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

简介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知名的历史著作，作者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这是他的代表作。
本文是全书的阅读摘要，养分恐不及原书千分之一。作者在书中的逻辑环环相扣，分析间互有引证，观点又涉及众多方面。若想使本文通晓明白又不至于过分啰嗦，只能以几位政治人物的摘要描写为主，对于各种制度文化的论述章节，却不合适大段引述。而书中最后关于思想家代表的李贽部分，则全被省略，只因无力对其中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分析做摘要，单纯讲其个人生平，却又寡然无味。
要说原书的精华，其实尽在文中未提及的部分，作者借由当时人事，对历史和制度文化加以评述。若是有兴趣，还是阅读原书最好。

内容提要

1368年，明朝建立。太祖洪武皇帝打天下是个猛人，但出身农民的他在治国上追求的却是保守完美的小农经济体系。落实到实践，就是将民众“种在地上”，重农抑商，制定保守的军事制度与经济制度，旨在全国范围形成蜂巢状的封闭循环体，以期望各地民众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保持最简单的社会关系。这种状态下管理相对轻松，国家整体却僵化得难发展，虽然开朝时尚能以当世发达国家自居，但到了二百年后的万历年间，旧制度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统治精英们或锐意进取、积极改革，或调和矛盾、平稳优先，或消极怠工、随遇而安，却无一不走向失败乃至悲惨的结局。
本书从万历年间几位政治人物的评述出发，对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通读全书后，能够深感社会制度力量的强大，这种强大是身处其中的任何个人都无法对抗的，无论是最高统治者皇帝、首辅、军事统帅、文化精英，都在这制度洪流中显得无比渺小。具体的讲，即便在帝王时代，制度改革也不是皇帝一人开化就可以的，这对现世政治经济领域中“明君情结”的广泛存在是一种提醒。

死后被清算的改革派——张居正

万历皇帝9岁即位，按之前历史的套路，很有可能出现叔父亲王、丞相重臣把持朝政，乃至最终废帝篡权的戏码，但实际上，最终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是首辅大学士张居正。
明成祖永历帝夺位后，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此外，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而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兼顾问，虽然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在行使着丞相的职权。在大学士间有主次之分，主者便称为首辅。
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万历皇帝9岁临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独断人事任免，以强力推行改革，虽能够施行，却也招致许多反对力量。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丁忧，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然而皇帝时年才十五，万事仍需要张居正的帮助，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有先例。
但反对“夺情”之音四起，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使未受教育的愚民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然而，反对者迅速受到了严厉的惩戒，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和依赖，在此时达到了顶点。
1582年，张居正病逝，皇帝逃出了权臣的羁绊，而在成为父亲后，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自此开始，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柔弱的印象，他励精图治，亲自作出一连串重要的国事决定。另外，他也要尽快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继任首辅张四维也期望在反张过程中巩固自己的势力。不出意料地，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一场倒张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参与者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时的政治形势已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1584年9月，皇室正式宣布了张居正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籍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张居正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在此之前，其长子已自杀身亡。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但他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有生之日，他还可利用权势压制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心血事业便随之付诸流水。而他施政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

维护和谐社会的保守派——申时行

申时行被任为首辅，实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不久其父亲也不幸去世，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不起。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申时行就任期间之所以采取保守态度，多半因为在前任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当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想必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而在他之前的八位首辅，只有二人得以善终，首辅们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
于是，申时行采取了一种平稳过度的施政手段，他努力在文官系统和皇帝间进行调和，做一名和事佬，也就是在他任上，立储问题被不断的放大。

消极怠工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他渐渐发觉，摆脱了张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
这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代替皇长子为太子。出于报复，他从励精图治的形象，转成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首辅申时行本应是这场冲突中决断型的人物，但他既不愿意面对文官集团的责难，又不能够对皇帝进行有效的规劝。
皇帝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早已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后，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万历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庆幸的是，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于是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年。
在此期间，朝堂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孛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
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立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宫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三皇子被封到河南之后也依然如此。那位三皇子的生母郑贵妃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皇帝的消怠，也对文官系统的激励产生了巨大伤害。文官们拥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即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上述两点皆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就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文官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另一方面，皇帝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使得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渐渐地，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不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瘟疫，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一名消极怠工的皇帝，加之一名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准则的首辅，使得王朝体制的弊端无法被修复，反而变得越发的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面对体制上的欠缺，只能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符。说得严重一点，这种道德标高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制度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不合实际的理想派——海瑞

海瑞在当代是个名人，多半因为几十年前的一出戏。
而回到万历年间，在海瑞从政的二十多年，同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海瑞的一生经历，凸显出一个道理，个人道德之长，远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开国洪武帝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海瑞单纯的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在具体处理问题时候又过于自信，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其失败结局的注定已不言自明，若要评价其人，实为“志大才疏”。

推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失意武将——戚继光

从洪武开始，明朝就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按照当时制度选拔出来的高级将领，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而是确保国家内部不会出现军事内乱。
然而，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其军事败坏尽人皆知，但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被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在东南沿海，一股不到七十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明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十二万人。
面对军队的破败，戚继光从制度、赏罚、战法等各个方面对其所统帅的军队进行改革，造就了贴有个人烙印的“戚家军”，但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想要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使得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在事实上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也不是完人，其私生活混乱、在麾下搞宗教式的做法，他贿赂张居正，使后者成为他在宫廷内的庇护，如果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
戚继光的可取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接受现实，以“尽我所能”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然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张居正死后，戚继光遭受牵连，被罢官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这本关于失败的年鉴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身败而兼名裂。
各方面的分析与判断都指出，明朝的种种体制的病根，早已被前人种下，到了万历一朝，帝国已近病入膏肓。其中个别人如何选择，对于整个体制的影响都微乎其微，甚至会被体制的力量所湮没，最终面对悲惨的结局。
这便是万历十五年的年鉴，这个朝代一部关于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