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惟宏
贵阳黔灵山九曲径石壁上“虎”字摩崖石刻，高4。5米、宽3。8米。它以草书一笔书就，苍劲有力、虎虎生威。凡游人于此，无不驻足，对其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所叹服（图一）。
关于“虎”字书写者，历来存有两说：一说赵德昌所书，一说赵德昌的幕僚竹雅孙清彦代其所书。持后一种说法的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陈训明先生。他的《黔灵山“虎”字是谁的手笔？》专论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主办的《造型艺术研究》1987年第二期刊物上。 另外我省著名学者、文史学家陈恒安、戴明贤、知舟、吴正光、何静梧、曹如人、顾朴光、顾雪涛等，也在他们的文著中持这一说法。笔者为孙清彦五世孙，祖上也传下“虎”字为高祖所写一说。曾写过《黔灵山“虎”字揭秘》一文发表在2003年9月27日《贵阳日报》“文史角”上。后转载于2009年《贵州书艺》杂志第一期。尽管如此，网传更为广泛的百度百科、黔途网《贵州历史人物》上，仍认为“虎”字是赵德昌所书。何况，“虎”字摩崖的左边落款明明是“岱山赵德昌书于九华宫”呢。
有不同看法各抒己见当属争鸣。至少，能让人们对“虎”字背后的掌故和相关人物有所了解，丰富那一时段的历史文化，也是大有脾益的。
（一）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人物，以及书写“虎”字寓意。
“虎”字摩崖右方，刻有一行字：咸丰庚申腊月。咸丰庚申即咸丰十年（1860年），是史称“咸同之乱”的年代。
赵德昌（1833--1899），字达庵，郎岱（今六枝）人。咸丰四年（1854年），赵德昌在家乡加入了前来平叛的滇军队伍。六年，以“参将”一职转战云南。赵德昌到云南后到处招贤纳才。此时其麾下，武有赵德光、赵德新之属，成为他冲锋陷阵、生死与共之兄弟；文有一帮滇之文人名士，其中就有刚投笔从戎的书画名人孙清彦。九年，赵率其精锐回黔，奉檄于平越（今福泉）抗击何得胜、贾福保义军，时赵德昌任镇远镇总兵。
孙清彦（1819--1884），字士美。号竹雅（常以号行），云南呈贡人。孙氏系明朝由南京调来屯守云南官兵之一族繁衍下来后裔，到清代，昆明、呈贡一支已是书香世家。孙清彦少时迁其叔孙铸（昆明“大观楼”牌的书写者）家，与家屋兄弟孙清选、孙清士一起学习书画，孙清彦更具禀赋。20岁与蒋氏结婚后，“余弟兄得以专事文艺，恭人之力也。”（摘孙清彦撰蒋氏《墓志铭》）。说明这时他已是“书画”专职者了。在他《学术枝言》碑文中，说他仿清代大书法家王文治的字已到了以假乱真、可以卖钱的程度。咸丰七年（1858年），回族义军攻打昆明，获廪生的孙清彦自然站在官府一边，加入到赵德昌参将的麾下，襄理文牍，并随赵德昌转战入黔。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新授贵州巡抚刘源灏至省城，时东北数十里皆贼踪”，“于是以赵德昌节制近省诸军”。五月，义军攻陷修文向贵阳逼近。赵德昌见形势危在旦夕，“非拼死战不能救”，六月，赵德昌在“各营挑选勇敢兵练，多方激励，涕泣誓师，愿效死力，军威一振，节节进剿”。经“赵家军”奋勇抗击，十四日，修文城收复。这一血战，使“省城军务大有转机，省垣不致受困”。此战，赵德昌“勋劳卓著，为黔中不可多得之将才”（本段引文，皆摘自《贵州通志·前事志》刘源灏奏本）。从此，赵德昌威名大振，后官职升至安义镇总兵、署理贵州提督。
“虎”字题款的时间正好是赵德昌收复修文后的“咸丰庚申”的腊月。
赵德昌一行从军事防御需要出发，登高览势，观察贵阳地象形势，见贵阳处群山环抱一盆地之中，其西面，山势如虎踞，若古代天文的西方七宿；其东面，山势如龙盘，似东方之七宿。故而在得胜后在西面最为雄奇的黔灵山题一“虎”字，在东面最为峻拔的东山留一“龙”字，合为“虎踞龙盘”，赞贵阳山川形胜。而暗里，赵德昌以“虎”、“龙”二字，寓意赵家军如下山猛虎、倒海之龙，威师无敌。故而字要写大，并以狂草之，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慑，见字如见赵氏军门的威武和勇猛。
（二）
持“虎”字是赵德昌所书的主要依据是：一、文献中提到赵德昌能写擘窠书。二、清末贵阳诗人颜嗣徽写的《赵军门虎字行》诗中提到赵德昌写了“虎”字。三、赵德昌《枕戈室吟草》诗集中有他写大字的诗句。
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并不没有证明“虎”字就是他所书。
历史文献中有两处提到赵德昌能写擘窠书：一是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赵德昌》（以下简称《志传》）中有“赵德昌军旅，颇习文学，著有《枕戈室诗草》未梓。擘窠书亦可观，尚有存者。”之后并没有举例。二是任可澄写的《赵公德昌传略》（以下简称《略传》）中记有“所著枕戈室诗钞，多可传之作，又善擘窠书，筑黔灵山寺有公撰书联，联云：‘苍海悲群溺；乾坤有大雄’。笔力奇伟，语意尤沉。’”
以上两文都对赵氏的文学（指其诗作）和书法成就作了评价。两文都将赵氏的文学成就列于前，书法成就列其后，说明都认为其文学成就大于书法成就。而赵德昌的文学成就主要指由他本人抄写未出版的诗集——《枕戈室吟草》。可以这样推理：如果“虎”字真是赵德昌所书，那么两文的撰文者绝不会把一本未出版诗集的成就置于足以让观者震撼、叹为观止的“虎”字艺术成就之前。这样的评价岂不轻重倒置？
任可澄撰写的《传略》提到“又善擘窠书，筑黔灵山寺有公撰书联，联云：‘苍海悲群溺；乾坤有大雄’。笔力奇伟，语意尤沉。”可惜此联今已无存。分析这段文字，耐人寻味：既然说赵德昌善擘窠书，还点出黔灵山，那么，为什么不列举黔灵山的“虎”字，列举的却是寺里的一楹联？难道寺庙楹联上的字比摩崖“虎”字更具有“笔力奇伟”的代表性？善擘窠书而不举“虎”字，点了黔灵山也不举“虎”字，“笔力奇伟”还不举“虎”字，加之《志传》中也没提赵写了“虎”字，显然，这里已经暗示出一个答案——“虎”字不是赵德昌所书！
对颜嗣徽《赵军门虎字行》诗中说“虎”字系赵德昌所书的问题。诗中的确有“远观凛凛生气逼，近视淋淋墨光滴，将军摩崖留名迹”，以及“白日退舍金退垣，苍弓为人回霁颜。膀肩一具酒一斗，痛饮沉酣起缚帚。落笔烟云奔赴肘，书成擘窠字逾丈。腕力犹劲神骨旺，生蛟巨螯屹相向。良工镌刻细摹刻，头衔里居姓氏刻，猩红钤印记年月。字有光芒虎有神，字如虎兮虎如人，将军无乃自写真”等这些诗句，所以认为是赵德昌所写无疑。
颜嗣徽（1835-1902）是清末贵阳著名诗人，于同治九年（1870年）中解元出道。写《赵军门虎字行》的诗是他出道之后的事。而黔灵山“虎”字是1860年写的。显然颜嗣徽并非亲眼看见赵德昌在写“虎”字。诗里一开始写了九曲径上的景致，然后才接上“远观......”的诗句，再“近视”到“虎”字和“将军摩崖留名迹”的，于是才产生了联想。可以说是望“字”生义、见“名”思人。诗中描述的写字和刻字都是诗人的想象。又因为是将军留名迹，自然联想到赵氏兄弟的英勇无畏和勇猛顽强。从“字有光芒虎有神，字如虎兮虎如人”的感受中，得出“将军无乃自写真”的结论。请注意，他的这一结论只证实了赵德昌是以“虎”来暗喻自己，让人见字如见到他威震一方的寓意。
所以，该诗只回答了“虎”字寓意的是什么，却没有回答“虎”字是否为赵德昌所书的关键问题。
至于说赵德昌《枕戈室吟草》诗集中有描述他写大字的诗句问题。诗集中的确有两首诗提到了他写大字。一首是《甲子驻军官风台秋夜遣怀》：“风静空山月近寺，今宵闲暇无一事。呼童磨墨两三池，待我酒酣写大字。”另一首是《古砚》：“小住蕉窗似绿天，端溪片石共流连。投戈但愿如投笔，买砚还欣胜买田。自有清池容海水，常因磨墨起云烟。良朋满座同声赞，无怪征夫喜欲颠。”
我们再回到九曲径看“虎”字摩崖。它正中是一笔书就的“虎”字，右、左有边款。可以说，书写者是意在笔先，经过充分的酝酿，对整屏的布白有充分的思考；这“虎”字，讲究独字的章法和结构，下笔、运笔、折笔、绕笔、收笔皆有充分把握，谙熟于心、深思熟虑后，才一气呵成的。所以整屏字显得极为完美。它不可能是“闲暇无事”、“酒酣”后写出来的大字，更不可能是“良朋满座同声赞”的氛围里，在“喜欲颠”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大字。
应当承认，赵德昌的诗写得很好，字也是能够写的。《枕戈室吟草》就是他的手迹。其中，封面“枕戈室吟草”5字是行书，虽也放笔直书，但笔锋显露却无雄健之感；竖笔呈倾斜之势，尤其“草”字最后一竖，虽也拉长，却无力。扉页上的“会魁进士”4字为中楷，笔干生涩，有填笔。誊写的诗文是小楷。整体不错，字迹工整、笔划规范，俨然是“馆阁体”（图二）。从整体看下来，这些字无法与“虎”字的风格、工力相比。
或许有人提出，一个人的书法风格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枕戈室吟草》成集是赵德昌收复大定府（今大方）的1867年之后。一个人的书法不可能是先优后拙。因此可以认定：《枕戈室吟草》的字迹与“虎”字，非同一人所书。
以上几点，不能证明黔灵山“虎”字为赵德昌所书。
（三）
“虎”字不为赵德昌所书，又怎么能证明是孙清彦所书？笔者也理出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文献上有“赵款而孙书”的记载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名胜古迹志》中，把当时崇真寺称为安顺城内三大名寺之一。文献对崇真寺中所书写的额匾有如下记载：“二层灵官殿三间，额曰‘雷声鞭影’题为赵德昌。用笔类祝枝山，极潇洒淋漓之至”；“祖师殿五间，额曰‘德济南离’，其上又有‘法界仙都’四字。每字高可六尺，宽可四尺，为全省罕见，亦署提督赵德昌款。其实与‘雷声鞭影’四字同为孙竹雅太守手笔。殿中有联曰‘统北极之星枢，何但蛇驯龟伏；扫南黔之妖魅，谁非旆影剑光。’联长一丈尺，亦赵款而孙书者。太守工书，能画竹。题画尝多仿苏、米，独此联额法李阳冰云麾将军碑，精心结撰之作也。”文中提到“赵款而孙书”，即指落“赵德昌”的款、由孙竹雅所书！可见，署名为赵德昌、实为孙竹雅所书的“赵款而孙书”的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此事。
——孙清彦书写过与“虎”字极为近似的字
笔者曾在六枝米氏家发现当年孙清彦任郎岱同知时，给米氏先人书写的一本字帖。其中以行书书写了道家《性命圭旨》中《伏虎图口诀》三首，里面出现了多个“虎”字。我们知道，书法忌讳在同一作品中对一个字的相同写法，一般以形体多变的方式来获得书法灵动之美感。口诀中多个“虎”字也呈多种写法，其中的一个“虎”字，从起笔、运笔、拐折、弯绕，到最后一竖，也笔直而下，只因上下有文，笔锋不作停顿后收回，而是提笔与下面文字相呼应（图三）。把它和黔灵山“虎”相比较，字形、字样近乎一样。最后一竖表现出一行字和独字的不同章法。
好在我们已进入电脑时代，笔者应用电脑将孙清彦的字尽量收集并进行整合，把黔灵山“虎”字分起笔、运势、收笔三个部位，与孙清彦书写的字的相关部位进行比较。（图四）可以看出，不论哪个部位，其运笔轻重缓急、走势等都是相同或近似的。
笔者再以“虎”字摩崖左边款“岱山赵德昌书于九华宫”10字同孙竹雅手迹中找出相同的字统一颜色和大小，排成竖行，进行对照（图五）。可看出两者之间，字形结构无异、运笔走势一致，显现出完全相同的风格特点。
——从赵、孙署名的文中找出完全相同的字迹。
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内左侧有四块署名为“赵德昌”或“达庵”的石刻，笔者挑出其中《图云关忠楼记》的碑文，与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由孙清彦书写、赠给赵德昌的杜甫诗《秋兴》第八首书法作品进行对照（图六）。两幅作品皆为行书，不足百字。虽然内容不同，但细加鉴别会发现，字迹中的点、横、撇、捺、竖、钩以及连笔、偏旁、部首的写法都是一致的，其中的“入”、“头”、“昔”、“余”、“吾”、“自”等字以及“也”字和作为偏旁“也”，都是完全一样的！两幅行书作品中相同字的写法完全一样，却是两个不同的署名，结论只能是非此即彼。
笔者再把立于东山署名赵德昌的《重游东山》五律诗碑刻与孙清彦书写的《花鸟画册页-序》中的文字进行比对。五律诗碑刻共57字，除去重复的3字，仅54字。两文中发现相同的字有14个，写法完全相同；偏旁部首中有相同写法的12个（图七）。这样算来，相同字和偏旁部首相同字已达26字，已占碑刻字数的48%了。字迹相同而署名不同，结论同样是非此即彼。孙清彦的字迹能够在他相关的书法作品中得到印证，而赵德昌却不能。这说明《图云关忠楼记》、《重游东山》石刻也是“赵款而孙书”吧！
——孙清彦有写擘窠书的实践和总结的经验
孙清彦入黔后，不论是战局的紧迫还是卸任后的闲暇，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书画。这里且不说他的画，即便是其书法至今留存的，也是比较多的。笔者知道，仅其榜书、擘窠留存至今的就有：昆明市中心金碧广场上呈“品”字型的“金马”、“碧鸡”、“忠爱”三大牌坊的额题；昆明翠湖公园“春醉蓬莱”额坊；兴义有“祥凝紫气”石刻、捧柞镇“西南屏障”石刻、“盛世桃园”摩崖；沿河县乌江出口蛮王洞岩壁上“惊涛拍岸”摩崖等。后几屏石刻、摩崖上的每一字都超过1米见方。
孙清彦写了《学书枝言》，碑刻于兴义笔山书院。不幸被毁。最近发现其拓片及残碑碑文。有熊洪斌专家整理后，知道它是一篇书法理论的弘文。孙清彦在此文中对擘窠书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从来写擘窠书的人写小字显得笨拙，写蝇头小楷的人畏惧写屏障大的书法，这是不得“书法之道”。只有掌握书法之道，才能“惟势蓄胸次，意在笔先，跃然而横绝太空，落从天外，起伏动荡，宛转逥翔。即一点画之间、接脱之际，有如龙蛇屈伸，山川险阻，所谓‘咫尺具千里之势’。都此也。”（图七）这是他写擘窠书的心得体会，是经验之谈。
——孙清彦是大清康熙皇帝书写的“滇黔锁钥”的重书者
黔灵山“虎”字笔力雄健，酣畅淋漓。可以说，没有深厚的书法工力和造诣是写不出来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岭御书楼，因康熙皇帝曾为关索岭城楼书写过“滇黔锁钥”匾额，故名 “御书楼”。后楼遭战火而毁。重建后，当时的官府文坛一致首推安顺知府孙清彦来为康熙皇帝代笔重写。于是，孙清彦用颜体写下“滇黔锁钥”4个大字，镌刻在九龙透雕彩云图案为巨边的蓝底匾额上，右上楷书“康熙二年御笔”，左下楷书“臣孙清彦拜书”。额上方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印玺。镌刻的字、玺全部填金，煞是庄重、堂皇。“御书楼”和这一匾额一直到“破四旧”时遭毁，今仅存屋基遗址。1987年出版的《贵州省志·名胜志》、民国《关岭县志》和一些文史书中，对“御书楼”上孙清彦为康熙皇帝御书的“滇黔锁钥”重新书写的史实都有凿凿记载。想想，如果孙清彦的书法不怎么样，会被首推他吗？抑或推了，他敢拜书吗？
以上四点，可以证明黔灵山“虎”字和诸多的署名为“赵德昌”的摩崖石刻，均出自其幕府中的文牍——竹雅孙清彦之手。
（四）
如果我们知道赵德昌和孙清彦之间的关系后，对孙清彦甘愿为赵德昌书写“虎”字会有更多的理解。
赵德昌带孙清彦进入贵州后，视为幕僚，成为他功名卓著的得力助手。于孙清彦而言，随赵入黔后，举目无亲，唯有依靠自己的上司，甚至连家眷都迁到赵德昌的家乡郎岱。因此，他们之间不仅仅在仕途上是上下级关系，更有相互依赖关系。
在诗书艺术上，他们是师徒关系。赵德昌行武出身，在其《枕戈室吟草》的序言中，写了结识孙清彦等滇省名士后，见他们经常吟咏，“余以髫年浅，虽口谢不敏，而心实羡之。”之后才开始学诗。在《和孙竹雅太守白水河观瀑原韵（并序）》中，写道：“乙丑秋，吾友孙竹雅太守卸南笼郡篆，赴省省亲，道出习安。适，余由黔定平远旋师，提督把晤时，出其途中所作白水河诗见示，清诗浣月，健笔凌云，洵称佳搆。余依韵学步数章”，“虽循声按拍无殊依样葫芦”。这里，赵德昌把自己学诗和作诗说得非常谦虚，但向孙清彦等滇省名士学习作诗写字之事确实是真的。在《和孙竹雅太守白水河观瀑原韵》第一首诗中，赵德昌就写下了“名士高吟留翰墨，仙翁醉卧当蓬莱。痴心欲学丹青笔，画图银河下九陔。”的诗句，表明赵要痴心向孙学习的意向，当然指的不是绘画，显然是他自己也爱好的书法艺术。
几年后，他俩关系还发展到亲家关系。在孙清彦为其夫人蒋氏的《墓志铭》已有记载，恕不赘言。两人既然有这样的多重关系，孙清彦哪会计较替赵德昌“捉刀”之事呢？
“虎”字摩崖不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黔灵山增添了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厚重。长期以来，在很多介绍贵阳名胜古迹的文章或书籍里，对黔灵山“虎”字摩崖往往是一笔代过，以免引起“立场观点”的敏感。今天，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评价和鉴赏“虎”字的书法艺术。这么大的一字，以狂草一气呵成、一笔书就。其笔力超群、雄劲挺拔的艺术功力，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结构和气势的完美。应该说“虎”字可称为书苑里的一朵奇葩，是贵州首屈一指的书法艺术魁宝！
附图
（图一）一气呵成、一笔书就的黔灵山“虎”字，高4.5米、宽3.8米，苍劲挺拔、气势恢弘、栩栩如生。
（图二）用今藏于贵州省图书馆的赵德昌《枕戈室吟草》手迹（局部）与“虎”字进行比较。两者风格特点大相径庭。
（图三）孙清彦给米氏书写的字帖，其中《性命圭旨》中所书写的“虎”字，其笔划、弯折等皆与黔灵山“虎”字极为相似。
（图四）用孙清彦书写的相关字的起笔、运笔、最后竖笔三个部位与“虎”字比较。其运笔走势都是相同或相近。
（图五）从孙清彦手迹中找出相同的字（左）与“虎”字摩崖左边镌刻的“岱山赵德昌书于九华宫”字迹（右）进行比较。显现出完全相同的风格特点。
（图六）用今藏于贵州博物馆的孙清彦《秋兴》书法手迹（左）同图云关署名为赵德昌的《图云关尽忠楼记》碑刻字迹（局部）比较。其中“入”、“头”、“昔”、“余”、“自”等字以及“也”字和“迤”字中的“也”写法完全一样。
（图八）孙清彦《学书枝言》碑文拓片，对写臂窠书的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