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在后人眼中始终扑朔迷离、疑点重重。现在能看到的唐代历史确实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比如皇帝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当天居然一直在和一群宰相划船，对兵变的情况一无所知；李世民是在极度被动的情况下，在最后关头在部下的“逼迫”下才发动兵变的，但却能一举将太子和齐王举家控制，一个都没逃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几天，刚刚中了太子下的毒，居然也能在玄武门之变当天生龙活虎。这些都是原始记载不能说通的地方，已经流传下来的史料不可能再作变动了，但我们可以在史料的疑点缝隙中，窥见历史可能的本来面目。
李世民即唐太宗，生于武功之别馆，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李渊采用“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为“世民”。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17岁时就跟随李渊奔赴沙场，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却立李建成为太子。
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官居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武德九年正月的长安，笼罩在一片肃杀寒冷的空气里。凛冽的北风吹来了塞外草原上浓浓的腥膻之气，也吹来了南方战场上徐徐北漂的淡淡烽烟，夹杂在其中的，则是帝都京师皇权之争的浓烈血腥味。秦王李世民派遣天策府车骑将军张亮暗结关东豪杰欲图不轨，如今已被齐王殿下拿在大理寺狱中的消息不胫而走。自武德七年五月庆州行军总管杨文干暗结甲兵公然造反导致东宫宏义宫同时遭斥之后，大唐朝廷里的气氛再次因为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储位之争而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太子、秦王争夺储位，都城长安局面诡异莫名。白日里熙熙攘攘颇为锦绣，但一入夜便分外萧杀严整，兵丁勋骑往来察视络绎不绝，戒备森严，帝室内乱已然迫在眉睫。在朝局中，尚书左仆射裴寂支持太子，而右仆射萧瑀属意秦王，这是全天下皆知的事情。中书令赵国公封德彝这个貌是中立的中书令的意见因此被李渊颇为重视。对于此次的车骑将军张亮事件，李渊召封德彝在两仪殿中商议处置办法。当封德彝询问李渊是否还有易储之念时，李渊神情凝重的这样回答于他：“世民自幼聪颖过人，这些年来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而朕所虑恰恰在于此。朕遍览诸史，凡文官治政之朝必国祚绵长，凡武将秉国之代必社稷崩坏。世民以军事见长，以军工受赏，用以治军必为良将，用以治国，则有穷兵黩武江山之危。建成在军事上虽略逊于世民，但多年来监摄朝政并无大的过失疏漏，且生性仁厚友爱。我大唐未来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文官朝廷，而非一个连年征战不休的武将朝廷。这就是朕不愿让世民晋位储君的根本之因。”
而此时在太子李建成身边的魏徵正在劝说太子利用此次张亮的时间当机立断，抢占上风。他们商议请秦王赴宴，体现兄长襟怀，以仁厚治天下。所以当李渊问询李建成对张亮一案的处理时，李建成请求不要追究张亮的谋逆，李渊只需要对秦王的过失训斥一番即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相互之间竟然算计到这等地步。
见过太子后，李渊连下三道敕，第一道敕就是裁撤秦王天策上将府；第二道敕是废秦王为庶人，免去其所兼太尉、尚书令、中书令等职，苟全性命终身不得离京；第三道敕由太子建成着领尚书令，总领政事堂会议，诸臣事太子当如事朕。接下来又传出三道口敕给北门禁军屯属常何、敬君弘，一道是即刻起封闭长安城门，全城戒严；一道命北衙兵马警卫宫禁封锁宫城；最后一道是命常何率禁军包围宏义宫，严密监视警戒秦王动向。
消息传到宏义宫秦王府时，府内乱成一锅粥，在战场上浴血厮杀的将军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纷纷叫嚷着要反。李世民负手傲然挺立在台阶之上，严厉肃杀的目光冷冷扫视着殿外诸将。然后不顾周围诸人惊讶的目光，吩咐备车去东宫赴宴。
对东宫来说，虽是鸿门宴，布置却极为隆重。秦王能够如约赴宴，也着实出乎东宫诸臣的预料。宴席中双方似有默契一般，对长安城内目前厉兵秣马紧张萧杀的情形只字不提，只谈一些正经却又不涉敏感朝局的政务来说。酒宴刚刚开始不久，李世民的脸色已变得惨白，斗大的汗珠不住地自额头上滚落，突然间，目光开始涣散的李世民再也忍耐不住，一道血线从嘴唇间喷涌而出。东宫已然乱成一团，众目睽睽之下秦王吐血跌倒，东宫难逃干系，李建成面色铁青。属臣魏徵和王珪奉劝太子不要乱了方寸，不要中了秦王的诡计。如果造成混乱的局面，秦王正好从中浑水摸鱼。此次中毒事件给秦王的被废带来了转机。皇帝李渊在探望过李世民后，垂怜长叹，让李世民安心养身体后，带着天策上将府前往洛阳安置。
大唐武德九年正月廿四日早，太极殿外站满了上朝的文武官员，他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皇帝陛下和相公们的议事结果。两个多时辰之后的商议后，张亮秘密联结山东豪杰一案以属职权范围允许，并非谋逆而了结，释放张亮并遣回洛阳。东宫鸠酒之事也不再深究。
接着，突厥大举南下的消息在长安城内传开，这已经是三月底的事情了。一时间流言四起，京城东北方向的延州、北面的庆州、西北的原州均已失陷，躲避战火荼毒的百姓开始在长安城中络绎出现。自年初以来一直静养的秦王李世民病愈上朝，请命带三千亲卫出泾州策应协调诸路军马。然而，此请命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皇帝反而将秦王手下的房玄龄、杜如晦调理另行委任，秦王还被削去了陕东、陇西两地实权，一向不学无术的齐王元吉却堂而皇之登坛拜帅，而素来心向秦王且战功卓著的任城王李道宗也被剥夺了兵权调回长安述职。就连傻子也能看得出来，李渊给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留下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
秦王征伐多年功高盖世，莫说太子没有登基，就算已然正位太极宫，也不能无罪擅诛有功亲王为朝野非议。因此太子要除去亲王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逼迫秦王自己谋反，那时候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率兵平乱，而秦王则是叛国家背父兄逆人伦的千古罪人。然而目下秦王之所以按兵不动静观时局，一是因为陛下圣心未定，还有就是因为北方军事未安。一旦北方军事局面出现端倪，陛下不让秦王离京的心意稍加明略，继续等下去就无异于坐以待毙了，那时秦王除了当机立断发动兵变，诛杀太子、齐王，逼迫陛下退位，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太白金星再次于白日现于当空，立时震动朝野。历来天象有变，往往意味着君主失德朝廷失政。而且三日之间主大凶的太白金星两次现于白昼，这等诡异事就连李渊也不能泰然视之。关于要不要下罪己诏一事，议了半日也未有结果。直到天将迟暮，太史令傅奕的奏表呈了上来，奏表极短，而意思却是皇帝君臣万万想不到也万万不愿去想的：太白形于日侧，见于秦分，主秦王当有天下！李渊怒将奏表掷于地上，勒令裴寂去一趟宏义宫，带上奏表给秦王看。而李渊就等在两仪殿，等他的明白回奏。
原本李世民与诸位属臣定于六月初五以保驾诛逆的缘由胁迫李渊退位禅让。然而太史令傅奕的贸然上表，彻底打乱了李世民已经拟好的定计。当裴寂将奏表交给李世民时，这位平日里英武儒雅、豪气干云的秦王瞬间面如死灰，浑身上下止不住地颤抖，竟然连奉敕二字都忘了说。但是，当送走裴寂后，李世民脸上忧惧惶恐的神色转眼一扫而空，转身面见房、杜、长孙领衔的一干重臣。大家都清楚，如果今日之事处置不当，明日内宫禁军便会包围宏义宫。而之前一切安排部署均将作废，大家等不到初五那天了。李世民决定此刻就去两仪殿面见父皇，当面向皇上陈词诉冤情，而大家在府中准备，只要等到夜里他能活着回来，明日凌晨，也就是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整个长安城就会天翻地覆。
从宏义殿出来，李世民打马一路奔向玄武门，进了玄武门后径直来到两仪殿，手拿玉具剑大步进入两仪殿。目光炯炯的逼视着殿中的父亲，苦涩的说道：“爹，你还当我是您的儿子吗？儿子活的太累了。有些事情，你逼儿子逼的太甚了。”伴随着话语的还有两行泪水。李渊一开始还冷着面孔，但听着秦王的哭诉，眼眶也渐渐地湿润了。李世民借机秘密上奏父皇，告发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而且还在城南昆明池设下重兵，要伏击他。 李渊听到此事惊讶不已，让李世民先回府中，明日早间会召集太子、李元吉和秦王共同审断此事。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亥时，宏义宫主殿灯火通明，王府上上下下都知道大变就在眼前。李世民扫视着众将领，众兄弟们究竟是共赴黄泉还是共享富贵，就看今夜的成败了。他心中也不免有了烦闷焦虑情绪。妻子长孙氏面容平静的抚慰自己的丈夫：“殿下此刻最大的敌人不是某个人，而是两样东西，一样叫作家，还有一样叫礼。这些告诉世人，弟弟不能杀哥哥，儿子不能背叛父亲，臣子不能反叛君主。有些事情一旦做了之后，就会被世人苛责。其实殿下大可放心，天下人其实并不在乎他们的君王是否是个好儿子、好弟弟、好哥哥，他们只在乎这个君王能否让他们有田地种、有粮食吃、有房子住、有钱使用。一个君主，只要能够让治下的子民吃饱饭穿暖衣服，大家就都会说这个君主是一代明君。”听着这些，李世民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
随后李世民亲领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秦琼、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十二人跟随他本人率领两百玄甲亲军于四日凌晨子时正牌自出宏义宫，在常何亲自率领的一百北门禁军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了玄武门。子时三刻，秦王府兵马顺利来到临湖殿。布置岗哨勘察地形后，李世民召唤士卒直奔长生殿。转眼间，守在大殿门口的十几名卫士便被砍杀殆尽，长生殿前台阶上鲜血横流尸骸遍地。
穿着睡袍面色铁青的李渊长身站立在大殿中央，看着逼近自己的儿子，一时间气血上涌，眩晕倒下。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带人请陛下移驾东海池子上的龙舟之上，并将船划到湖心，没有他的命令，不能登岸。坐在龙舟上，李渊心中难过到极点，被十几名秦王府亲兵像犯人一样拘押在一条船上，一朝天子狼狈至此，也是亘古未有。
随着东方一缕晨曦透出晓色，长安皇城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缓缓开启。一切仿佛与平日毫无二致。仅仅三刻之前，两百黑甲武士公然押解着帝国最具权柄的一干宰辅大臣刚刚从这玄武门经过进入了太极宫。卯时一刻，李建成和李元吉放松缰绳，骑马遛进玄武门。二人骑马缓行了将近一刻，却连半个禁军也未曾看到，二人心中不禁疑云大起。正在思索进退之际，秦王李世民披挂全服甲胄骑马从临湖殿走出。李元吉心虚，先张弓搭箭射向李世民，但由于心急，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箭没有射中。李世民却搭弓射向李建成，将他射杀跌下马。李元吉拨转马头纵马狂奔。李世民紧追其后，然而在林中，李世民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用泰阿宝剑透胸刺穿李元吉，救下李世民。
卯时三刻的东海池上，李渊冷冷的看着龙舟上的诸位宰臣，气氛越来越尴尬。历来谨慎寡言的侍中陈叔达向李渊提出陈请，请陛下降敕，夺建成储位废为庶人，另敕秦王以开过勋绩立为太子。 李渊还欲说什么之时，一队甲兵沿着湖岸开了过来，率兵的尉迟恭跨步上了皇帝的龙舟，拱手宣告，太子和齐王按藏甲兵行刺谋害秦王殿下，现已伏诛与玄武门内。皇帝跌坐在龙舟上，痛哭流涕，如同癫狂。而同时，在东宫和齐王府内，正在上演着一出血淋淋的屠杀惨剧……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天策上将李世民率军在玄武门内发动宫变，软禁李渊，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当日，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十名皇室成员均被诛戮。六月初六，李渊下敕罪己，同日颁敕宣布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晋位东宫。六月初十，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受百官朝贺，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大唐都城长安落入李世民掌控之中。然而玄武门阴森森的影子，仍然在大唐朝廷文武百官的头顶上徘徊不去。
大唐武德九年八月初八，李渊下敕退位，称太上皇帝位，仍居太极宫。八月初九，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举行大礼，登基继皇帝位，改元贞观，以次年为贞观元年。同日，大唐皇帝下敕大赦天下，免去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赋税租调两年，天下其他州郡给复一年。下敕房玄龄任中书令检校尚书左丞，原太子左庶长孙无忌出任吏部尚书。八月二十日，大唐皇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召集朝会，下敕册封原太子妃长孙氏为皇后，立嫡长子恒山王李承乾为太子。多灾多难的武德九年还没有过去，然而武德时代却已悄然落下了帷幕，天下自此进入了贞观时代——大唐天子李世民的时代！
经过大业末到贞观初十几年的战火荼毒，中原大地早已是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者十停里到有六停之多，广袤的国土上狼烟气息残墟处处，民部田土丁户簿子上在编的户口总共还不到三百万之数。太上皇李渊刚刚登基的时候，唐室还未拥有天下，关外各处乃至陇西都还有割据势力为患。武德五年平刘黑闼之后，唯一仅存的割据势力江淮杜伏威也随着李世民入关中为臣，将自家统治下的几千里江山拱手献上，自那时起李家方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然而从武德七年开始，太子秦王两股势力争夺储位的内部战争便正式打响，使得当时的皇帝李渊头痛欲裂疲于应付，自然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就新朝的国家大政进行讨论，更不可能就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所以大唐王朝未来命运的所有责任和压力都必须由李世民来完善和承担。
李世民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他制定的治国大策，不过三事尔。一则偃武修文，二则戒奢从简，三则轻傜薄赋。在李世民看来，能做好这三件事，他就为一代明君，做不好这三件事，他就是一代昏君。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即国家的征发必须以百姓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而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活条件，是这个限度的底线。所以他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失“安人之首”，“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唐太宗曾明白地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里，是唐太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堪称典范。他有一些前人所没有或不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的主导面转移到君这一边，也就是说，君臣这一对矛盾，其主导面在君，而不是总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李世民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知难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为政治国的首要条件在于选贤任能，选用人才必须要看其德行和学识。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真才实学，具有较高德行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李世民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他用人惟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分亲疏，求真务实。重用做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征和王奎就是典型的实例。由于唐太宗对进谏、纳谏都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当时上至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进谏。他在位的20余年，大臣魏徵一人前后所谏就有200余条。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他深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是确立若干原则，实行法治。他认为国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的法律，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唐太宗君臣认为，法制应该宽简和谨慎。唐太宗说：“国家法令，惟需简约，不可罪作数种条。”他认为应该由取重从轻、由繁而简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唐太宗还注意律令的完善。贞观十一年颁行的《唐律》，根据唐太宗“按举不法，震肃权豪”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一份宝贵的法学遗产。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扬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尊其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声望，是与他开放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