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篇文章是为了512十周年纪念活动，提前了4个月写的。接到邀请，拖了一个月，逼着自己在腊月廿九深夜完成。第二天一早，开车回家过年。心绪澎湃而疲惫至极，一路喝了6罐红牛，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失眠问题持续了将近3个月。
感谢远在德国的闺蜜，在我拖延不想写的深夜，陪伴我落泪；感谢一直呵护的兄弟，知道我为了写这个文字哭得不能自已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次头疼不疼？感谢10年相伴的小伙伴，用异乎常人的冷静，教育我隔离一切感情，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过往，更尊重当下与未来。
所以，谨以此文，向过往挥别。没有永远的灾区，也没有永远的志愿者；没有永远的苦难，也没有永远的救援。
祝愿每个人，活在当下！
序言：
2018年5月12日，将会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祭奠日。十年过去，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接到祝卓宏教授的邀约，希望作为10年前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绵竹站的副站长，写写10年来曾经的志愿者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
要感谢所里仍然惦记着我们，犹记张侃所长、张建新副所长当时几次三番去一线看望我们，望着简陋的工作站设置在震后“硕果仅存”的B级房内，我们临时的炊具和单薄的衣服，满眼真挚的心疼。要感谢设置在一线7个工作站所有的同仁战友，10年来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望，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疼痛，只有彼此懂得。也要感谢我们救援的7个城市所有的人们，本来我们素不相识，却在这场大地震后，成为了亲人。10年过去，我们仍然彼此看顾，血脉相连。
我接到邀约，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难以落笔。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如果说可以借鉴传授的经验，我无可居功。我欣慰地看到，我们当年创建的“一线两网三级”灾后心理重建的“绵竹模式”，已经在后来的玉树、舟曲、文县、天津等等地方不断实践，不断完善，为我国灾后心理重建工作作出了尝试。也欣喜地看到，从事危机干预、灾后心理救援等工作的心理咨询师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我们当年培养的43位绵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从心理学“小白”起步，从满怀失去亲人的哀伤中浴火重生，成为了合格的心理学工作者，10年来坚守一线，为德阳地区的心理学工作做出贡献。
如果说回忆旧时的艰辛探索、奋不顾身，我不想回忆。10年过去，对于当年自己瞒着母亲，跟随团中央安排第一次前往都江堰聚源中学这件事，我至今愧疚。我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哭得跪倒在路边。她擦干眼泪，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儿，主与你同在！”我不知道今天的自己，还有没有10年前的一腔孤勇，可以写下诗句，告别爱人，前往一线。但是10年来，不论为当年付出过什么代价，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抉择后悔过。因为我亲眼所见，朝夕相处，看到了同样为此付出的战友们，他们的代价。
5月19日，王文忠、祝卓宏博士临危受命，作为第一批被派遣的心理救援专家，奔赴一线。家中幼女4岁，案上是6月要答辩的博士论文。6月，云南心理咨询师锁朋晒得面如黑炭，在各种帐篷间往来，探望东汽中学200多个丧子家长。8月，雷暴大雨中，北川志愿者刘琰作别新婚丈夫，在工作站做走访，晚上睡在帐篷中；12月，寒冷的川西坝子上，什邡志愿者于洋满手冻疮，跟着面包车来搬运物资。这些昔日战友们10年来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霜，为当年义举付出了什么样不为人知的代价，他们只字未提。大灾难改变人的生死观，重塑人的人生观，性格、行为会发生很多改变。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再也回不去当年的人际关系，也再也回不去曾经的人生预设。他们也好，我也好，依然是10年前的自己，却再也不是10年前的自己。
如果仅仅是重述当年灾后的惨烈和哀伤，我不忍回首。多少往事值得尊重，多少逝者需要告慰，多少幸存者，和我们一样，在这场意外的人生苦难中，坚忍前行！绵竹的学员，中小学的老师们曾经给我讲过，震后两个月，遇到故人，当街抱头痛哭，互相说，啊呀，你还活着，太好了！他们讲过，自己的学生怎样全身骨折，软绵绵地依偎在老师怀里，在震后无暇救助的绝望里，慢慢死去。今天想起这些，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心疼不已。他们受苦了！
失去亲人，遭受飞来横祸，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人生真相，却不得不发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常态。而我们能够做的，是以一己之力投身救援，最短时间反应，最快速度布局，最恰当的抚慰和关注。10年间，作为一个老志愿者，我已经亲眼看到我们国家在灾后救援和重建方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经验，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辽阔的祖国少一些受灾的地方，希望时间长河里，饱经苦难的民族少一些受苦的时候。
10年过去，我的家人和朋友，都记得我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骄傲地给新认识我的人讲我的故事，而多数时候我缄默不语，低着头仿佛做错事情的孩子，略微尴尬地微笑着。
因为随着时间过去，年龄增长，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发现，在关键时刻舍小我成大义的人很多。为国家，为社会做了巨大贡献而默默无言的人很多。那些长眠在救灾现场的人，那些曾经和我的祖辈一样，在战火中守卫国土的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又有什么可以说的？
大国小民，本该如此。
如果一定要说，我不想讲我为绵竹所做的，更愿意分享一下，绵竹，或者四川给我做的，或者过去10年中，因为当年的举动，所获得的。我的分享，价值在于：我想要告诉所有人，天地至公，人心至公。为别人所做的，就是为我们自己所做的。
一、谋道者
从绵竹回来，我一直视为恩师的霍莉钦老师在北医三院南门的一家餐厅里为我接风。她问我：宇晖，你这一去一回，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略思索，回答：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谋食者成为了一个谋道者。
霍老师点点头说，这是了不起的变化！你知道此后会有多少人羡慕你这段经历吗？好好珍惜吧。
当时还是懵懂，但是清晰地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从前。
如果，2008年5月12日没有发生地震，我的生活是另一番景象。我在一个美资公司里，满怀着希望和信心，参与一个产品研发。我的计划是工资可以再涨涨，卖掉故乡150平的房子，可以交首付在京买房。我在服用叶酸，准备要个孩子。这个年龄段，正是生孩子的黄金时期。如果这些“如果”都实现了，我的生活在10年后，就是波澜不惊的北漂励志剧：一套因为机遇而位置绝佳，价值几百一千万的房子；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一份和所有身处中层或者高管一样的白领们差不多的工作；还有鸡毛蒜皮的各种家务事。也许比现在更加“安稳”，但是我可以知道，那样的日子里，我和所有满怀梦想来到北京，却在日复一日压力中渐渐丢失理想和目标的人们一样，忘却了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什么要奋斗不息。
离开绵竹的时候，我回身对站长祝卓宏博士说：过去这些时间里，我接待过联合国儿基会、民政部、中央电视台、壹基金等等，大家都对我非常尊敬和信赖；在绵竹的所有学校和老师都把我当作专家，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尊重和荣耀，都是心理所的平台上获得的；都是因为背后有你这样的专家支撑的。我希望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真正地做点事情，真正地做一些心理服务。我希望有一天，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变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服务。
所以，用了7年时间，我锁定了以“心理资本管理”为服务方式，锁定了为企业管理层做个体和组织服务。从2010年底到2017年底，7年间，从河北一个房地产民企开始，到国企、央企、外企；从一个股份制银行开始，到国有银行，到部委、机关，研发课程、辅导项目，各种尝试。回首7年，累计服务的人群，大约已经超过了40，000人了。其中，我用沙盘做企业的组织动力分析课程，已经服务过了6，000多管理人员；我设计的管理者角色穿越课程，服务过了3，000人；而中高层管理人员一对一的长期私人心理资本服务，累计超过600人。7年间，我和合作伙伴设计的银行管理人员辅导项目，覆盖了5，000多人。
这些数字，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我更想表达的数字是：离开四川8年，成都某家银行给我和伙伴们的项目不经意间就是6年！我用了2年时间，照顾43位学员，四川却给了我一个将近2000人的人脉圈子。多少莫逆之交在成都、绵竹、北川、什邡和都江堰。这个数字，冥冥之中让我无限感动和敬畏。
而对于管理人员的课程和服务设计，我们采用的“辅导式培训”的方式，恰恰来自于当年的绵竹，祝卓宏博士和我设计，研发的结果。我们面对着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人群，面对的是在灾后满心悲伤和恐惧，失去亲人，事事纷乱的人群。课程必须精致、简单、目标明确而量化考核。《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创伤心理学》这四门功课放在大学本科的教程中，任何一门课都是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的内容。而给我的时间，只是一个月中的两天教学。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常常开会到深夜，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形成的方案，就是后来的“绵竹模式”核心——用“辅导式培训”来“双解决”：一方面以小组学习的方式做团队哀伤辅导；一方面用大班授课的方式，进行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的教学。这个办法尝试了两个月，效果就出来了！
原来“防火防盗防心理”，对于灾后被频繁造访而厌恶心理学工作者的学校老师们，真正接纳了我们。11月12日，灾后“半年祭”的仪式，让我们和学员从此融为一体。大家的伤痛被接纳，被允许，所以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真正的学习中。43人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我们都设计了辅导。我们的工作站从周一到周五，轮一圈儿下来，每个小组都得到一次单独辅导。每个学员都需要准备组内和班级内的“答辩”。12个月下来，他们顺利通过心理咨询师二级考试；最关键的是，仅仅6个月的时间，他们设计的幼儿园、中小学各个年级的心理辅导课程，在全德阳地区囊括了教学大赛一二三等奖。
在绵竹动辄余震的B级房屋顶下，我们经常为了一个教学方案的设置争论，为了锁定知识点陈述自己的理由，为了批改大家交上来的“作业”交换意见。很多次，讨论结束已经是凌晨。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后面的7年里，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就是用这样艰苦的方式一点一点，研发出我们的项目，修正我们的课程。对于每个管理层学员的“作业”做这样细致的分析和讨论。
如果人的皮肤会留下眼泪的痕迹，我想自己解开领口，左右肩膀都是斑驳的湘妃竹了吧。在绵竹的日子里，忘记了怀抱过多少次哭泣的学员。那时第一次给比自己年长的学员当“老师”，最初的一课，更像是一个青涩的助理。2008年9月10日，绵竹市中小学幼儿园灾后心理教师培训班正式开学。9月9日，我申请经费，坚持要给所有参训的老师发一朵花。跑遍全城，最后找到一家愿意去趟德阳给我们采购康乃馨的花店。我记得大家来的时候，神色戚然木讷。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抚慰他们。祝卓宏博士鼓励我：你只要用心！用心投入，别人就会感知到的！很多年过去，学员们仍然记得递到面前的那朵花，震后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善意的懂得。
那是第一次，我为成年人的班级当老师，从此以后，这10年来，忘记讲过多少场课程，带过多少个沙龙。承受过多少，那些比我年长的管理者们流淌在心里的眼泪。绵竹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用心”二字。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抱着终老此处的心态做事；在任何一个项目中，都抱着这是此生才干打造的一个“孤品”来经营。
今天回忆，如果时光倒流，再给我一次机会站到教育局三楼会议室，我们每次学习的那个大厅，我会做得比当年好多了。今天的我，有了10年的实战经验，懂得带成年人学习，首先构架的是他们的哲学范式；我懂得了从问题切入，最薄弱的支持系统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才是成年人学习的最好破局法；我会设计比当年更好的教学法，用这些年来经过几千人检验的体验式教学，让大家作出更好的教案和辅导。
离开绵竹的每一年，我都会回忆自己当年的工作，心里总有薄薄的遗憾。没有办法，当年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成体系的教材，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索。
其实在这些实践里，真正成长的那个人，是我。我再也不是那个纯真地笑着，有点儿腼腆，有点儿不安的“北京来的心理老师”，而是今天，目光淡泊，冷静锐利的企业心理资本管理顾问。
二、见证者
回京后不久，《唐山大地震》上映。我记得自己坐在最后一排，看到地震的场面时，全身抖得寒风中的树叶一般。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孤立无援。
2011年，5月12日凌晨，忽然从梦中惊醒。因为我梦到自己又一次在金花镇，那个只剩下7个学生的班级。梦中的我坐在台阶上，看着孩子们都害羞地望着我，就微笑着招招手，瞬间，我被孩子的海洋淹没，他们扑到我怀里。有一个男孩伸手摸我的脸，认真地问：地震，什么时候再回来？我心里咯噔一声，抱紧他，不知怎么回答。惊醒的时候，两行热泪流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在大脑中消除过去的记忆。差不多有五年，我没法儿再接创伤的个案——当别人讲述自己的惨痛经历的时候，我会忍不住身体的反应：一阵一阵的恶心。我对自己的反应惊讶，惭愧。我问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努力克制的结果，是越演愈烈的头痛。
参加EMDR的学习，哀伤辅导和危机干预的学习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回忆当年的案例该怎么处理。就是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这些身在一线的人，和我们照顾服务的人群一样，深陷哀伤与痛苦，需要同样的照顾。
记得灾后大批心理学工作者一腔热血地前往灾区，结果过后，被各种批评，甚至讽刺。认为他们只有热情没有专业，甚至有业内的一些言论，批评他们“人肉救援”。诚然，那些热情的心理学工作者不一定专业，更不一定能够真正去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媒体和专业圈子里的言论，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不专业”——以“学术权威”的姿态，以道德制高点的角度，站在高处俯瞰基层工作，凭借主观臆断，而不是一线工作经历来发表言论。只有常驻一线的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他们知道大灾难之下，一个城市甚至地区，弥漫着怎样的恐慌；人性的美好和丑恶，怎样同时绽放；有多少人脆弱绝望到不惜自杀，就有多少人忍辱刚强，不得不负担起超越年龄和阅历的责任；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是救援者，是帮助者，是照顾者，但是不是全能者。没有教科书式的标准动作，更没有电视剧里的美好结果。我们都是在探索，都是在尽力。
听闻太多对一线救援工作者，尤其是志愿者的言论，我不再想开口表达什么。友人邓飞当时在《凤凰周刊》，建议接受关于志愿者的采访，好让媒体关注这个人群的健康和风险。我摇摇头，说，对不起。
只想在静默中独自度过这段时光。我热爱心理学，从中获益良多；我不仅从事心理治疗，也深信不疑人的自我疗愈能力；我在对心理学的探索中，看到了人生辽阔——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话题，有着一生探索的计划。但是这个阶段，我觉得自己，满肚子话，不想说。
因为没有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
我深知这个感受，就是43位学员的感受，也就是51万绵竹人的感受，更是7个受灾城市，全体受灾人民的感受。
多年以后，和学员相见，她们拥抱着我落下泪来。我说，其实一直，我都没有离开过。我和你们一起，经历了灾后重建的每一天。
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体验者，是见证者，身在其外，心在其中，陪伴着整个灾区，度过了10年。
以双眸为镜头，记载了多少珍贵的影像：
地震后1小时，新华社记者李晓果，已经抓起行李飞奔到机场。几经辗转，13日早上，拍到了东汽中学的废墟上那个呼喊求救的母亲。一年后他扛着机器再次来到绵竹，找我帮忙，拍下了《父爱如山》这组照片。照片中的人，正是我们的学员李拥兵，那个失去了爱人的年轻老师，一个人带着孩子，坚强地活着。在他身上，我看到中国摄影记者的敬业精神。
震后24小时，驻成都办事处的大连人姜东阳大哥，在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徒步进入映秀，凭借着参与过大连空难救援的经验，参与了第一批志愿行动。走出映秀的时候，几个人轮番上阵，抬着一个砸断了腿的伤员。几个月后我们说起，他颇为遗憾，觉得自己当时能够做的太少了。
震后整整一年，北京邮电大学的纪阳博士，联动诺基亚，以3000万人民币捐款，唯一向心理援助和高科技方式进行的援助项目。诺基亚辉煌可以不再，但是当年的援助，却永远不会消失。他自掏腰包买手机设备，几次去工作站考察，这个草原上长大的汉子，外表粗旷阳刚，内在细腻诗情，时隔10年，再看当时的援助，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震后6个月，杨渝川老师代表联合国儿基会来到绵竹站工作，同行的是美中教育基金的发起人，余国良先生——我们项目的捐助者，正是他。因为要参加上海的NGO论坛，我代表所里一线工作站出席了会议，有幸见识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们，也有幸，更多地了解了余国良先生。
一身西服，已经穿了6年；一部诺基亚1100，就是我们晚上“电话会议”的工具；一天时间，带着助理，从早餐会开到“晚宴”，接待了6批NGO项目讨论。熟悉他的朋友笑着向大家介绍他：卧室的床一半给书“睡”，一半给他自己睡。对待自己极其严苛，对待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因为他，我有幸参观了位于长安大剧院的顶层长江集团NGO项目办公室。恢弘的建筑，顶层的窗户却在“半山腰”，条件简单到简陋，门口的墙上，是四句话：
“让我去爱而不为感戴；
让我做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为人记；
让我受苦而不为关注。”
时隔十年，铭记在心。多年后，我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忽然想起了余国良先生。我曾经自问，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对待父辈打下基础的产业，能够视若浮云？是什么，让一个群体克勤克俭，捐助陌生人，如对待兄弟？
灾后伸出援手的基金会到底有多少？参与到重建的队伍有多少？在一个志愿者的角度，看到了明爱、进德、增爱、香港郭氏、壹基金等等等等。远在德国的明爱的友人在MSN上告诉我，周日早晨教堂的募捐中，90岁的德国老奶奶蹒跚向前，投入了自己的养老金。我听了眼里泛起泪花。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可能此生不曾来过中国，他们大概不知道自己的捐助流向哪里，但是，他们以基督精神为榜样，“爱而不为感戴”。
北川冬季的湿冷，让人难以忘怀。2009-2010年间，数次为中国天主教会进德公益的志愿者做督导和培训，亲手带过16位修女志愿者。她们来自北方，并不年轻了。每天她们都要徒步走访自己照顾的村落、坝子。她们的生活条件有限，每天的饮食标准低得令人心疼。我对她们说：感谢你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她们回答我：不是我们选择了上主，而是上主拣选了我们。我心疼她们工作中遇到的特别多的无助，希望写进工作日志呈报，她们静静地回复：老师，右手做的，不要左手知道。我们不需要表彰。
仍然记得素全法师。准备告别四川，离开志愿者工作的那个阶段，我揪心地痛苦——舍不得离开，舍不得学员们，舍不得自己用尽心血设计的教学，舍不得那些越来越多求助的人们。但是即便再舍不得，离别还是要来。肖尤泽老师像个兄长一样，请来黄基平老师，两个人陪着我走在川西的坝子上，去拜访素全法师。灾后这个罗汉寺的住持，扯掉覆盖在菩萨身上的雨布，盖在了寄住在寺院中的产妇们的帐篷上。引来争议，法师回复：活人都救不得了，顾不得菩萨！这样的智慧与大无畏，让人敬佩。我恳请他开示我：
请法师告诉我，我如今如此痛苦，舍不得离开，该如何！
他回答：你在京时，生活稳定，不愁衣食。要来四川，怎么舍得放下，说来就来了？现在要走，也要如此，说走就走。放下就好。
我泪下：但是法师，我舍不得这43个学员，我舍不得这个城市。好多事情，还没有做完。
他耐心开导：你心有一家，当有家的智慧；心有一城，就有一城的智慧。回到北京，还有更多责任。不要住在一个层次上。
离开成都前，我第一次去了文殊院。缓步进去，一眼看到门口的对联，顿时泪如泉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总是在某个时刻，某些机缘下，真理如乌云中的阳光般夺目而出。我看见那副对联写着：
见了就做做了就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我用尽力气，爱了这个城市两年，就像祝卓宏博士嘱咐我的那样：用心做，别人一定会感知到；然后，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了我一生的回报。
我妈妈给我发短信：孩子，走的时候悄悄走。不要拿走一根线，不要等着别人感念你。你已经尽了你的本份，但是那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你的荣耀。我遵从她，默默无言地离开。
可是，这块土地却从来没有离开我，她教给我四川人民独有的幽默和豁达：家中房屋已经到了不能居住的D级，照样招呼我们去园子里打麻将过国庆；她教给我了四川这块土地厚重的历史养成的从容淡定：九寨沟多少美丽的“海子”其实都是地质运动留下的堰塞湖。她教给我勇敢坚强：在震后的雷暴之夜，偌大的空房停电断水，电流发出诡异的声音，我一个人度过；若干次经历5-6级的余震，电灯在头顶乱晃，到后来我都可以根据感觉准确说出震级；她教给我看淡生死，不重物质，也教给我看淡人性，不求完美。
三、笃行者
离开绵竹后，我也暂时离开了危机干预和创伤治疗领域。很多时候，我在反思：从社会发展的宏观思路上看，心理学到底能够做什么？我自己知道这不是一个市井小民的职责，也不是个人能力所及。但是，我在一线的观察和经历，让我自问：作为学科，心理学在灾后救援和重建中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行业，我们能够做的还有那些？
我喜欢祝卓宏博士提出的“不提心理做心理”。当我们煞有其事，特别“专业”的时候，恰恰是最容易和那些毫不懂得专业的人最远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保持疆界”，做好工作边界的划分，但是当我们连工作具体该怎么切入，如何看到效果都不能够有精准的预期的时候，又该如何设置这种分寸？
绵竹安置板房中，我带着助理祝晓宁，在一个个学校的家属区做调研访谈。走到拜访过的村民家中，他们很欢喜，坚持要摘下屋檐下的腊肉煮了，招待我们。我们于心不忍，百般推辞。于是村民怅然若失：你们北京来的老师，肯定是嫌弃我们脏。赶紧解释，赶紧脱了棉袄在灶下添柴，暗中让晓宁去买菜买肉，坐下来和大家喝酒摆龙门阵。调研效果异乎寻常地好，从此学会了怎样在一线工作。
若干日子后，翻开潘绥铭和方刚两位人类学者的调研报告，看到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才知道，真正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么朴实而简单。
我由此思索自己的职业定位：我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不是“专业”，不是“研究成果”，更不是专业带来的“头衔”。我问自己，爱的究竟是什么？然后给了自己答案：我爱的是“人”！身处哲学发问中的人，身处真实社会环境中的人，身处关系独自面对自我的人！
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不懂得爱别人；等到懂得，其实不会爱别人。所以，爱一个人似乎很容易，爱一个人群，却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更需要把自己的心愿，变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琐碎事件，一点一滴做到，一寸一尺地增益。
我把这个过程，视为自己毕生的理想。我终于清晰地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应用心理学服务落地的道路。
喜欢心理所老所长张侃博士为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做的序言。尤其敬重先生作为曾经的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跳出心理学这个学科和专业，站在人类命运的角度上反思专业的人本主义精神。他忧心心理学的研究重视微观，重视“解释”，从而忽略了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的认识，特别是轻慢了人的社会性和本性。“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哲学。”
虽然没有机会，亲聆教诲，但是深以为然。心理学是我们反观人性的阶梯，也是我们自我寻求的道路。
所以，我选择了“心理资本”这样一个名词，来承载这个理想的落地。它必然会用服务的精神和行动，改变组织的文化，优化管理者的心理状态，规避不必要的突发事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它必然会以服务而不是教诲的方式，帮助家庭和学校，分析处理人际关系中的“死结”，帮助家长跳出当下的评判标准，能够站在一个未来的角度，反观孩子真正的成长需要什么样的战略规划。它必然会有一天，服务于临终关怀，抚慰那些痛苦和恐慌的临终者，帮助更多人，从超越的角度，看待生死，归纳自己过去的经历，提炼出资源，自我补给，有效传承。
我敬畏前辈们的努力，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探索实践。所以，我会把工作的 焦点放在“服务设计”，用“称斤论两”的方式，变现心理学的理论为商业的应用。我尊重人类现有最好的社会发展模式——商业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价值，更重要的是，引领我们的工作方向。这样的探索，一试7年，步步艰辛。但是，我深信指数函数精神——当前期的努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发展会成几何级数地增长。我能够做的，就是抹黑探路，但是我不孤独。身边是越来越多的伙伴，背后，是在精神层面上被我视为“娘家”的中科院心理所。
不得不说，十几年来，心理所给了我太多。从最初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到后来研究生课程班，拿到医学心理学学位，到危机干预中心绵竹站的工作，所里给了我一批优秀的老师。郭念锋、虞积生两位老师亲自带过我们的课程，林春、郑希耕、高文斌、祝卓宏等老师，夯实了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所里开放、包容、严谨、正直的学风在入行之初深深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不知道自己“蹭”了所里多少课，厚厚的笔记本在今天仍然占满书架的两三层格子；不知道自己“骚扰”过多少来所里讲课的老师，梁耀坚老师的一句建议，下定决心学习《神经心理学》；霍莉钦老师的鼓励和欣赏，在北医度过了一年刻苦研究“抑郁障碍”的时光；更不要说挤进老师办公室，急着请教一个案例，一个迷思，要感谢老师们格外的宽容，总是耐心地讲解，总是忍着劳累安排一个时间段讲透一个问题。
要感谢祝老师，作为督导对我这个哲学出身的学生近乎严厉的要求：每个汇报的案例，必须说明诊断治疗的理由；每个“症状”必须找到其生理、心理、社会三因素；每个处理，必须有相对应的理论。所以案例汇报几乎成了毕业答辩，不得不格外谨慎用心。为了“应付”，不得不将《牛津精神病学手册》中的症状梳理背下来。至今在抑郁障碍诊断中能够快速识别“三低”，这种“问诊训练”，构建起了今天为企业做咨询和服务设计的思维模式。当我自己培训管理层的时候，不由自主，首先做的就是学员的哲学范式的评估。哲学范式不清晰，学科优势就无法发挥好；工作方法必然出现问题。更遑论“改进”！心理咨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受过高质量的训练，咨询顾问的工作会越到后来越轻松。
静下心来，会常常想起所里碧绿的大草坪，黑白相间的喜鹊蹦跳嬉戏，那些跟在博士妈妈身后去餐厅打饭的小“博士后”成为所里一道风景。最初的准入门槛，就这样影响到了一个人对待专业，对待自己的态度。甚至影响到了身为管理者，对待项目和下属的态度——在我的管理中，往往采用的都是项目管理。这是目前看来，最能够激发人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管理模式，来自于绵竹，来自于心理所。
思想和文化，是有所传承的。当汶川地震发生后，心理所第一时间派出专家，承担起了救援任务；当灾后重建情况复杂任务重的时候，心理所确定工作方向，7个工作站驻扎3年。史占彪、王文忠、张雨青、王力、林春、龙迪等等专家，接力棒一样传递，守护着这块土地。其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何为科学精神，何为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没有一寸国土，片甲分文，却会星火燎原，焚膏继晷地传递下去。诚如我所敬重的老师曾经嘱咐过的那样：
“永远都要为理想做事。”
不敢辜负。
喜欢《圣经》中关于以色利民族的传说。不论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也不论被流放多久，总有一片土地，成就了一个民族，一个人群。我想，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共同守护了绵竹，其实，绵竹，才是我们每个人的应许之地。
不是我们成就了灾后心理重建，而是这份工作，这种经历，铸就了今天的我们。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