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工厂远离市区，每天呆在那巴掌大的地方，我的心像被装进了密封的玻璃瓶，闷得发慌。因此，我中午经常出去转转，透透风。离我们厂最近的是机场路。这是一条很窄的小街，一辆公交车开过来，基本上就把路上堵死了。路两边的门面房都是民房改成的，很小，一间挨着一间。每一家的商品都是那么的多，连门框上都挂满了，像一个大的花环，装饰着自己的门面。里面摆不下了，就溢出了门外，卖衣服的就把衣服摆在了外面，卖电瓶车的就把电瓶车支到了外面，卖日杂的就把小桶笤帚摆在了外面。总会看到一两个老人，站在自家的门面房前，一动也不动地望着什么地方，无所思，无所求，任自己在闲散的时光里浸泡。这就是我们淮安人所说的“望呆”吧。
在这众多的门面房中，吸引我的只有两间。一间是叫“刘二理发“的老字号理发店，我经常光顾。男主人五十左右，手艺一流，每次他逮着我的头，喘着不顺畅的粗气，三两下就把我又黑又硬的头发整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但我有点忍受不了这里的脏乱，一走进去那些杂物就像全都塞进了我的心里，这样令人不爽的环境似乎还原了一个老剃头匠的生活本质。每次剃到刮胡子这一环节，看到那个唯一的已经洗得发旧发薄的毛巾往我的嘴上捂，我都紧闭着嘴唇，拒绝着上一位的说不出名字的什么病毒。毛巾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为什么就不能多买上几条，放在水里煮一下，轮流晒晒给我们用呢。我想开口，但又怕改变不了几十年的老规矩，去过多次之后，实在等不来一点改变，只得忍痛另觅下家。
另一间是挂着绿色招牌的邮局。这个邮局很小，正常值班的只有两个营业员，一个管储蓄和代收费，一个管收发邮件等杂务。前几年，网络虽然兴起，但对于我仍很陌生，我仍习惯于花上几个晚上，像刻钢板一样，将写好的文章一笔一划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第二天中午，我什么也不做，直奔邮局寄信。为了防止写好的稿件放在口袋里揉皱，我通常是把稿件平整地压在一本16开大的书里，外面再套个塑料袋，然后平放在车篮里。到了邮局，我认真地填写着报刊编辑部的地址，内心充满了想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像花朵吸引蜜蜂一样，吸引着我们的心不远千里地飞过去。为了使信件能够准确地到达指定地点，我每封信都会写上责任编辑的名字，并在后面恭恭敬敬地连缀上“老师”二字 。信封写好后，我会平举着信，佷神圣地把它投进邮箱，然后开始等待，等待“希望”以同样的路径回流，有一天突然会啪的一声掉进我的心里。
做完这些，我并不急着离开，而是在里面随便转转、看看，我非常乐意去寻找机会，帮一些不识字的妇女和老人填写信封和包裹。那些老人很可爱，感谢的话往往要说上好几遍，他们生怕自己的话被风劫走，流不到我的心里。但现在写信的人少了，到邮局办事的人也很稀，冒不出机会，我就远远地望着那些穿着绿色工作服的营业员忙碌，我想象不出她们穿其他衣服时的模样，我看着她们都感到非常亲切，仿佛她们和我前世有着什么渊源。
我的感觉没有错。有一年春节临近，我回老家的心一天比一天迫切，每天都在盘算和准备着回家的事，提前买车票就是其中之一。但我所在的位置是开发区，离汽车站较远，这件事挂在心头几天也没办成。后来从本地的晚报上漏出消息，邮局的各个网点也代售车票。我大喜过望，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就利用午休时间直插邮局，三两下跨上台阶，胳膊刚一点到淡绿色的大理石柜台，就急切地问：请问你卖不卖车票？卖，你到哪儿？到梁岔。接下来是一阵弹钢琴一样的电脑键盘敲击声，余音未消，她就紧接着告诉我：八元一张，早班是上午七点，晚班是下午六点，每半小时一班。那个女营业员动作连贯紧凑，如行云流水一般。我也努力地配合着，适时地递上了三十元钱，并竖起了三个手指头—--买三张。
可是，她那令人赏心悦目的职业动作却出人意料地中断了，对我的话没有了回应。我诧异地问：怎的？她抬起头望着我，似乎有一缕阳光直射过来。她用缓慢商量的语气对我说：我们每张票要收两元手续费，你三张票就要收六元，不划算，你还是到车站买吧，好不好。也许是她怕我不理解、不认可，在说到“好不好”时，她的声音柔软得立刻箍住了我的心。我一时愣住了，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为了考虑对方的利益，会把到了手的生意推回去。现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先把你引进来，快速地出票、收钱，等到一切既成事实后再向你说明，你能不就范吗？可现在，我就是不在乎那几元钱，也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美意。我在连续三声的“谢谢”之后，赶忙往外退，内心的感动使劲地往外漫，洒落了一地。我突然想到，这些穿着绿色服装的人，也同样有着一颗绿色的心。我还在想，什么样的职业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人去做，这样的职业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
现在城市总是不停地向外扩张，我所在的工厂又要搬到更远的地方 ，以后很难有机会到机场路上闲逛了。但 机场路上的邮局，像一枚小小的树叶，永远碧绿在我孤寂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