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朱雪梅（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城市设计师）
记 者：文爱平
朱雪梅：城市设计落地，这么近那么远
记者：常说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在历史上向来开风气之先。天津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城市设计实践的城市之一，请问具体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天津是如何运用城市设计来引领城市建设的？
朱雪梅：城市设计的思想自古有之，如欧洲那些诗情画意的中世纪小镇，明清北京城，还有我国古代的“匠人营国”，都包含着丰富的城市设计思想，它们既有城市功能方面的考量，也包括人的精神需求和视觉美学方面的考虑。
追溯天津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设计的发展是一个与天津城市发展特征高度契合的演变过程。如何运用高水平的城市设计来引领城市建设，塑造城市风貌特色，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是天津多年以来城市设计工作始终追求的目标。
天津城市设计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引入阶段。天津的城市设计最早可追溯到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在三岔河口西南处设卫筑城。卫城整体布局符合传统的河港城市形态，老城厢为方城十字街形式，中建鼓楼。
西方城市设计思想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天津的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九国租界中得到全面体现。九国租界各自按照自己的使用需求和审美标准进行城市布局和建筑活动，以开放式的方格路网为基础，有的还加入了环形的几何图案，规划布局也不只是简单的功能安排，还有对空间秩序、生活组织、人的感受等方面的考虑。
1900年开始建设的五大道地区是目前天津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英租界生活区。恰逢当时英国的花园城市理论蓬勃兴起，于是五大道就成为他们在海外城市建设的试验场。它的布局为略带弯曲的方格路网、错落有致的私家院落、先进便利的配套设施和可亲可触的公共空间，街区、建筑和环境都具有鲜明的人性化尺度。这些都是花园城市典型的空间特征，是殖民者在海外构筑的理想天堂。
而上世纪30年代北洋新政时期，袁世凯在天津规划建设的河北新区，被誉为“中西合璧、先进之城”。河北新区的整体规划，充分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中以交通枢纽带动城市建设这一基本的思路。整个河北新区的规划以大经路为主干线，贯穿南北，形成方格网状的路网格局。作为主干道，大经路宽24米，其设计宽度超过当时租界最宽的马路。城市主干道宽阔、通畅、方便，这一点融合了当时西方道路的修建理念，这样的建设理念在德国柏林、英国伦敦都可以找到相同的范本。河北新区规划建设虽然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在一个世纪以前，能够自觉地在城市建设中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并很好地实施，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尝试，在中国堪称第一。可以说河北新区是中国第一个体现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新区。
二是兴起阶段。2002年，天津迎来了城市设计的第二个“春天”。当年，天津市主动开放规划设计市场，引入全球高水平的规划设计机构，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规划设计理念。当时开展了海河两岸的大悲院、古文化街、中心广场、南站、水上运动世界等六大节点的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进一步确定了海河两岸文化、商业、旅游的核心功能，开启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整体塑造进程。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城市设计作品，并且实施度很高。
三是繁荣阶段。2007年底至2008年夏，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召开，天津确定了“一带三区五线”作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地区。在高水平规划设计方案的指导下，城市面貌大幅改善，开启了天津城市环境品质系统提升的篇章。紧接着，天津市又开展了三个层次的城市设计工作，包括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各个行政分区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和重要节点城市设计，是全国最早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城市，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记者：天津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它拥有的建筑外来文化之丰富，之广博，在我国城市中极为罕见。天津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既有城市格局基础上进行新的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朱雪梅：我认为，历史保护是一种态度，城市设计是一种方法。这意味着，保护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理解和尊重历史；设计也不是目标，重要的是用整体性思维和立体的视角看待城市。这也是我所在的城市设计研究所比较擅长的工作领域。我们既做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也做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等方面的城市设计。这样的工作组合并不是事先谋划的，而是机缘巧合促成的，却对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和认识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大量的历史保护和城市设计工作中，我们发现，对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无论是对存量地区的城市更新还是增量地区的新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不只是时间的历史，它更是一个城市生长繁盛的根基。当你研究城市历史时，并不仅仅是在研究某种建筑风格的演变，而是会被它厚重的文化内涵深深吸引，会深刻地理解和体会它曾经历过怎样的成长历程，它应对环境和发展、应对生存与衰亡、应对文明与冲突……发展出了哪些智慧和经验。人类有两个最伟大的文明，一是语言，一是城市。城市空间是对人类文明全方位的记录。合理截取城市空间中最典型的历史片段，把它承载的信息解读出来，是一种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与城市文明对话的方式。
比如，中国传统城镇选址往往遵循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当地的地理气候、贸易往来、农耕织造、生活习俗等均有丰富鲜活的空间样貌得以呈现；某些聚落内部布局以伦理关系为宗旨，注重等级制度和长幼尊卑，居中为大；建筑的群体组合往往强调源于家族关系的结构秩序；普通居民的人际形态或友善或防御皆可在空间中得以表达。
虽然历史解读和信息挖掘的工作量巨大，但当你真正深入下去就会感到奥妙无穷，工作时间多长也不会感觉疲劳。对城市历史的研究和理解，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城市不同区域做城市设计时找到发展的根基和脉络，这样的城市设计才能够遵循城市生长和运行的基本法则，城市文明的肌理才会持续传承。
这里要提一下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这是一部有关建筑类型学最有意义的著作。罗西将城市及建筑分成实体和意象两个层面。实体的城市与建筑在时空中真实存在，因此是历史的，它又由具体的房屋、事件构成，所以也是功能的。罗西认为实体的城市是短暂的、变化的、偶然的，它依赖于意象城市。意象城市由场所感、街区、类型构成，是一种心理存在，是“集体记忆”的所在地，因而是形式的，它超越时间，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罗西将这种意象城市描述成一个活体，能生长，有记忆。
因此，为维持一座城市的形态，在城市更新和改造时，对新建筑类型的引进和选择，尤其是对大量性住宅类型的选择要格外慎重。因为引进一种完全异化和异域的建筑类型会导致整体城市形态、面貌的巨大改变。这就是我们在城市发展地区做城市设计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历史、研究城市形态和既有建筑类型的主要原因。
记者：保护历史街区，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专家动议，到1986年正式写入国务院文件，现在已成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请问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天津在历史街区和相邻地区的保护和更新方面有什么独特的做法？
朱雪梅：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长期以来一直是摆在政府和专业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虽然很多专家学者呼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应该是城市最宝贵、最具竞争力的资产，但事实上，在对历史街区价值缺乏认识与信心的状况下，历史街区不是年久失修，就是被粗暴地大规模拆除。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历史街区中固有的结构和特色，又要重新注入活力，满足新时代的功能需求，并在财务运作上找到可行的途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历史街区价值的认定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战略目标的制定。认真分析和研究城市中哪些地区具有极高的历史保护价值，哪些地区是需要改造利用的，哪些地区可以拆除重建，这是对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智慧的考验。
在紧张的城市环境中，有些东西一直珍藏在人们心里。这些有特色的东西为人们提供超越时间的连续感，超乎紧张拥挤的现代生活的解脱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保持这些不可置换的东西，像新的城市建设一样，是一项衡量人类成就的尺度。如五大道是天津人最引以为傲的历史资产，她曾经是几代天津人羡慕和向往的地方，也是目前天津历史保护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历经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冲击，依然保持着完整、真实、尊贵和内敛的气质。
在城市保护与更新中，顺应时代发展，天津市一直积极探索创新手段，结合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运营需要，建立数字化、信息化的城市管理系统。首先，建立了三维立体化管理系统，对建设项目进行三维空间审核并动态监控。如在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设计中，对该地区2514幢建筑建立三维数字模型，突破二维的图纸和抽象的控制指标的管理方式，从三维角度对城市形象、空间形态乃至建筑风格、建筑色彩等方面进行精细控制和有效引导。其次，强化交通、市政、地下空间、防灾减灾等专项规划的综合研究。如天津文化中心城市设计通过建立以地铁公共交通站点、地下商业街区为基点的步行空间和立体交通网络，实现公共交通、市政管网、地下空间、地面景观、室内外空间五位一体的高度整合。
记者：传统城市设计重编制，轻实施，导致很多设计只是“图上画画、墙上挂挂”。如果想让城市设计方案真正落地，让“图纸”变为现实，设计师需要做哪些努力？
朱雪梅：总体来讲，天津的城市设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落地。我也看过很多脱离实际的城市设计方案，之所以会脱离实际，是因为设计师不懂规划方案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力量的博弈，不懂得城市如何运作，不懂得体制障碍和机构壁垒形成的原因以及可能的改善机会，没有认真踏实地深入现场调研，没有真正用心地去理解城市。
城市设计似乎不是什么尖端的高科技领域，貌似简单易懂，但其实它包罗万象，需要非常广博的背景知识和理解力，它涵盖了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讲，对于一个现象或事件，看到它背后的真相，不加评判地呈现事件的全貌，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了，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设计师提出“改善建议”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城市设计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与权力、社会的沟通和协调。因此，正确地认识设计、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抓住重点，有的放矢，在更高的层面积极参与城市的发展与决策。
与领导和开发商打交道虽然不是规划设计专业本身的问题，但它却经常困扰着许多专业人员，让我们不能专心致志地开展技术工作，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职业追求乃至生活的态度。
在我回顾自己30年来的职业生涯历程的时候，发现随着我对城市认识的不断加深和空间价值体系的逐渐建立，我的工作越来难于按自己的想法顺利进行。很多想法仅仅停留在图纸上，甚至只是第一轮的构思草图上，很快就会被不同的利益需求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理由所改变。每当这时候，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你的想法和存在感没有那么重要，平衡好各方利益是一个优秀方案绕不过去的步骤，这背后或许还有一些没有掌握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观察和留心。
张庭伟教授曾说过，随着社会变迁，规划师的工作发生了明显变化，起码在欧美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协作和协调。
设计师的方案要想真正落地，方案想被采纳，就要创造机会或找到渠道与使用者和真正的决策者见面，要有和权力部门打交道的能力。如果没有机会与使用者和决策者见面，只是自己觉得好，这个意义不大。关起门来做方案，可以磨练自己的技能，但磨练到一定程度后，要和真实的操作去碰撞，才知道应如何落地和修改完善。
规划设计师希望在更高的层面参与权力决策，需要注意的是自己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要了解市领导关心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城市形象等，规划在城市的长远利益和政府的近期政绩上如何取得平衡。只有了解了政府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引导政府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实现目标。
记者：滨海新区算是成功的城市设计案例吗？在设计上有何难点与创新之处？
朱雪梅：滨海新区在城市空间的营造上非常独特。从整体上讲，滨海新区的城市设计水平是较高的，不能说整个区域内的每个设计都很优秀，但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特色的，如于家堡商务区、北塘、生态城、泰达MSD、空港开发区、渤龙湖总部经济区等，这些地区的空间环境都有很高的品质。当然，滨海新区也存在摊子铺得太大，活力不足等问题。
从2005年秋天，借由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大趋势，我们开始聚焦于家堡中心商务区的发展建设。从2005年国际方案征集到2006年的中心商务区总体规划，从于家堡商务区行动规划到2008年海河两岸城市设计国际工作营， 我们以海河为纽带，借助国际设计团队和全球规划专家的参与，在功能定位、港城交通分离、实施步骤等方面明确规划基础框架，同时在统筹海河两岸建设、激发滨水空间活力，挖掘地方特色等方面不断深入推进，对中心商务区的建设开发进行了全程的跟踪和参与。
以城市设计工作为例，这一地区既面临错综复杂的关系协调问题，同时还有诸多工程技术方面急迫需要解决的难题。
一是涉及各类相关部门。滨海新区的多重管理体制，使于家堡城市设计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许多部门，它位于水滨涉及到水利部门，有城际车站涉及到铁道部门，作为金融区还牵扯到金融管理部门……，这无疑需要更加踏实耐心的组织协调工作，也同时给城市设计方案的进展造成了更多的牵制。
二是棘手的交通问题。城际车站作为地下交通枢纽选址于于家堡，它在为金融区高端商务人群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复杂的交通问题。而该地区三面环水，地面交通就像一个巨大的尽端路，在有轮渡、码头的地方还有水陆换乘功能。因此，各类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交通的通达性、地上地下交通的合理布局组织，都成为摆在设计人员面前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三是工程技术难度。于家堡地区工程涉及到海河通航、堤岸防洪、桥梁隧道、地铁等许多有难度的工程技术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滨海新区的城市设计依然亮点多多，其创新与特色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的道路系统。滨海新区在于家堡采取小街廓、密路网的模式。小尺度街区的路网结构具有更适合商业金融区的功能特点，方便市民出行、过街，为市民提供适宜步行的城市环境，为车辆提供较多的选择从而减少了主要干道的压力。
二是海河下游生态防洪，目前海河下游通航能力为5000吨。规划中，我们认为海河在滨海新区商务区段不适合大吨位海轮通航，规划将中心商务区发展作为前提，仅满足公共交通中需要的通勤船只和旅游观光船只航行需要。减少航运船只的吨位数及高度，跨河大桥的净空就可以降低。在此基础上，重点需要解决于家堡和响螺湾的防洪高程问题。当时的现状是，于家堡岛平均高程2.6米，而响螺湾平均高程约2.8米。海河是天津的一级河道，通过与水利部门沟通确定了海河的防洪标准，按200年一遇洪水设防，设计洪水位3.6米，超高计0.9米，所以综合考虑，海河防洪堤顶标高定为4.5米，已经比上版规划5.36米下降了86厘米。然而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防洪标高和规划用地现状标高还是相差很远。对于如此重要的中心商务区，我们是不能接受用防洪墙的方法来防洪的，因此决定抬高基地，经过反复的论证，决定将于家堡岛高程提升至4.5米，而响螺湾因为已经开始建设了，前期准备不足，所以只能抬高至3.6米。这样基本上从根本上解决了防洪与景观亲水的矛盾，对于建筑和街道上的人都可以很好地欣赏到海河的景致。
三是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立地下空间指标体系。地下空间结合地铁车站、城市中庭、地下停车设施布局，结合人流密集场所将城市公共空间、交通设施与滨水空间相连。
四是倡导复合高效的土地使用模式。将城市中商业、办公、居住、展览、餐饮、会议等城市功能混合于同一地块，不同时段的功能组织在一起，使其保持24小时的城市活力，提高了使用效益，又使商务核心区在非工作时间避免出现空城的状况，维持了城市繁荣。
记者：美国“新城市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小街廓、密路网”设计理念是如何在于家堡金融区落地的？
朱雪梅：于家堡金融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核心区内，它采用了小街廓、密路网、高密度、功能复合、公交优先等规划设计理念，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将“新城市主义”理念运用于CBD开发的实际建设项目。于家堡的城市设计经过了多轮国际方案征集和历时多年的方案研究，最终采纳了SOM公司的方案作为实施方案。
这是一个获得广泛赞誉的方案，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形成了于家堡半岛的整体面貌，具有良好光照和视野的城市肌理和建筑形体营造了具有凝聚力的城市景观，大量的前期研究和深化落地的细节工作支撑起了这个优秀方案的实施。现在一期的9+3地块基本建设完成，效果十分令人满意。
“小街廓、密路网”的规划布局意味着更加严谨和细腻的街道和建筑管控，我们习以为常的以指标控制为手段的控规将无法胜任此项工作。因此，为避免单个建筑孤立凌乱，高层建筑底部以裙房界定城市空间，塑造亲切宜人的商务环境。城市设计导则强化了建筑与城市街道、广场空间的关系，明确了建筑贴线率等要求。
起步区的每个开发地块，城市设计导则的规定非常严格，除了对地块用地性质、开发强度、街墙贴线率、出入口方位、建筑高度、地下空间利用等控制外，还对建筑塔楼和裙房形体作出严格控制，即国外常采用的“信封控制”或“包络控制”，即建筑设计方案必须放入“信封”内。这些城市设计导则的要求对有些建筑师来说不能理解，但最终的效果是具有说服力的，大家心悦诚服。
还有一些设计和控制指标具有一定弹性，在满足引导作用的前提下，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或通过奖惩制度吸引和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开发商主动考虑和关心城市环境问题，从而使城市设计的目标成为开发活动的愿望，促进高品质城市空间的形成。
虽然“小街廓、密路网”是我们业已接受的规划理念，但真正落地实施还是碰到了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规范是最适合“大街廓、宽马路”的，当与“小街廓、密路网”的规划布局碰撞后才发现它是那么的尴尬和无奈，包括道路转弯半径、建筑退线、绿地率、用地性质、地下停车等方面，都与现行的一般城市地区的通用规范和管理规定有较大出入，因此于家堡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革，最后经过深入的研究论证，经专家评审后采纳实施。
记者：滨海新区的规划设计，数次采用规划竞赛和国际方案征集方式，如滨海文化中心的建筑群总体设计以及建筑单体概念设计都进行了方案征集，并通过城市设计来统筹整合，最终形成了良好的实施效果，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朱雪梅：2010年底，滨海文化中心开展了国际方案征集。由于滨海新区的影响力和文化中心建筑创作的吸引力，几位著名的且处于创作高峰的设计大师受邀参加，其中英国Zaha.Hadid设计了滨海大剧院，荷兰MVRDV设计了滨海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B.Tshumi设计了现代工业博物馆，以及中国的何镜堂团队设计了滨海美术馆。他们几位都是久负盛名的设计大师，当时我们没有给他们提过多的要求，只是明确了每家做一个45公顷场地整体的概念城市设计，然后各自做一个指定的建筑单体概念设计。
虽然是概念方案征集，但大师们都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提出了独具匠心、令人怦然心动的方案。每位大师在充分分析场地、周边历史沿革和既有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各具特色的城市设计方案，极大地开拓了大家的思路。同时，结合他们各自的特长和意愿，每个文化场馆的设计更是精彩纷呈、绚丽夺目。
但如何将大师们的作品整合成“一盘菜”，这对我们来说颇为棘手。开始，我们以何镜堂院士的总图为基础，融入其他建筑方案。但整合后我们发现，在这个方案中，虽然四个建筑各具特色，但公共空间模糊不清，缺少精彩的城市空间与界面，各个文化建筑与周边的城市街道和广场缺少联系，与城市缺乏互动，整体性也不令人满意。经过检讨与反思，我们又重新进行了新一轮城市设计。
我们提出了四个重要概念，一是借助文化中心的建设提升地区整体规划结构，即贯通东西南北多条系统性绿带，形成中央公园；二是规划一条具有吸引力的生机勃勃的文化长廊，回归连续的步行人性空间，创造文化建筑和文化公园完全融合的公共空间；三是优化交通布局，将地面层还给市民，保持文化长廊的连贯通达，机动车进入地下，并强化公共交通功能；四是促进文化场馆和文化产业的功能复合，使得文化事业走向市场，文化长廊充满生机。
在城市设计方案确定之后，2012年，参照柏林波茨坦广场的设计组织模式，我们确定了几个国内外联合设计团队，根据各家所长，明确各建筑师团队在整个建筑群设计中的角色，为每个团队提供尽可能多的发挥空间。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尽可能选择参加过第一次建筑概念方案征集的设计公司，像建筑大师伯纳德·曲米、荷兰的MVRDV、德国的GMP公司、美国的赫尔默特·扬、天津华汇、加拿大的Bing Thom公司，以及天津市规划院和建筑设计院等多家单位合作完成。
对于这样一个高度集成而又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综合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设计方案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各个设计单位、各位设计大师的设计衔接、彼此协调、通力合作是方案完成的关键所在。这一轮，城市设计经过了充分而严密的考虑，对建筑单体提出了非常多的协同要求，尤其是文化长廊，更是建筑大师们开展设计时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在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一期建筑方案设计国际咨询和城市设计深化工作的三个月当中，开展了三次工作营和一次国际专家研讨会。同时，国内外设计团队在网上建立了共享设计平台，多次召开视频会议，协调解决各种协同设计问题。由于有良好的城市设计基础和各位大师对文化长廊布局模式的认同，领衔设计单位全力投入，国内设计单位全力配合，整体设计工作进展顺利。现在一期建筑已经封顶，年底即将投入使用。
记者：自2017年6月1日起，《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关于城市设计的法制化，有人赞之，有人弹之，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
朱雪梅：我个人觉得《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出台正面价值更高。我们在基层做实际工作的城市设计师，真心觉得城市设计需要法制化。我知道有些同行，尤其是大学老师，不大赞同城市设计法制化，担忧《办法》会扼杀城市设计的多样性、创造性，认为城市设计本来就区别于控规等法定规划，就这么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你还把它法制化了，这不是给自己戴镣铐吗？
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发现城市设计如果没有法律地位的话，是很难真正落地实施操作的。我打个比方，比如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后，为什么要办一个结婚证呢？为什么大部分人感觉将两人关系合法化就踏实了呢？一是有象征意义，说明我们的关系是被承认的，外人不能说三道四，我们更不能轻易分开；二是确实在实际操作中有意义，像给孩子上户口，手术签字，财产归属，等等，有很多实际用途。城市设计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城市设计没有法律地位，在实际工作中，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不是法定规划就意味着可做可不做。另外，城市设计在法律上没有强制性，财政资金无法保证。我们在有些城市做城市设计时，有人就不理解，说城市设计又不是法定规划，直接编控规不就得了，何必多此一举？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城市设计有多么重要，没有它，控规指标就是拍脑袋定的，只有通过城市设计认真研究后，提出指标，再配合形态引导，才能有效指导建筑设计，形成高品质的、富有魅力的、整体性的城市空间，在规划中才有了一个可控的手段避免城市建设杂乱无章。
当前在国家着力推进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背景下，城市规划更是强调要依法依规，如果城市设计没有法律地位，开展工作恐怕会寸步难行。当然，它的确是把“双刃剑”，会对我们设计师的创作造成一定的束缚。这种“束缚”正面理解就是要认真考虑现状情况和从实际出发，它对每一位设计师是一份责任和沉甸甸的托付，这样沉甸甸的城市设计方案经过审批后，更接近于实施方案。当你看到自己的方案能真正实现，并推动城市有一点变化时，那种内心的满足感，跟自由地画了个方案却无人理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总体来说我是赞成法制化的，但有些同行的担心我也理解，确实在方案初期，要给自由创作和想象力留有充分的空间。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法制化，而是如何法制化，既要鼓励创造力又要兼顾实际操作，细节很重要。
记者：您是如何从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这样的宏观视角来看待天津这座城市的？
朱雪梅：天津市中心城区总用地面积约430平方公里，它经过600年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规划布局从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城一市”，到沿河发展的九国租界，再到圈层式扩展的现代化城区，犹如一个生命有机体不断成长。
中心城区每年按计划都要编制近百项各类型的规划设计，它们层次不同，尺度不同，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城市的碎片化发展，使得城市系统被弱化，空间的秩序性和协调性降低。2008年，天津市开展了第一次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以战略视角审视了十个行政分区的总体设计，初步建立了城市建设发展的总体框架，为形成整体风貌特色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5年开展了第二次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我们在深刻认识天津这座尺度巨大、时间叠加、空间混杂的城市生命体，以及全面总结和反思天津城市规划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秩序法则、系统运行法则和平衡法则，以人的感知为核心，整合空间秩序，梳理城市系统，平衡空间资源，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首先，从整合空间秩序入手，强化清晰易识别的城市格局。
进一步强化“一主两副、沿河拓展”的城市结构，城市主副中心汇集高价值城市职能与高密度的城市形态，增强城市空间的可识别性。同时，城市主中心向南延伸，从城市格局入手，缓解历史街区保护压力。海河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空间发展的载体，是感知城市的重要场所。以海河为发展轴，强化两岸的城市建设，带动滨水地区功能不断聚集，促进城市空间品质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整合外围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以“一环十一园”的生态系统优化带动存量土地开发，均衡地提升土地价值，进一步完善城市格局。结合各分区的发展需求梳理片区级公共中心，建立网络化的公共中心体系，从人的尺度分解城市结构，促进各分区的均衡发展。
依托市民的出行系统优化城市结构。结合轨道站点上盖物业的综合开发，拓展城市空间。沿公共中心、轨道枢纽设置地标建筑，整合高度分区。将轨道交通布局与建筑高度分区相契合，增加建筑高度整体分布的逻辑性。通过优良的城市空间系统，降低城市生活压力，提升市民的心理健康。
其次，从市民体验出发，塑造健康有趣的空间特征。
河流与公园等开放空间是城市最具价值的核心资源。依据人的视线感受强化滨水空间的形态。以滨水梯度原则控制两岸建筑，塑造优美的城市滨水客厅。在梳理水网系统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绿道系统，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的休闲场所。构建郊野公园、外环大型生态公园、城市公园的开放空间系统，增加城市未被开发的自然感。同时，依托开放空间梳理城市眺望系统，引导建筑组群的空间层次，塑造优美的天际轮廓线。
规划明确未来重点建设的公共中心、新型社区等亮点地区，通过塑造引领时代潮流的城市地标，为市民生活增添新的时尚趣味与视觉感受。规划梳理17条视线廊道与13条入市口道路的线型空间，增强城市空间系统的连续性，提升门户景观风貌特色。
同时划分四类重点风貌控制区，并营造“一带三区”的特色风貌区。引导整体城市风貌的有序分布。延续中心城区时代传承、中西融合的风貌特色，增强市民的整体感受。对历史街区进行整体保护，尊重原有区域肌理。通过有机更新，完善街区功能，激发地区活力。保留工业遗产，对原有工业厂房进行改造利用，延续老工业城市的时代记忆，并引入新的功能业态，增添城市的时尚活力。
第三，以生活需求为本，营造充满归属感的邻里社区。
规划按照不同年代、区位、空间特征划分社区类型，明确社区边界，增加市民的心理归属感，同时指导控规单元的优化整合。结合不同类型的社区空间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提出新建、更新、改造等不同的规划策略，如增加便民设施与沿街商业、改造老旧小区的建筑功能等，为市民提供长期可持续改善的社区生活环境。
为避免大街廓封闭小区的无序蔓延影响街道活力，规划提出建立中心城区生活性街道系统，结合街道管理单元划定社区生活主街，并与轨道公交枢纽快速接驳。从次干道与支路入手，提出沿街增加底层商业，优化道路防护绿带空间等管控要求，构建窄路密网、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空间。
此轮总体城市设计编制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作为2008年版《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的延续，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城区整体空间结构，带动滨水地区功能不断聚集，促进了海河两岸的均衡发展。严格历史保护，疏解城市中心，为历史街区减压，避免大拆大建。促进了历史街区与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其次，总体城市设计确定的整体格局、风貌特色、建筑高度、建筑色彩等在中心城区规划管理中全面落实，促进了城市特色风貌形成。有效的指导了控规编制与重点项目建设。津湾广场、文化中心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实施，促进了城市空间品质的全面提升。
此外，以总体城市设计为依据，明确了重点地区的范围划定，整合并深化了一批重点规划项目的编制。完善了中心城区涵盖各层次、各类型的城市设计编制体系。同时，通过总体城市设计，建立一个开放融合、持续探索的规划设计平台，促进社会管理不断进步，滋养城市文明有机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