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姐去北京

霞姐不是第一次去北京。

霞姐住在农村，并不是每个农村人都能去北京。北京是大城市，首都，有毛主席，也有故宫长城天安门。霞姐第一次去北京时，我正在济南上学。她从北京转回济南，我去火车站接她。坐公交车，车费一元，霞姐似乎很惊奇，叫了起来，北京才四毛，似乎整个车厢都听见了。济南是泉城，霞姐去济南，当然不是去看泉旅游，而是看病。

霞姐有个小儿子，两岁时才发现走不稳，尖着脚走路，像一只瘸腿的狗。去北京儿童医院诊治，是脑瘫。霞姐这才明白，为什么儿子瘸腿，眼睛斜视。这孩子似乎注定要走上一条身残志坚的道路了。

霞姐坚持给儿子治疗。

在北京儿童医院折腾很多天，霞姐转回济南儿童医院。霞姐说，北京儿童医院会更好，可惜太贵。陪伴霞姐一起来的还有孩子爸爸，我叫他旺哥。旺哥还没有我年龄大。早早辍学回家，拾起祖传的手艺，像他父亲一样，杀狗，卖狗肉。

霞姐和旺哥是媒人撮合而成，霞姐起初反对。霞姐中学没毕业，就去苏州电子厂工作。每一次回家，据说都能引起轰动。霞姐面部轮廓不错，眼睛小美中不足。她割了双眼皮，眼睛就大了，长睫毛，双眼发亮光。她皮肤白净了，十指尖尖红指甲。霞姐穿衣洋气了，手臂带镯子，脚踝挂铃铛，走起路来，铃铛响叮当。霞姐回家真排场，村里人见到会说，电子厂能挣大钱啊。我见到后，以为不是那不是霞姐，不敢看第二眼她的眼睛，也承认她漂亮了很多。她身边还有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模样都还交口称赞，家里是河南的，也是农村人。我叔不同意，只是说，嫁得太远了。叔想要儿子，计生部门看的紧，强行打掉了。霞姐自然不开心，绝食大吵大闹了几次，把我叔都快要气病了，也把自己气病了，输了一天液，才清醒过来。

醒来后，我叔对霞姐的婚事，依旧不同意。终于，霞姐答应相亲，见了面，订了亲，收到的礼金都比人家的多，也是找到一家富婆家。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两个人走在一起，经过千辛万险才走在了一起。结婚之前，两个人三翻四次闹别扭，差一点就谈崩了。我们那里的风俗，如果说，女方提出退婚，婚礼钱就要全部还给男方。男方提出退婚，就拿不到一分订婚礼金。两个人吵闹了几次，都不说退婚。

霞姐和旺哥结婚时，我还在济南上学。叔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回去，我借口学业太忙。给霞姐发了一条信息，说一些白头偕老，婚姻美满的祝福语。霞姐只是回信，说她抱着叔哭了很久。

放假回家，我才见到旺哥，递给我烟，不会抽。我敬他酒，喝不过他。他酒量真好，白酒能喝一二斤。霞姐在一旁劝他，不要喝酒啦，醉了又要发酒疯了。我再也不劝他酒，明白这是个酒疯子。

旺哥和霞姐去了济南，济南挂号不用彻夜排队。周末看望霞姐，她在出租房一个人守着孩子。霞姐告诉我，住处距离省医院有三站地，一个月房租只要二百元。医院附近单间一天就50元，住不起。

省儿童医院给的治疗方案就是运动疗法，定期给孩子做按摩，穿纠正鞋。孩子喜欢尖脚走路，一跳一跳的，让他双脚着地，就会哇哇大哭。他见到我买来的小玩具，也提不起兴致，叫“妈妈，回家”。是一口家乡腔，在济南听到家乡话，我心里会涌出一层毛茸茸的暖意。

“家明，咱们再过一周就回家。”依旧是一口家乡话。

我这才知道，孩子叫家明。

“旺哥回家了？”

“他死在网吧了，照样打游戏”。

我闭了嘴，不知道说什么。

霞姐也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要有话对我说。房间的空气干巴巴的，让我很不舒服。

“你可以借给我钱吗？”霞姐似乎如释负重地说。

“多少？”

“一千块，够我用一周的，明天就要交钱了。”

“好。”

“家明奶奶说给打钱，一张嘴就会说。你旺哥也不争气，天天就知道上网”。她对我发牢骚。

我知道霞姐的委屈和不平。我看着她着那双割过双眼皮的眼睛，眼睛大了，是为了流更多的眼泪？她的眼睛有些红肿，浮肿也开始爬上她的下眼睑处，霞姐老相了。我抱着家明和霞姐散步，她见到路边摊，去买五块钱一件的T恤。那双不再细腻的手，在衣服对立面翻飞衣物，就像是扬着一把清水。

后来，霞姐没钱了，回家了，像结婚前一样去了苏州电子厂。转眼她已经是为一个孩子四处奔波的母亲了。霞姐在电子厂上夜班。她算过账，一个月下来，比只上白班多挣一千块。

霞姐在电子厂挣了钱，又去了北京。我大学毕业，也去了北京。霞姐在儿童医院给儿子订购一双矫正鞋，一只就要一千多。霞姐说，原件都是美国进口的。我突然想起，那个瘸腿的阿甘穿的矫正鞋也是家明传的这种吗？

我带着家明和霞姐去了首都天安门。老乡老同学，只要是第一次去北京，他们都会希望去一趟天安门。经过重重安检，我带着霞姐去天安门拍了照，内心却已厌倦。这是霞姐第二次去北京，却也是她第一次看的天安门。

霞姐去同仁堂，两天之后才配到眼镜。霞姐问我，在北京能不能给她找份工作。

我问她，她希望做什么工作呢？

她说她不知道。

霞姐回家后，打电话加我微信，问我一个小学同学。我很久才想起来，原来是她。

霞姐告诉我，那位同学已经成为她老板了。

“你现在什么工作？”

“做幼教，给小娃娃上课”。

“家明都上小学了，你成不了他的老师了”。

霞姐告诉我，过段时间还要去北京，给家明换眼镜，估计挂号还是很难。

我问，“同仁医院也要挂号？”

“你忘了，我去年在那排队一晚上，最后还是没有拿到，花了三百块买的黄牛票”。

“家明欠你太多了”。

她回我，“哎，姐命苦，家明更苦。”

我不知道，在那些无眠的夜晚，看到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的北京城，霞姐和那些和她一样为了挂号一夜不眠的人，是怎样的心情。这个城市的繁华，她们看得见，却触摸不到。

我算了算，霞姐至少去北京三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