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29日7时,
全国新型肺炎个案确诊5515例,
目前患者数字仍呈现上升趋势。
(画面来源:林晨同学Hearing)
武汉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
和许多医护人员一样,
各大媒体从业者,
也第一时间“逆行”来到武汉,
展开新闻报道和追踪。采访对象肖像(左起):
敖慕麟、任江波、赵云飞、刘海川 一条采访了4名现时在武汉一线的媒体人,也有前新闻主编“临危受命”,
一个人扛起电视台一天的现场报道。
今天,我们能安坐家中,
全方位地掌握疫情资讯,
离不开他们在当地,
把一个又一个最新最有价值的消息,
从武汉传播到全世界。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阿玛蒂亚·森所说:
“新闻自由,
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
编辑莫竣威 江雁南赵云飞(图片来源:CGTN)
“陌生人的留言,让我意识到:我现在处在全世界新闻的最中心。”
赵云飞-英语记者从业3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我是1月19号到达武汉,正好是第二宗死亡案例公布的前后,到现在已经待了超过一周。
这一周以来,我是看着武汉城区的变化:从一开始大家没有什么防御措施,接着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直到钟南山出来说,病毒会人传人。第2天早上出门,我的天啊!几乎没有人不戴口罩,你不戴口罩就是一个异类。
包括我们去开记者会,全场记者都戴了口罩,很多眼熟的同行,我根本就认不出来谁是谁。
我们入住的酒店,门前有一条很热闹的小吃街。武汉人吃热干面、臭豆腐,都是用纸碗端着,一边走一边吃,吃完就把纸碗一扔;酒店刚入住的时候,里面还播贺年音乐。慢慢直到有死亡的案例出现,开始封城,市面就逐渐萧条起来。
报道团队在去直播连线的路上
在ICU采访,我们遇到好多案例:一个医生,他初八就要结婚了,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就得把婚期给延后;有一个护士,是个小姑娘。她说你别拍我,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告诉爸妈,我来了重症病房工作。
碰到了一对夫妻,丈夫他是ICU主任,妻子是发热病房的护士,他们在两个病房,很少见到,大年三十夫妻唯一一次见面,就是两个人给他们儿子,打了个电话,祝他新年快乐。
这个发热病房的护士谈到自己没有照顾好儿子,她就哭了。他们宣传部的人就跟我说,哭的这段别播出去,因为怕这会显得他们很懦弱。
但我的考虑是,我们都是人啊。当你在极度高风险和紧张的情况下工作,确实很容易崩溃。为什么不能呈现给观众?需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刚刚我就看到一条评论说,她妈妈就在重症病房里,因为一直不能进去探病,她一直没有看清医生们的正脸,只能听到他的声音。正好看到我的采访,她才终于知道,治疗她妈妈的医生主任是长什么样子。感谢我做了这样的报道。
我就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我的报道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现在处在全世界新闻的最中心。
多休息、多喝水,也不告诉家人。”
任江波-深度报道中心记者 从业6年红星新闻(四川)
1月20日,武汉的疫情变得严重,我曾经在武汉念大学,在那儿待过7年,也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那里,便主动向报社请缨。21日下午5时,我从成都出发前往武汉。
我是19年8月刚刚加入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的记者,再过一个月满30岁。 武汉封城后的24小时 (画面来源:林晨同学Hearing) 去武汉之前,我打电话给了我表姐,她在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当眼科医生,当时她告诉我情况已经不好了,据她了解,眼科医生都有感染的。由于发热门诊的人太多,他们的办公室也被征用,还跟我讲了一个被感染医生的事例。 我也和妈妈、老婆打电话交代了下。妈妈在湖北襄阳、老婆在湖北孝感。他们当然反对,但也知道我执意要去的是劝不住我的。我所有带的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和一个小挎包,带着换洗的内衣、电脑和采访本。当时知道武汉缺口罩,我就带了五六个PM2.5的口罩,这个可以反复多次使用。
另外带了五六包外科医用一次性的口罩,每包有十个。还有几盒奥司他韦,这个在成都也已经很难买到了。我吃了几天,后来都说这个只是防甲流的,其实没什么用。
我刚开始还是比较淡定的,判断当时的死亡率不是特别高,而且去世的都是七八十岁,并伴有其他并发症的老年患者。我觉得只要防护措施到位,并且休息充足、免疫力强,没有大碍,不用过分紧张。
刚抵达武汉的时候,武汉和我想象中差不多。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很了解这里的人。典型的“不信邪,不服周。”紧迫感还没有外地强(不服周,是湖北人说话的特色词汇,常用于不服气和不甘心的时候)。
21日抵达当天,同学来机场接我,我们一起吃饭,路上走,行人也没多少戴口罩的。最开始的两天采访,我们的防护措施也只是口罩。我们心里清楚这几天都是在风险最高的前线。我们尽量在医院不待太长时间,待一段时间就多出来透气。而金银潭医院作为隔离医院,记者是根本无法靠近的。
1月23日大年夜那天晚上,我在中南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休息室里,和医生护士们一起吃了年夜饭——就是盒饭和酸奶,并且用酸奶碰了个杯。除了日子特殊一点,其他都和平常正常值班一样。我也是回到酒店看网上的视频才知道,有些医院的医生因为高强度的工作,情绪崩溃嚎啕大哭。 休息室里的消毒做得很好,24小时的紫外线消毒,可以不用戴口罩和穿防护服。 在中南医院里,物资没有到匮乏的程度,但还是非常紧缺的。 防护服是一次性的,每天平均要消耗三套,口罩供应也很有限。“临危受命”的我
一个人顶一个团队敖慕麟-前新闻主编 从业7年
凤凰卫视 1月24号,现在我接受一条采访的位置,离这次疫情的核心区华南海鲜市场大概10分钟车程。 我是武汉本地人,这大半年我一直生活在这里。 其实2017年我已经离开了传媒行业,去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 我大学是读新闻的,之前在凤凰卫视做过记者和新闻主编。 这次能参与到疫情的报道中,对我来说很突然。 1月23日,也就是武汉开始封城那天,我是被前同事的来电叫醒。 虽然我在武汉,但封城的消息也是他们告诉我才知道的: 武汉今天开始公共交通暂停,飞机、火车出城的通道会陆续关闭。 封城后的武汉市面 这在我的印象中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前所未有。 因为公告在凌晨两点发出,很多人都在睡梦中,根本不知道。 那天还是工作日,有朋友早上还照常去上班,结果在途中被单位通知说赶紧回家休息。 9点半接到电话,凤凰卫视的同事说,10点钟的正点新闻直播,想跟我做电话连线报道。 对于封城,我完全来不及震惊和思考,接到电话以后穿上衣服就下楼了。 一个人用电话进行视像报道(画面来源:凤凰卫视)有很多朋友看到我在凤凰的报道,大家第一关心是我的身体状况。24号开始,台里面也陆续派采访团队过来了。理想、使命先不谈,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把我看到的以及我了解到的情况,能够及时地传递出去。
因为这种公开的、透明的信息流通也是防疫很关键的一步。“在武汉并没有太大的担忧,
毕竟去现场就是记者的天职。”刘海川-报道总监从业13年
界面新闻封城第一天,在武汉火车站看到的情景让我瞠目结舌。我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8年,我很熟悉这里,对这里也很有感情。武汉人是很热烈的,从他们说话时的大嗓门就看得出来。
但那天晚上9点多,火车站空空荡荡,陆续有火车抵达武汉,人们说话都很少,大家都很沉默,这极不符合武汉气质,而且所有人走路都非常急。
出租车也变得不一样,首先我坐的出租车不打表。你告诉他去哪儿,价格涨了两三倍。我们问他:“这么严重,为什么出来跑出租?”司机说,“都待在这儿了,出不出来都一样危险。”我瞬间觉得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了,处在一种惊惧的状态。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月28日,刘海川进入新型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
武汉金银潭医院进行采访我做了十多年的记者,过去多是跑法治、调查和特稿,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跑这种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武汉并没有太大的顾虑和担忧,毕竟去现场就是记者的天职。
但25日这天,我觉得我和同事心态都有了微妙的变化。就好像有点臆症,老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发烧,我每隔几十分钟就跑到酒店前台去测体温。
戴口罩是阻断呼吸道分泌物传播的有效手段。日常防护选择医用外科口罩就足够了。N95口罩的防病效果更好,但透气性差,呼吸阻力较大,不适合长时间佩戴。
戴口罩时,要将折面完全展开,将嘴、鼻、下颌完全包住,接着压紧鼻夹,使口罩与面部完全贴合。戴口罩前应洗手,过程中避免以手接触到口罩内部。
二、勤洗手
在餐前、如厕后、外出回家、接触垃圾、抚摸动物后,要记得洗手。 洗手时,要注意用流动水和使用洗手液或肥皂,揉搓的时间不少于 20 秒。 打喷嚏或咳嗽时注意用纸巾或手臂遮盖口鼻。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被证实可通过接触传播,有人提出需要戴手套。 相关专家回答: 一般在外环境中接触病毒是有限的,勤洗手就可以了。四、避免出门
避免到人流密集的场所,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和人多聚集的地方,如需出门,请佩戴口罩。 疫情正在发生,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请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共同迎接胜利的那一天。向所有在一线辛勤采访的新闻工作者致敬!
封面图片来源:林晨同学Hearing
部分图片由赵云飞、任江波、敖慕麟、刘海川提供
防护资料参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读本》
疫情依然严峻,针对以下人群,
我们正在寻找采访对象!
#我在疫情一线#
不论是您是在湖北还是全国其他地区,只要您是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后勤补给人员、记者、患者或患者家属,我们希望听到您的见闻和最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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