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代替华盛顿共识的"林毅夫-高连奎"共识
大家知道，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个"华盛顿共识"，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总结，华盛顿共识提出于1989年，当时主要是针对拉美债务危机提出，后来被强制推广到其他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盛极一时，但随后在指导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造时引发巨大争议，在指导东南亚经济危机失败后被抛弃，目前华盛顿共识对经济政策的指导基本上失去了意义，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自1998年后也也基本上放弃了对华盛顿共识的维护与推广，世界银行近年任命的几任首席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以反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为主，而且即使在提出这个共识的西方国家内部也无法依靠这个共识走出当前的危机，人类需要新的经济学创新，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共识。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经济强大之后也需要一些理论来继续指导我们发展，而且也面临着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的任务，而且他们也迫切的期望能从我们这里获得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理论。
而如果要形成这样新的共识，就需要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充分发展，然后在这样发展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用这种新共识去替代已经失效的华盛顿共识，这种新共识一旦提出就具有世界性意义，根据我对中国经济学创新的了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提出这些共识的，而且也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我将这种新共识命名为"林毅夫-高连奎共识"，这种新共识以我们两个的名字，不是说我们两个在经济发展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而是我们两个的经济理论合在一起可以构成一套指导国家经济发展进步的理论体系。
关注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进展人都知道，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诞生了三大本土经济学派别，分别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滕泰、贾康等学者主张的新供给经济学以及我本人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其中新供给经济学与西方供给经济学的思想主张总体比较接近，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创新，而新结构经济学与新财税经济学则是全新的中国本土诞生的经济学理论，其中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套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自主创新与产业政策引导实现产业升级的理论体系，而我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则是研究人类如何通过财税不断升级克服政府债务危机并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理论，我们的两个理论一个是研究产业升级，一个是研究财税升级，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
林毅夫教授在中国可谓炙手可热，但是真正理解其理论内核的人在中国又是寥寥无几，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喜欢钻研纯理论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是在认真阅读了林毅夫教授赠给我的《本体与常无》一书后才真正理解他的理论体系的，根据我对他的理论的理解：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且是开放竞争经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硬碰硬的竞争是肯定失败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才可以发展，而且在发展中不断积累新的比较优势，才可以逐步升级，发展中国家如果一开始追求高大上的产业会失败，而如果一直固守低端比较优势产业也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立足于现有的比较优势，又要不断通过产业政策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才可以实现产业升级，最终赶上发达国家，林毅夫教授的理论是真正洞察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深谙经济发展规律的，而且真正具有大智慧的经济理论，具有极强的睿见性，我不仅赞同，佩服，而且高度支持，我认为他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套通过产业渐进式升级，从而实现由世界边缘向世界中心进阶的理论体系。
只可惜他的理论在中国遭到来自左右两派学者的攻击，左派学者攻击林毅夫是因为他主张比较优势，并将其归类为不怀好意的新自由主义者，企图把中国永远锁定在产业链低端，右派攻击他是因为他主张政府作用，将其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代言人，而那些攻击他的人本身也是中国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担任着体制职务，每年享受着体制给与的大量研究经费，因此他们对体制不满，但不方便直接攻击政府与体制，而将林毅夫当成政府的影子，或体制的代言人加以攻击，其实这些人误解的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关系，大政府对政治自由不利，但确是经济自由的保护者，政府发挥作用，反而有利于更加公平的，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自由。总之左派学者对林毅夫教授的攻击纯属误伤友军，右派学者对他的攻击则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毒害，也是担心过度，当然也有人引用董明珠的一句话认为企业家不需要产业政策，但我这里再倒想说一句，经济学家主张的产业政策从来都是针对新兴产业的，而董明珠所属的家电产业，属于传统产业，根本不属于产业政策的实施范围，本身就不应该向国家要产业政策，也没有资格向国家要产业政策，而董明珠作为传统产业的代表，也代表不了新兴产业企业，我想董明珠说那句话时主要针对的是他的家电产业，而董明珠一旦进去新能源汽车领域也必然需要产业政策了。
林毅夫教授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虽然极具智慧，另人赞叹，但也还不完整，因为一个国家要进行产业升级，是需要钱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如果想往更高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大学教育的普及，需要科技研发支出的加大，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做基础，国家的发展就会停滞，然而这都需要国家有很强大的财政投入才可以，都需要财税升级才行，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戛然而止，因此如果没有财税升级做配套，产业升级也不可能单兵突进。
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就是因为只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进行财税结构的升级，最终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独善其身，导致经济陷入停滞。
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他们目前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为主就行，这些国家只要找到比较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就可以实现快速致富，另一类则是亚洲四小虎、拉美等国家，这些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他们的产业基础已经挺好，比如泰国的汽车制造、巴西的飞机制造、印度的软件产业都非常发达，这些国家也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这些国家发展一段时间后财税没有升级，导致科技研究投入无法增加，高等教育无法普及，社会福利保障不能建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因此这些国家的产业不能再发展了，于是就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对第一阶段的国家发挥作用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阶段的国家需要仅仅是找出其比较优势产业进行发展而已，比如他的理论在非洲国家就实践的非常好，但如果要对第二阶段国家也发挥作用，就需要我的财税升级理论做配合。
中国的中医理论中有“子虚补其母”的理论，其实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也是这样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产业往往都是社会这一母体孕育出来的，正如像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基础是拥有足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发达的基础科研能力，完善的基础社会，充分的社会保障，这就是产业发展的母体，只要母体足够强大，才会孕育出发达的产业，相反如果母体不够强大，其产业发展也必然是孱弱的。
因此我们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必须同步壮大其社会母体，产业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税收，充足的税收为产业的更好发展夯实基础，这才是良性互动的，也是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当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停滞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扶持产业，更要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足够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否有强大的科研能力，是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这些基础具备了，产业自然就会孕育的非常好，如果这些不具备，只能产业有限发展，比如印度不具备这些条件，只能发展软件外包行业，泰国也引入了丰田汽车等产业，但其本土企业创新却很难发展起来，国家发展最终受限。总之，社会是母，产业是子，产业与社会是母子关系是，“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虚则补其母"这些中医理论是完全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发展的，一个国家只有强大的母体才可以孕育出伟大的产业，强大的母体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的基础条件，而我的新财税经济学就是为强化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能力服务的。
新财税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税收占GDP比例不断升高的过程，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话，就必然会出现财政缺口，这种财政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政府债务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按这个路径演变的，因此这我就是我们看到的，中等收入国家掉入发展陷阱之前，一般都会爆发一次政府债务危机，这几乎是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当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介入，他们往往用“华盛顿共识”里的一些理念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改革，最后这些国家陷入长期停滞，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从而真正掉入发展中国家陷阱，很多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无奈成为了这一所谓共识的试验品，发展前途被无情葬送。多年来尽管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这样的发展怪圈，但世界经济理论界却没有从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仍然享受殿堂般的崇拜，却从没有悔恨与歉意。
根据笔者新财税经济学的观点，当这些国家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的时候，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提高政府财政收入，这样既解决了政府债务危机，也为这个国家增加在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提供了资金，而这些投入又为产业进一步升级夯实了基础。
而华盛顿共识做的则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帮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削减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他们削减的这些正是这些国家经济赖以增长的基础，一但这些增长基础被削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条件被进一步削弱，经济自然会陷入停滞，甚至国家都会陷入混乱，因此用华盛顿共识来解决政府债务危机，不仅不能帮这些国家完成产业升级，还会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产业倒退，因此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拉美，阿根廷这个国家就是典型华盛顿共识的实验案例，阿根廷进行铁路私有化之后，铁路里程由接近5万公里，缩减到了一万多公里，社保市场化之后，参保人数也大幅降低，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是必然的。
客观说，西方国家也不具备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财税改革的理论素养，另外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方都是欧美大型银行机构，因此他们优先保障的是这些机构的利益，而非更多考虑这些国家的前途。
如果我们把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比喻为组成一个木桶的两块木板的话，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方案不是帮助这些国家补齐财税升级这块短板，而是用他们的小政府理念去截这块短板，结果就是本来已经很短的短板被截的更短，经济不但不能恢复发展，反而走向了倒退。
当然我说的财税升级也不是简单的提高税率，而是一个国家税收结构的调整，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由初级工业国进步到发达国家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企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第二个阶段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第三阶段是以消费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目前中国还处于第一阶段，发达国家还处于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度，人类最终要过度到第三阶段，我的新财税经济学提出的主要是"差别化消费税"的应用，并提出了一些差别化征税的理论，因此财税结构的升级不仅不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还可以减轻负担和增加社会公平。
我在新财税经济学中指出了政府债务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危机是长期性危机，不是周期性危机，是政府危机不是市场危机，是慢性危机，不是急性危机，总之如果没有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危机不会自己消失，只会像越来越严重。
当然本文中对政府债务危机及财税改革的分析只是我的新财税经济学理论的一小部分，新财税经济学是一个比这更广泛的理论体系，如果想更好的理解我的理论体系可以翻看我的《新财税经济学(第九版）》。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背后是有规律，合乎规律，经济就会良性发展，违背规律，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出现崩溃与倒退。作为学者，我们就是要将这样的规律梳理清晰，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规律，我和林毅夫教授就是这样的规律发现与梳理者。
在经济学界，带有政府干预色彩的理论往往不容易被接受，但药物虽苦。却可以治病，而华盛顿共识虽然包裹着糖衣，确是甜蜜毒药。
当然人类面对的是政府债务危机，完全不同以往，也是用其他方法治疗不了的，在新财税经济学中，将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危机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危机与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其实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治疗的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主要针对的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而要解决政府债务危机就需要我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
政府债务危机是拖不过去的，人类在真理面前多逃避一天，就在黑暗中多摸索一天，目前只有痛心决心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财税改革才是唯一正途。
华盛顿共识的提出目的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出现危机时的改造方案，近年来中国国家主权基金在海外投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也会经常遇到发展中国家还不起钱的情况，对此，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的副行长祝宪在一次北大的演讲中就表达过这样的担心，因为中国显然不能用华盛顿共识对那些国家进行改造，此时就需要我们也提出一套类似的理论作为中国主权基金的配套，帮助发生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其实我这篇文章的灵感也是来自于那次会议，当时就心想我的理论和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合并到一起，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我向中国另一位国家主权基金的负责人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还建议我牵头举办一次国家主权基金投资论坛，可见我们中国对外投资是需要这样的经济学理论的，我们的理论的提出是非常及时的。
当然在我们提出"林毅夫-高连奎"共识之前，西方国家的学者也留意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也致力于为我们总结发展经验，比如美国《大趋势》一书作者，提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其他包含解放思想、“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融入世界等。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也发表《北京共识》一文，把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概括为“积极捍卫国家利益、深思熟虑、锐意创新和试验、慎重对待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些都是西方学者从自身视角对中国发展做出的归纳和总结，也是极具智慧的，但我认为这些只具有总结意义，并不具备未来指导意义，也都没有上升到经济学理论的高度，理论应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我与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则比上面这些总结更加深刻，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由我们理论提出的的共识不仅要对中国有意义，也要在世界上具有普遍价值，不仅要指导发展中国家，也要指导发达国家，未来全球的精英都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我们要把什么理论教给他们才是我们要思考的。
当前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来华学习发展经验，为此北京大学建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清华大学建立了苏世民学院，人民大学建立了丝路学院，可惜的是在中国经验没能变成中国经济学时，这些学院教授的仍然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而随着这些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孕育出本土经济学理论的诞生，这些学院则可以摆脱仍然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教学内容的窘境，而这些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新经济学理论也才是这些来中国取经的发展中国家所希望学习到的内容，因此我在林毅夫教授和我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提出"林毅夫-高连奎"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可谓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