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定点帮扶一个离学校不远的村子里的贫困户。
基本每周到村子里去一次至两次，村子里的村干部，村民，特别是贫困户都与我们成了老熟人，有些还成了好朋友。
整个村子很小，据村里资料介绍，全村最高峰时期人口800多常住人口，现在常住人口不足200人。从人口的锐减，可以看到乡村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当然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帮扶贫困户，所以我们队村里的贫困户了解更深。
我把整个村子里的贫困户分成几类，这个在其他村也很有代表性。
第一类，先天残疾
在我们的村帮扶的村子这样的贫困户有三户。
一个哑巴，男性，50多岁，父母双亡，跟着一个单身汉弟弟一起生活。
幸好这个哑巴身体健康，智商正常，较之他单身的弟弟个人生存能力更强，平时在家种几亩地，养几只牲畜，吃饭吃肉基本没有问题。农闲时，到镇上做点小工，老实，肯出力，很多人喜欢他。
还有两个弱智。一个50多岁，男性，兄弟姐妹都没有，一直是村里的五保户。
明年村里准备送敬老院。一个也是50多岁，男性，不仅弱智，还有轻微的腿部残疾。
对于这一类贫困户，一般情况下只能低保兜底。因为他们实在没有能力脱贫，甚至是自食其力都不可能。
第二类，后天形成的残疾。
这一类人大都是40岁左右的男子。他们致残的原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2010年以前在煤矿事故。
整个村子这样的人有三人。致残之前都是挖煤的农民工。
出事的年代基本是2000年到2010年代。这一时期煤炭业红火得发烫。打工进煤矿能挣大钱。但是这一时期也是煤炭事故多发时期，而且是补偿最低的时期。
这三人中有两位高位截瘫，常年只能躺在床上，好在现在有电动轮椅，村里公路很平整，不时还可以坐上轮椅到村头溜达，但是一定要有人帮助。
这两位的年龄都是40多岁，没有结婚。
其中有一位跟我讲到就是准备结婚那年造了新房，还准备挣一年钱和未婚妻办酒席，结果在煤厂出事了。当然婚也没有结成。未婚妻照顾他一年后嫁到了外地，现在还常常通过电话微信联系。他是2002年出的事，当时煤矿给他补偿了20多万。他现在每天要吃药，年迈的母亲照顾着他。幸好他脑袋和手没有受伤，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给村民提供烟酒酱油等生活用品，基本上每年有上万的收入。就是因为他有收入，当时村干部是不同意他评为贫困户的，是他自己坐着轮椅带上母亲到镇里找书记解决的。
另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因为在他哥哥办的煤厂出的事，当时没有赔偿，现在跟着哥嫂过日子。也是60多岁的母亲照顾着。
还有一位的残疾轻微些，可以杵着拐杖行走，他买了一个电动车在村里拉客。
交警每年抓他几次，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不仅把他人送回家，有几次还帮他把车修好加固。但是拉客的收入很低，基本上每天就20,30的。家里有个60多岁的父亲，父亲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人，一天都难得说一句话的那种。
第三类，因为家庭成员疾病导致贫困
这类型的贫困户在村里最多。
这类贫困户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家庭成员长期患病，第二种是家庭成员偶发大病的。
家庭成员患病，不仅失去了劳动能力，平时还需要一笔钱吃药，在医保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样的家庭生活是很困难的。现在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规定，贫困户的医疗保险由国家代缴，而且贫困户到医院住院治疗，最高可以报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费用，大大减轻了贫困户的就医压力。
遗憾的是第二种家庭成员偶发大病的，如果自己没有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也没有其他任何医疗保险的话，一个家庭就有可能由于某个家庭成员的一次大病把一个家庭拉进贫困的深渊。同时由于贫困户的认定工作的复杂性和延后性质，这类家庭很难很快享受贫困户的就医政策。很多时候这类贫困户只能一家人独自面对灾难。
第四类，因为不良嗜好导致贫困
不良嗜好包括吸毒，酗酒，赌博等。
我所调查的村子还算民风淳朴，没有吸毒的。但是酗酒成风。酗酒成瘾的人至少有10个以上，都是严重的成瘾者。这批人年龄都在45岁以上，男性占绝大多数。一般情况都是妻子儿女外出打工，这些男子在家务农。因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农村的农活不是很多，所以这批中年人闲来无事就爱上了喝酒。
据调查，这个村子在近5年内有6例死于酗酒。两例是酒醉游泳致死，三例是酒精成瘾，导致肝病等疾病死亡。
这类酒精成瘾者一般都失去了劳动能力，更糟糕的是，这类人还经常在村里甚至镇上酒醉闹事，给社会治安带来挑战。村里有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就因为酗酒多次醉酒后驾驶机动摩托车，被派出所拘留过多次。但是他累教不改，加上酒精依赖特别严重，家里人只好每年送他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时间。
赌博致贫的人最不受大家待见，这类人不事生产，不劳动，不外出打工，整天流连在村里镇上的茶馆或者三五成群，自己组织赌局。
这类人主要以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为主。
一般这类人都是债务缠身，但是生活消费偏高。这类造成的最大社会隐患是他们极大有可能参与传销诈骗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
第五类，因为迷信导致贫困
在村子里调查，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农村还有一部分贫困人群是因为迷信。
这类人以50岁以上的人群为主，其中妇女占大多数，少部分中老年男性。
这些人家里没有读书的年轻人，有小孩也多少很早就辍学了的。
有部分人是受了以前的邪教和非法会道门的影响，他们不信科学，不信政府，他们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坚信他们相信的东西一定会降临人间。
他们有时甚至参加一些秘密聚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购买一些非法印刷品和一些我们正常人都不知道是何物的东西。
我甚至认识一位大叔，据说以前是个“神医”，他给任何人治病都是往病人嘴里吐一口唾沫。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因为非法行医被劳动改造过。家里一贫如洗，一个30多岁的儿子跟着他，连裤子都没有一条像样的。政府给他家里几只羊，也喂得要死不活的。
这位大叔说话很特别，他基本上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你得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搞懂他的体系。比如他称太阳不是我们用的“太阳”或者“日头”，他用的另外一个词。村子里也就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话，也不知道他这套语言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又不能把它归入精神病一类。
综上，我们扶贫的工作，要对症下药，任重而道远。
根本上，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很重要，社会风气引导，智力扶持也是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