西的很长时间，最后被北京大爷给强行请回去了。老太太走后我跟他说：“老太太精神多好啊，真好。”他回答：“是啊，看见她精神不错我就放心了，这个年龄生病最不敢面对的就是老妈啊。在她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孩子。”说着神色就黯淡了下去，我也不敢再说什么。
北京大爷大多数时候都是乐呵呵的，即使医生告诉他这病最快半年多才能好或是护士给他在肿的不行的胳膊上扎针时候也一样。第二次见他神色黯淡是后来有一天晚上，大家开始拉帘子睡觉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知道每天在这最孤独的时刻是多会儿吗？不是你们亲友都来了热热闹闹而我这没人的时候，而是晚上睡觉前大家开始拉帘子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世界与我隔开，我躺在这里真正成了一名可怜的病人。”我赶紧安慰他儿子多好啊老妈也挺健康啊什么的，但是也不敢问及他的老伴——大部分他这个岁数患者陪伴时间最长的家属都是另一半，对于他而言却没出现过，语言中或是实际中都没有。
出院的时候，那位儿子又过来接他。脱下病号服换上大衣，老爷子显得精神多了。走到病房门口，北京大爷用他的京味普通话朗声说道：“各位，我先出院了，祝大家早日康复，咱们日后再不来这地方。”大家纷纷与其道别，拄着拐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门口。
（二）
3床大哥四十出头，是和我年龄差距最小的一位，来自保定的世代农民家庭，因不久前车祸留下的颈椎问题造成的手麻而住院，我们称其为“保定大哥”。这位大哥让我看到某些缺乏基本教育训练的人的特征：性格外向爱聊天实则内心朴实无城府，文化水平低眼界狭窄但又爱吹嘘炫耀。从我住进第一天，就总是能听到保定大哥开始频繁表示要回家的想法，屡屡抨击医院不作为，认为医生也看不出个啥还不如患者自己清楚。另外一方面，又多次炫耀自己是托了医院很牛逼的一个医生的关系才住进来。我听了时常感到好笑：你都不相信医院，还找人费劲住进来干啥？
保定大哥住院的休闲时光大部分在和北京大爷侃大山中度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斗嘴中度过。他总是直截了当的提出“北京人坐享了太多资源，得到太多好处”的想法（虽然大家都这么想，也没人当着老北京人面不停说啊喂），总是认为北京大爷间里肯定有价值上亿的四合院。北京大爷也不客气，就反击他：“北京人就得有四合院？你这都是哪儿听来的？你就属于那种看个微信链接啊听别人瞎说几句就都当真，还到处和人吹牛逼的人。我们原来北京也不堵环境也好，还不都是外地人过来弄成这样的？我们北京人说过啥啊，我们招谁惹谁了还得被别人惦记着。”后面几句话听得我是脊背一阵发凉。
后来几天聊到保定大哥车祸原因，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酒驾撞到别人车上而受的伤。然而他讲起来并未有什么悔改的意思，好像还有点自豪：“这都不是我第一次酒驾出事”“哎呀怎么可能抓起来，找两个人就不追究责任了，交警队我都熟得很”“当时也没太喝多，就是多踩了一脚油门”。我们一群人赶紧批评他，叫他以后可别干这种事了，他最后算是认错了并发誓悔改。然而我感觉等他病治好回去了，恐怕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只能暗自琢磨以后在路上永远不碰上这样的人。
保定大哥很快查出病因，不到十天就出院了，来接替他住院的3床大爷远不如他有趣。他在的时候总感觉好笑，走了后病房里似乎就缺少了很多鲜活的空气，一度感到异常沉闷。
（三）
陪我时间最长的病友是2床的一位姓赵的老大爷，比我早一天住院又早一天出院。赵大爷小时候是北京人，年轻时响应国家三线兵工厂建设前往汉中，这一去就是一辈子。女儿通过个人努力毕业后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并居住于此，三个月前刚刚生了个宝宝。喜得外孙的赵大爷来给看孩子，没想到得了脑血管堵塞，住进了医院。
赵大爷性格倔强而沉默寡言，最开始精神好的时候只爱外放听戏，《智斗》我跟着他都听过好几遍了。直到有一次我和我爸和他聊起了三线兵工厂的那些事，他才打开了话匣子，回忆起了那些往事。我出生于同样性质的兵工厂，我爷爷也是援三线建设到的山西，一辈子可以说也是“献完青春献子孙”，所以赵大爷讲的这些事我听起来特别熟悉，仿佛又回到了生活过十多年的那个小地方。此情此景很难不想起我爷爷，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赵大爷本来应该很快就出院保守治疗，但是病情突然出现了反复，整个人有时候神志有点不清楚，走路也成问题，医生赶紧让继续住院观察。病情加重后，他老伴获准每天陪着他，又得负责大小便又得夜间睡地上陪着。老爷子更加不爱说话聊天，有几句话也是执拗的埋怨老伴这不对那不对。他老伴也不在乎，只是白天太过无聊，便也常和我聊聊天。原来老爷子一年前就查出来过有这个毛病，当时看的不及时留下了病灶，现在动手术风险太大。听到老爷子只有58岁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头发花白神情憔悴的他给我的感觉得有70岁。赵大妈感慨说都是生病把人摧残成这样，三个月前倔强的老头还连续开车19个小时来北京，现在连上个厕所都上不利索。
我在医院做的最后一项检查叫做脑部全造影，需要从大腿股动脉开个口子伸管到颈动脉注射造影剂，相当于一项小手术。快去做这个之前我在病床上惴惴不安的等着护工来通知，突然隔壁床赵大爷开口跟我说：“小伙子别怕，这个我做过的，不疼的。查完就没事了，年轻怕什么，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也是很感激：“我不怕，有您这句话我也放心了。”老爷子又感慨说：“我58年前就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没想到折腾了一辈子，还是要回来啊！”我赶紧安慰他：“您这没事，过两天就回家了，孙女还等着您呢，多好。”老爷子闭着眼睛躺着，没再理我，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闭目养神不愿再多说话了。
赵大爷出院的时候是坐在轮椅上被女婿推出去的，之前用力和每个人打了招呼。他的出院标志着我正式成为了病房里资历最深的病人。
（四）
6床本来是一位赤峰大哥，操着和我的好友昊昊一样口音的家乡普通话，在我来后没几天便出院了，随后来的是一位西安人。陕西人总有一种自带的幽默感，爱开恰到好处的玩笑，让我觉得和他聊天很有意思。再加上这位西安人也爱和年轻人接触，我俩床又是对着，很快就比较熟，他叫我“小王”，我也就叫他“老武”。
这位“老武”并不算老，岁数比我爸还小一些，然而却被一种奇怪的头痛病折磨了半年多，在西安各大医院查不出原因，不得不来北京求医。刚来时头痛很严重，常常痛到呻吟不止，每天吊瓶从早到晚不停。然而只要不发作的时候，他表现的却很乐观，和大家聊着天南地北的事情，奉劝各位患者“好好听医生的”，又常常把护士逗得哈哈大笑。
老武的老婆陪他一起来北京看病，也基本上每天都会来。两口子和我们这些外人聊天时都非常和蔼有趣，相互之间却常常因为各种小事拌嘴，而且是用陕西话拌嘴。他老婆是个中医的坚定支持者，总觉得老武不相信中医，没有听中医的好好治疗；老武就很不服气，说那不是听老中医的治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么；他老婆就说那是因为你不信，不信就起不了作用；老武认为很可笑，说看病这东西你不给治好我凭什么信？后来两人说着说着就快把我国的祖传医学说成了宗教或是玄学一样，我在一旁听着这陕西味的争辩，觉得比耳机里郭德纲的相声更有意思一些。
熟起来之后，老武倒是和我也不客气。手机有什么弄不明白的问题就叫一声“小王你帮我看看”，外卖不会点也是小王给点的，甚至新规定的赡养父母抵税流程也是小王帮忙弄的。后来我得知他也有个儿子比我小四岁，但是没上大学，直接工作了。老武说起儿子来总有一种觉得不争气的感觉。没想到过了两天这位小武把工作辞了就自己跑来北京看爸爸来了——老武自己也没想到。来了后没怎么陪老武，倒是去故宫啊长城啊后海啊玩了一圈，当成是来旅游了。老武还常问我北京哪里值得一玩，我又为他儿子提供了旅游攻略。
经过各种检查，老武最终被诊断为“小柳原田综合征”，一种两个日本人发现并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怪病。老武跟我感慨：“洋国么没去过，洋病么先得上了。”我也和他打趣：“这病别的没用，您呀去一趟日本，多看看日本的好山好水和美女，病就治好了。”逗得他笑了起来，连声称赞我说的有道理。
5床那位北京大爷临出院前和4床另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病友互留了联系方式。这俩人都走后，老武和我嘲笑他们：“还留联系方式，在这亲的和什么似的，出去了到死也不会联系一下。”我出院的时候老武还在治疗，我本有意留他个联系方式以后问问病情如何，想起他嘲笑别人的话，便也作罢。老武听说我要出院后，整个下午都有点闷闷不乐，后来就和我说：“唉，你这一出院啊，我真是一天都不想呆了。”我离开的时候，老武把我送到门口，大家又寒暄了一番客套话。一周后我去医院结账时，还想过去病房看看他还住着不，想一想没什么意义还是算了。希望老武治好了他的日本病，早日去日本看美女吧。
（五）
接下来的部分可能略沉重。
我们病房的旁边是ICU，里面的病人多数昏迷，用玻璃罩子罩着，插着各种管子维持基本的生命特征。ICU一星期只允许两次家属探视，每次半小时，仅允许一个人。所以ICU门口（也就是我们病房门口）总是站着各种焦急等待的家属，等着医生出来和他们讲几句最新的情况，若是病人哪个手指头脚指头动了一下便全家开心半天，若是没什么新的变化则是互相安慰或是默默抽泣。我看着ICU的那展大门，切实的感觉到这就是一道隔开生死的门啊。
逐渐的我在ICU门口总能见到两个熟悉的身影：一对和我爸妈年龄相仿的中年夫妇，男人个不高且腿有残疾，女人则驼着背，显得很苍老。后来我发现这个女人每晚似乎都睡在医院楼梯过道那里，从来不离开医院。我本以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病重，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妈在走廊和这个女人聊了天，又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住院的是她的20岁的唯一的儿子，已经昏迷在此近三个月。最初发病时发高烧，正在上大二的这孩子不当回事，直到有一次母亲发现电话里儿子似乎话都说不清楚了，直接赶到学校将其送进医院，从此就昏迷不醒。这位母亲一直就在医院吃睡不离开，等着一周两次的探视机会，也盼望着哪一次医生出来时候带来的一点好消息。“我在医院陪着他，就想离他近一点，也许他感受得到。”“每次去问医生都怀着一点希望，尽管这种希望越来越小。”我妈安慰她：“没事，这里的医生肯定能治好的，会醒过来的。”她叹了一口气，说：“就算醒过来，他也肯定恢复不到原来那个他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她面无表情，早已没有泪，一旁的我妈早已听的泪如雨下。
然而最终这位母亲的陪伴并没有改变残酷的现实。我正好听到了医生和这夫妻二人在病房门口的对话——所谓对话，基本上只有医生冷静的声音。“所有的检查都做了，所有的国内外治疗手段都试过了，我们尽力了。”“知道他是你们唯一的儿子、全家的希望，但是没有办法，要做好成为植物人的准备。”“转到更小的医院去吧，至少你们可以更多地陪着他。”后面的我已不忍心再听下去。
出院时，在楼梯口我又见到了这位母亲。她脸上的表情还是没变，看不出悲伤也看不出失望。我想这大概就是心如死灰吧。
（终）
人都是健忘的动物，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健康康就好，病好了就想着挣钱啊房子啊车子啊，对生活中处处不满而充满怨气，不知珍惜身边人、眼前事，熬夜、胡吃海喝，更不知珍惜身体。
写这些文字，回忆生病住院的点点滴滴，其实并不舒服。不过记录下来权当自省：懂得珍惜，尤其要爱惜身体。（额，这一段感觉我像已经五六十岁了？？？当然了，努力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